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略论滇西北的民族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19-06-26 12: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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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从滇西北各民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友好交往,宗教、艺术、民俗、语言和工艺等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诸方面论述了滇西北多民族和睦共处、和谐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多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相互学习是促进滇西北经济繁荣 推动当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滇西北 民族关系 经济 和谐发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云南省是中国民族最主要的分布地区之一,也是民族种类最多的一个省份。滇西北(主要指丽江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无论从自然和人文地理上讲,在云南、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滇西北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至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喜马拉雅山东坡的横断山区域,国内外学者经过多年仔细的调研,认为滇西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10个地区之一,也是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滇西北的民族文化丰富性、多样性亦构成了该地区的突出特色,为世界所瞩目,产生了丽江古城这样在中国古城中首开先例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明瑰宝。目前国内外不少专家又正为申报滇西北“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世界自然遗产”而努力。而且,将滇西北建成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国家公园”的呼声在国际上也很高,目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致力于进行“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建设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的大规模合作也是突出的一个例子。

  

   历史上,滇西北是滇川藏3省(区)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备受国际学术文化界重视的“喜马拉雅周边文化带”的重要区域。该地区有纳西、藏、傈僳、白、彝、回、普米、怒、独龙、苗等10多种民族,其中独龙、怒这两个民族除少数分布于与怒江接壤的缅甸境内之外,是滇西北独有的世居民族,纳西族、傈僳族、普米族的绝大多数分布在滇西北。滇西北有2个自治州,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4个自治县,即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自治县。

  

   滇西北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要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滇川藏周边各民族相互间频繁地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因此,无论在各民族成份的构成上,还是在宗教、民俗、衣食住行、歌舞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既保留各自的特色,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熔铸出滇西北各民族文化特有的宽容开放精神。在历史上,由于受封建中央王朝特定边疆民族政策的影响,以及基于各民族统治者之间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些矛盾,有的民族之间也产生过一些冲突,但从总体而言,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是滇西北各民族关系的主调。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民族和睦局面,促成了滇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并存,没有被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同化”,即使在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成为滇西北霸主、权倾滇川藏接壤地区之时,也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而是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如木氏土司在统治今迪庆州和四川巴塘、理塘等藏区时,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持和弘扬便是典型的例子。

  

   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1979年以后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克服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思想和政策,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这一大前提,是进一步促成当前滇西北各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关键因素。

  

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友好交往


   滇西北纳西、藏、彝、白、傈僳、普米、怒、独龙等族都是藏缅语族族群,与西北的氏羌族群有渊源关系。这种同源共祖的历史奠定了各民族之间唇齿相依、友好相处的客观条件,并在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在分化和融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形成同区域交错杂居、聚居而相安无事(除了过去因各种历史原因而产生过的一些短期民族纠纷)的格局,也是这种友好关系的反映。

  

   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3兄弟,彝族古老的故事《居木乌乌》中说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藏族传说《萨当汉·松诺罗丹》的故事,把丽江木氏土司称为萨当汉,即“丽江王”,他的藏语法名是“松诺罗丹”,意为“福柞永盛”,这些传说都反映了滇西北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土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多民族集合体南诏政权的历史,是滇西北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统一的反映。从古至今,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者很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传统。历史上,汉族和汉文化对滇西北各民族的影响很大,白族即僰人与到滇的汉人融汇而成的民族,南诏、大理国的整套典章礼制深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明代为滇西北霸主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广采博纳汉族文化,大量引进中原汉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其统治区域的经济、建筑、医药、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等的长足发展。各个时期的汉族移民与滇西北各民族在城乡杂居,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很多汉族也入乡随俗,学会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固然,在历史上,滇西北一些民族之间也有过因封建中央王朝的政策以及民族上层利益导致的冲突和纷争,但各民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是一直存在的。南诏统治者曾与吐蕃联盟抗唐,后又联合唐朝军队击败吐蕃,唐代磨些与吐蕃之间既有争夺盐池之战,这段历史纠葛形成藏族著名的神话诗史《格萨尔传奇·姜岭之战》的历史背景,但唐代磨些和吐蕃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与磨些酋长之间建立姻亲关系。

  

   据唐代《蛮书》等记载,铁桥(在今丽江塔城)上下的吐蕃与磨些等族民众之间的牛羊等商贸交往十分频繁。明代,中央土朝推行“以蛮攻蛮”的政策,扶持纳西族木氏土司,认为木氏土司“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藩”。木氏土司在明土朝扶持下多次出兵与藏族土司交战,其势力远达滇川藏三地藏族地区,战争给藏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木氏土司在促进藏族地区的佛教和经济的繁荣方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如土司木增在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主持刊印“丽江一一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广建藏传佛教庙宇,推广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好感。在滇西北,既有称为“磨些古宗”的藏族,也有称为“藏纳西”的纳西族,反映了两族的相互融合和密切的关系。

  

   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有悠久的历史,遐迩闻名的“茶马古道”即是滇西北各民族长期进行贸易而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商业通道。历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洱源鱼潭会、鹤庆松桂会、兰坪营盘街、丽江三月龙土庙会、七月骡马会等,都是滇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集市和物资交流会。清代和民国年间,藏族、白族商人纷纷在丽江开商号,纳西族商人也在中甸、德钦等地设立很多商号。纳西族、白族商人深入到傈僳、怒、独龙族的居住区域经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流。在“茶马古道”上,滇西北纳西、藏族商人还齐心协力修桥筑路,促进这条滇藏贸易通道的繁荣。如位于德钦县澜沧江上的云南进西藏重要渡口溜筒江铁索桥是由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在1946年倡导并出资、得到迪庆藏族商人马铸材等的积极响应而修建成的,此桥建成后,改变了过去这里只能用溜索渡江、危险异常、人畜渡江辛苦万分的原始状况,极大地促进了“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

  

   历史上,丽江古城是滇藏贸易的重镇和中印贸易的枢纽。悠悠岁月中,古城迎来送往各民族的客商,藏族马帮是古城的常客。由于“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丽江古城中产生了不少为藏族商人而设的马店,辟出了专门的卖草场,古城很多纳西人会讲一口流利的藏语。古城中并产生了不少主要与藏人作生意、走拉萨、跑印度、生意越做越大的商人,他们被称为“藏客”,在藏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为古城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丽江古城和束河等一些历史上与藏族有着长期的商贸往来的村镇中,有不少纳西人与藏族人通婚,有的纳西人远赴藏区定居,不少藏族人落籍于丽江乡镇,双方后裔还常走亲认亲,笔者在近年来的调查中,了解到这种纳藏两族间的亲戚交往现在比过去更为频繁和密切。

  

   大研古城是天天开市,每天,来自远近各地的白、汉、彝、傈僳、普米等族农民、商贩带着各种山货特产到古城上市,买回自己的生活用品,各民族在长期的集市贸易中建立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滇西北重镇丽江,过去还有一种各民族共同齐心协力管理社区山林和水资源的习俗。据笔者调查,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丽江一些乡村,村民采取了一种请异族人来管理山林和水资源的办法,如丽江县白沙乡的束河(今龙泉行政村)的仁里村、文明村、松云村都曾请藏族人当管山员。这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外来人亲属关系单纯,在管山中不会受到原住民那样复杂的社区亲属关系的制约:二是纳西人历来认为藏族人性情耿直、豪爽,能忠心耿耿地保护集体利益。其他如拉市乡、黄山乡等地的一些村子也采取过这种请藏族或傈僳族等族人来管山林的方式。

  

二、各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在长期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滇西北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影响中发展。比如宗教信仰,滇西北不少民族中都是本土和外来宗教并存,如纳西族,既普遍信仰自己的本土宗教东巴教和民间巫术,同时远至唐时始就将吐蕃的苯教文化内容吸纳到自己的本土宗教中来,后又将一些藏传佛教、汉族道教的文化吸收到东巴教中,形成了东巴教这种以纳西本土文化为主,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独特的民族宗教形态。明代,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的积极倡导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白教派)在今丽江、维西、迪庆纳西族和藏族地区得到蓬勃发展,该教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和十世活佛先后到丽江,促进了藏传佛教噶举教派在滇西北的繁荣。产生了著名的噶举派“滇西十三大寺”,其中有在明代就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藏传佛教信徒中有广泛影响的“香格里牟波喇嘛寺”(即十世班禅大师为之题写“香格格措里”寺名的丽江文峰寺)和作为统管滇西北13大寺以及四川稻城等两个噶举派寺庙的活佛住锡的指云寺,在民国年间产生了圣露活佛这样闻名全国的高僧。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永宁得到发展,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正式建立了著名的黄教扎美戈寺,纳日(摩梭)人普遍信仰黄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也在明代传入滇西北纳西族地区,明代纳西土司木增花巨资在全国佛教圣地之一鸡足山上捐盖了规模最大的寺庙一一悉檀寺,并得到明熹宗“祝国悉檀寺”的赐名。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儿乎都有一个或几个汉传佛教寺庙。出现了妙明、正修、谛闻等省内外知名的高僧。道教在明清时期就在纳西族中广泛传播,出现了很多道观和道教洞经会。佛教道教传入纳西族地区后,与纳西族的本土东巴教和民间巫术一起在民间流行,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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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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