张静: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

——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 次 更新时间:2019-06-26 16: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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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四十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回应:中国的社会变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借以互换或共享资源,宏观上降低了大范围冲突的聚集联合。另一方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也是执政之社会基础能够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作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这种基础性结构关系的作用,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而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且无法发生适应性改变的相互破坏关系,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共存的原因。这一补充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多重路径: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的正面冲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突的“名实分离”方式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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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个世纪中,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社会变革。变革时期的一个常见现象,是社会冲突大幅度上升。研究者发现,在一些国家,社会冲突没有威胁到变革中新秩序的形成,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处于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当中。怎样解释这种差别现象,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而中国历时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使政治社会学有机会目睹并寻求解答。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加速时期。在乡村,土地承包制得到全面推行;在城镇,企业兼并、转轨改制广泛开展,经济改革引发的一系列变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到社会组织和制度层次。经济改革从前期的零散摸索,向相互关联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个系统的基本方向:扩大市场经济的比重,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力量。这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个人和组织各尽所能,纷纷投入到“致富”的行列中。

   改革的结果令人瞩目: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部门所有制构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公有制部门的就业人口,还占到城镇人口的70%以上,而1997-2003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比例下降到30%以下。从1992年到2016年,中国城市中的私营企业主和投资人,由13.6万人上升至2229万人。民营经济作为一种补充形式活跃兴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社会财富的增加速度:中国家庭可支配的财产——城市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从1996年不到一半,上升到2005年的78.2%,从2011年的79.9%,上升到2015年的86.6%;到2015年,有14.12%的城镇家庭拥有第二套住房,13.3%的城镇家庭拥有金融资产①。毫无疑问,中国在不长的40年中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国际学界在承认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充满分歧。争议源于若干未解之惑,人们发现似乎相悖的事实: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上升,这似乎符合快速变革与冲突同步的常规变迁现象;而另一方面,和其他变革社会相比较,这些常态似乎没有显现同一结果。比如,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减缓了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削弱了社会向心力,瓦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架构,维系体制的社会基础出现快速收缩。但在中国,这一社会基础的基本成分,却从较为单一的“无产者”群体,扩展到多种类别,包括新兴经济中涌现的大大小小有产者群体。对此,一些曾经对中国前景抱悲观态度,预言它将会面临“危机崩溃”的学者也承认,对于中国体制为何出现“韧性”“所知甚少”,还有“太多的研究要做”(A.J.Nathan,2007)。②

   这一问题,激发了政治社会学对变革研究的活跃,参与的学者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甚至历史学,他们从不同的训练背景出发,希望对这一问题做出学术反响:在中国,变革四十年出现了大量社会矛盾,触发了各种群体利益不平衡,但为何没有出现强大的对抗改革的社会力量?为什么在变革中,中国社会保持了基本的内聚力?它是如何保持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在不少国家的变革期发生,它们导致一些执政权威结束了政治生命,但为何中国执政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仍得到扩展?对于变革与秩序基本关系的解释理论,中国实践能够提供什么新的知识?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一些被称为“新”的分析框架,发挥了重要的方法论影响。它们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结构(韦伯),体制现代化与瓦解(艾森斯塔德);社会转型的动力(泽林尼),国家与社会关系(倪志伟,魏昂德),团体冲突与结构整合(施密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变迁与制度革新(亨廷顿)。这些研究十分重视现代性的生长、资源流动、结构关系、利益组织化、控制权变化等要素的变化,对于变迁秩序的意义,深深形塑了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量的研究是运用上述框架,来解析中国变革的动力和特点,希望通过对照有关变革的常规知识,发现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特征。

  

   一、变革的动力、方向及特点

  

   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及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它获得了持续性的动力?这是九十年代政治社会学研究首先聚焦的问题。

   (一)社会变革的特征

   对于政治社会学而言,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一场有方向的社会转型:一些新的组织类别、社会身份及关系结构出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经历着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重组③。这一重组的基本方向,是从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组织体制中,生长出了资源分配的市场组织体系。社会学者对这一变迁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结构和财产支配关系的历史性进步。这些进步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开始出现,这包括财产、资本和人力资源。它们从相对受限的固定分配形态,部分转向受限更低的市场流动形态④。大量的人从定居职业进入自我选择的流动职业,务农者变为务工者,各种新型职场从业者出现:自雇业主及合伙创业者、网商和独立零售户、房地产开发及租赁组织、市场经纪人、物流业主及雇工、金融股市、证券分析、第三方认证、商业智库、电子游戏业、旅行健身业、电子传媒平台,等等。他们广泛分布于民商企业和社会服务业,涉及商业金融、法律服务、社会教育……多个从前无法进入的领域。原有社会中很少、甚至基本不存在的行业,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城镇工作人口。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全社会得到空前提升。

   其次,普通人面对的机会结构出现分化,从较为单一的发展机会向多元机会发展。这可以解释中国为何相继出现下海潮、进外企潮、出国潮、考公务员潮以及进国企潮。这些“潮流”分别反映了人们利用体制内外不同制度资源的行为。原因在于这两个体系的资源控制和分配机制不同:前者有较多的等级分配、垄断和保护特点,后者则有较多的交易灵活性,通过优胜劣汰获得竞争优势;前者的资源来源主要靠组织计划供给,后者则必须靠市场绩效竞争;前者可以依靠组织庇护和特殊政策,后者得依靠奋斗去发展市场和人脉;用社会学的概念说,单一机会结构中主要遵循的是继承机制,而多元机会结构中则盛行自致机制。⑤

   第三,劳动者地位获得的模式开始变化:从主要依靠政治表现和组织分配,到越来越多地依靠知识和能力;从主要根据资历排序,到越来越多地根据自身努力和贡献。将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中,通过人力资本获得的回报出现了上升趋势,大量没有其他地位优势的普通人,通过个人的市场能力获得了地位上升。这一模式的变化,孕育了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多数劳动者看到,绩效竞争给个人能力带来更多的发挥机会,所以有关的变化受到中国受访者的普遍欢迎。⑥

   用政治社会学的眼光看,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并非仅仅是经济革命,它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组织和结构分化,从而改变了社会关系,更是一场政治革命——释放选择、机会、权益和资源,从而改变了权利关系。虽然社会受益程度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尚无法令所有人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多数人从这场社会变革中受益,他们欢迎改革中出现的新型价值原则,这是改革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具有持续动力的基本原因。

   (二)路径依赖

   上述常规特征与其他变迁社会的理论描述相似,但尚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性所在。因为中国出现了不同于转型理论预测的后果:相对于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在社会地位上升中的作用并没有出现超越性优势。如何解释这一点?社会学者发现转型理论低估了变革对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路径依赖”。这些组织历史上的资源获取和分配模式,不仅参与了竞争,出现了新的形态,而且在变革中发挥着影响。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分配通过国家科层组织按照企事业单位的等级系统进行再分配,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人、财、物在一定程度上由单位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享有和使用资源的主体不完全是个人,还有个人所在的组织单位,因而单位的地位和级别,仍然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对资源分配的效力。学者对于上海案例的定量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这个时段,中国大城市中文凭和政治资本都是社会地位的主要基础。⑦在人们的收入分配中,行业部门的地位(而不完全是个人能力)起到了更大的决定性作用:

   1988年……行业部门变量(对于收入)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到了1995年,行业部门变量的作用不仅变得显著了,而且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它在几个比较重要的“非基本工资收入”中,位于决定因素第四,排在城市、性别和所有制类型之后,但排在教育水平、职业和自立等大多数因素之前。这说明,在国家规定的薪水和基本工资之外,一种分割群体的类型——行业部门——决定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不断增加。⑧

   显然,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有现象是,普通人的社会地位受到已经制度化的组织身份影响,这一点使很多现象呈现变异。比如,社会的收入差异,与所有制类型和行业部门显著相关⑨;人们的家庭收入不一定仅仅来自工资,“美国的穷人没有任何财产,而中国的穷人没钱却可能有房产”⑩;这意味着,人们的财产拥有及变化情况,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劳动能力,它们在部分、甚至很大程度上与其从前所在的组织身份有关。曾在单位分配有房、村庄分配有土地的人,通过市场交易和用途转换,具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大增。随着临近城市或铁道公路的房产价值不断提升,人们的收益差异逐渐拉大,而这些财产的拥有者,实际上来自他们原先和体制内组织的历史关系。

   利用2010年至2012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比较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对家庭财富存量和增量积累的作用,(我们发现)全国有64.8%的家庭财产都有增长,35.2%的家庭财产未变动或减少。而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发生了增长的比例为71%,高出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5个百分点。同时,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增长比例达到36%,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的增长幅度(30%)。(11)

显然,改革前后的“新旧”身份和组织状况,共同创造了社会群体的分类差异。其中特别关键的,是社会身份“新”等级的再造,除了经济收入,更有资源利用资格和已经制度化的组织关联作用。比如体制内外职工养老金体系的差异,是一种结构变迁和政策运行的宏观结果,并非完全可以经由个人或机构努力,或者单纯的收入提升来改善。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它基本上局限于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及农民工群体尚未被纳入。截至2009年末,中国有50%以上的从业者,没有为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所覆盖,60岁及以上老人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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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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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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