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

——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 次 更新时间:2019-06-26 16: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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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进入专栏)  
约一半没有任何养老金。(12)这些由于组织和制度差异导致的身份类别,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现象。

   (三)组织资格与地位差异

   上述现象给政治社会学提出了新问题,研究者认识到,利用资源的资格优势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和社会的组织结构状况有关,社会不平等不完全由经济竞争导致,而是可能由制度环境导致。比如,对于公共(国家)资源的利用资格,体制内的普通劳动者,有时比体制外的高级管理人员优势更多。为何会如此?因为不同组织和国家中心体制的制度化关联不同,这导致不同组织中的人实现权益的渠道和效能不同。(13)如果特别注意制度运行的实践机制,而非它的“理论”预测,就不难发现,组织关联和社会地位差异的关系。

   中国社会组织间关联的行政架构,是1949年的社会重组奠定的,这个组织在资源分配方面设置的等级架构,形成了今天社会的代表系统、信息传递通道、利益表达路径及资源要求配置的制度性基础。比如,各类社会“代表”的产生渠道,主要是通过体制内的组织推荐,代表分布(名额)和组织系统和地位有关。显然,这些代表并非是代表个人或者自发的群体,而是代表职业、单位、地区或者工作组织。这样,体制内组织和变革中新生长出来的体制外组织,虽然看上去名称相似,但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组织化等级体系中。不在体制内的组织系统,或者尚未纳入这一系统的组织,其信息传递、利益表达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化通道,就会明显少于前者。(14)比如,“那些在党政机关单位工作的人,比没有单位的人,解决个人问题的能力高8.5倍”。(15)

   作为一种制度环境,这一差别影响着体制外人员和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营、外企、自雇者、创业者、新型的经济机构——这些职业处于体制外的位置,缺少与行政体制的结构关联,而各种竞争机会、资源分配及财政政策的受益链,主要沿着公务系统或是与其有关联的部门伸延,由此加剧了利益获得机会结构的不平衡(16)。这可以解释,为何众多社团组织,不愿意脱离对挂靠单位的依赖(17),而体制外的企事业组织,也不得不以更大的竞争,付出更多的费用,甚至是通过贿赂,建立非正式的政治关联,来争取机会和保护。这些活动的广泛出现,推动了民营商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资源交易,结果不是瓦解和削弱,而是继续巩固了再分配权力。

   从整个社会体系看,上述情况预示着,经过四十年经济改革,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化结构业已出现:在体制内,经由单位的社会政治职能,把社会成员组织进国家公共体系中;在体制外,大量的社会个体没有组织渠道连接国家体系的结构身份,而后者吸纳的18-69岁就业人口,目前已经在城镇就业中占比82.6%。(18)20世纪90年代事业机关的人到体制外下海经商,挣钱更多,但还是感觉地位“掉价”了不少。这不是指级别高低,而是和公共体系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方便使用制度化的组织通道之身份。

   上述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以中国的证据对转型理论作出部分修正。沿着泽列尼和倪志伟的预测走向,结论必然是,再分配经济中的身份差异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得到大幅度削弱。但中国的经验现象,没有支持这一结论。是哪些特有的条件使情况发生变异?基于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入认识,政治社会学研究提供给转型研究的新证据,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化条件产生的影响:它可能改变转型理论预测的变革趋势,造就新的身份差异。这说明,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仅是收入、财富和生活方式问题,它还与已经制度化的特有组织结构有关。这些组织结构的作用,影响着社会再分层化的新结果。所以社会学者提示,在中国,“应当注重单位地位,而不仅仅是职业地位”。(19)

  

   二、社会变革的稳定性来源

  

   中国的社会变革,吸引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另一问题是有关变革秩序的稳定性来源,这就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为何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研究,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给出一个理论解答:当制度化(合法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并且大幅度提高了社会预期时,社会动荡就会发生(20)。社会冲突和动荡,被认为是高速变化社会的必要成本,90年代中期前后在很多国家出现。中国的制度化进展也明显相对滞后,但为何结果出现了例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黎安友试图解释这种“韧性”现象,沿着亨廷顿的思路,他列举了中国几项政府组织的改进——规范政府行为的约束增加;人事晋升能力标准的制度化;吸纳不同团体、促进组织功能的专业化发展;等等。他认为,是这些制度的演进,增强了威权体制适应社会变革的弹性。(21)

   这种解释的“进步”之处,在于从制度基本不变的旧假设,转变为注意“制度的适应性变化”方面,这些适应性变化是在不经意中逐渐发生的。和从前相比,适应性变化往往是非正式的,不容易呈现新与旧的确定分界线,但并非没有重要意义。

   政府组织的正式“制度化”发展当然值得注意,但仅以此作为解释变量,显然还不能使政治社会学者感到满足,因为政治社会学更关注那些非个人、非预期、具有长程、系统性特点的基础性变迁,只有这样的变化,才可能具有结构和组织上的难以逆转意义。所以,不同于合乎法律条文或者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证明“合法性”来源的做法,政治社会学者的着力点在于探索社会认受性:认识那些并非主观刻意、却在客观上“支撑”着体制的社会基础,为何它没有被高速的社会变革所削弱。因为体制的合法性支撑,不仅来自法律条文的规定,或知识精英的评判、或主流意识形态的阐明,更关键的,在于广泛的社会实践之非预期后果。所以,不能只看书面条文“怎样说”,必须深入到地方的实践过程,从人们“怎样做”中寻找答案。

   政治社会学研究发现,和其他转型国家出现的情况类似,中国的高速变革也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矛盾的积累,甚至“社会断裂”(22),它们侵蚀着社会向心力的凝聚。但是这些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变革的大局,原因是存在着其他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中和平衡作用。这些发展,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阐明。

   (一)发展型意识形态

   1992年,邓小平南行推动了以经济发展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进程,以利益效能为基础(而不是仅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构建社会秩序的共识,逐渐深入人心,得到全面建立。对财富进行合理追求与积累,以经济发展为工作中心,在社会各界引起积极反响。“在改革之前,中国被看作一个依凭政治建构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依据,依靠主要领导人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认知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武器来实现”。(23)但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逻辑。

   新秩序的共识性基础,依赖社会上下对发展型意识形态积极接受,“发展是一个硬道理”成为人们的奋斗指南。各级政府的角色也随即转向推动和实施经济建设,一种独特的干部激励模式——晋升锦标赛在各个地方出现。地方GDP,也可以是地区收入,招商引资,出口创汇,脱贫摘帽,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等,都可能被指定为绩效指标,成为衡量工作成就的依据。经济发展作为最直观有力的政绩指标,成为干部提拔晋升的主要参考。辅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其他人事标准,设定学历、任期和年龄限制,下管一级管理等纷纷出现,干部通过经济成就获得晋升的速度加快。为了推动绩效判定,在地方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专项考评的组织机构。有两类基本的考核目标:发展目标和工作目标,前者包括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和发展潜力——三大类的34个指标,后者包括年度重大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整改情况(24)。组织考评涉及几乎所有基层行政部门,每年定期举行,考评结果可以影响到单位和个人的奖金及项目申请、资源发放的排序。让仕途与经济绩效挂钩,将官员的晋升利益进一步和国家发展的目标关联起来,(25)这全面推动了基层政府按照发展的意图行动,解决了由上而下的监督和激励难题。

   发展型意识形态与社会“甩掉穷帽子”的热望不谋而合。随着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企业家群体和政府的合作得到广泛发展。政商互助互利变得实际上正当。一个新现象出现了,当企业取得一定规模时,部分民营企业家开始进入体制内,争取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位置,以求保护财产安全,同时获得特殊政策和信息,以帮助开拓市场。政府部门也主动吸纳他们的代表,这种合作和发展型共识,客观上推动了执政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展:由单个的无产者群体,扩展到多个有产者群体,从而使得转型中国“避免了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动荡”。(26)

   (二)绕过障碍

   实践中的做事原则正在改变,但由于正式制度的变化相对滞后,所以上述合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寻找各种方法,规避制度障碍。大量绕过障碍的实践催化的“创新行为”,在地方层面广泛发生:通过嫁接的方式,让新的做法绕过现有制度,或者以因地制宜的理由,让正式制度适应地方需要。这些实践所采用的规则不同于正规制度,但普遍得到行动者的承认,它们并不直接挑战现存制度,而是“将现有的制度运用于新的或其它目的”(27)。

   有关的创新源于政府与经济行动者在具体实践上的互动(28),它们往往发生于相关方面都拥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二者都可以获益,灵活的安排就可能超越现有正式制度的监管(29)。显然,没有以共享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和平的互动是不可能的(30)。这些互动过程创造出大量灵活性,它们绕过制约,克服障碍,客观上降低了经济活动和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这样的做法普遍发生,成为人人接受的常态,就可以在不危及正式制度的情况下,让正式规则在实践中的作用,“实际上发生了变化”。(31)

   对社会冲突的处理也遵循了这一模式,学者称之为“二元整合秩序”,即,在保留原秩序的形式下,实施新的行动规则,以降低实际规则变革的冲突性。学者通过集体与个人财产纠纷案的法律解决过程,发现了基层社会秩序达成的途径:先基于规定和红头文件,确认集体产权的正当所属,而后又基于民间公正观,就实际财产的分配进行调解,将多数赔偿款分配给实际投资一方,最终达成当事各方的同意。在法院的判决中,延续了正式制度承认的公优先于私原则:确认村集体组织(而非私人投资者)为产权人,他们作为财产所有者,而非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活动。但在涉及财产赔付的实际利益时,法院调解又根据市场原则——谁投资谁获益——进行了分配。如果没有这样看似“矛盾”的处理,不可能产生双方同意的秩序。法院的处理将产权归属问题和利益补偿问题分开,显示出基于双重原则的秩序达成方式:它由权利声称和利益分配两个层次组成。前者的作用是合法化正式的制度结构,后者的作用则是达成社会成员的同意。(32)

   这样做,实际上没有否定正式制度的规定,又在操作上承认和维护了产权人的利益。这类实践广泛存在的意外结果,是法院从声称保护公有产权的角色,转变为可以保护私人产权的角色。这一变化的本质,是国家角色(并非主动或有意识地)从代表单一群体,变成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中性调停者:它不总是保护某一方,而是在不同的群体间协调平衡,以中和各方由于机会、权利、利益和资源差异,由于不平等、垄断体制、竞争不充分等原因产生的对立。国家的这一新角色及其与社会的新关系,使之能够摆脱仅代表单一集团而容易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对立位置。

   (三)绩效合法性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为大众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在现代社会,国家所需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教育供给、经济发展、养老保障、医疗卫生、交通、治安、法律、环保、国土安全、道德表率,等等。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能力,是国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源自国家为大众提供公共物的能力,这个国家的统治基于的(就)是绩效合法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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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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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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