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实践哲学乃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终极旨归

——《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文集》编译前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5 18: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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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莱布尼茨的这一表达其乐观主义态度的名句在《单子论》中却并未出现。最后,虽然《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的第四部分(11—18节)与《单子论》的第四部分讲的都是两个和谐,亦即它们都既讲了自然领域动力因与目的因的和谐一致,又讲了自然的物理领域与恩典的道德领域的和谐一致,但《单子论》对两个和谐的论述,尤其是对自然的物理领域与恩典的道德领域的和谐的论述要详尽得多。尽管《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对自然的物理领域与恩典的道德领域的和谐的论述以理性灵魂对简朴灵魂,甚至对动物灵魂的优越性的长篇论述(这些内容在《单子论》中主要是放在“单子的等级”这一部分予以考察的)作为铺垫,但对自然的物理领域与恩典的道德领域的和谐的直接论述(主要集中在《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第15节这一节)却着墨甚少(充其量也只有从第15节到第18节这样4节的篇幅)。

   至于《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通信》(1714—1715),无论从具体内容看还是从论证细节看,都不能与《理由原则的形而上学推论》(1712)和《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1714)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单子论》相提并论。我们之所以将其放在“单子主义:形而上学的进一步系统化”这一系列之中,主要着眼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的宏观设计和逻辑框架。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思想虽然十分丰富,但倘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划分模式将其区分为两大块,这就是思辨部分(思辨哲学)和实践部分(实践哲学)。而在这两个部分中,尽管莱布尼茨在思辨部分(思辨哲学)下了不小的功夫,但其旨趣却在于实践部分(实践哲学),在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早在1678年,当莱布尼茨筹划“综合科学”、进行宏观设计时,就表明他的综合科学或整个百科全书式研究的终极指向在于社会实践层面,在于“公共利益的提升”。他写道:“所有这些事情都互相关联,并必须被引向同一个目标:上帝的荣耀与凭借有益的工作与美妙的发现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提升。”[18]后来,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当谈到他的哲学与洛克哲学的区别时,又声称洛克“对思辨哲学较为亲近”,而他“却更多地倾向于道德学”。[19]莱布尼茨的这一理论取向在他致沃尔夫的信件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因为莱布尼茨在这些信件中虽然讨论的主题是他的“完满性”概念,但他却不仅将完满性理解为“本质的等级”和“积极实在的等级”,理解为“规则”、“秩序”和“和谐一致”,而且还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乎你我他的人格、“快乐”、“愉悦”和“幸福”,这就意味着他在这里是在用他的思辨概念来阐释并服务他的道德哲学。沃尔夫在其于1715年5月4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件中写道:“我需要用完满性概念来处理道德问题。因为当我看到一些行为趋向于我们的完满性和他人的完满性时,而另一些行为却趋向于我们的不完满性和他人的不完满性,完满性的感觉唤起某种快乐(voluptas),而不完满性的感觉则引起某种不快(nausea)。各种情感(affectus)则无非是这种快乐和不快的变形,但凭借这些情感,心灵到最后便有意或无意于某种行为。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自然义务的根源。”由此看来,用思辨哲学阐释并服务于道德哲学,实在是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一个共识。[20]而无论是《单子论》,还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1714)都无一不充分体现了莱布尼茨的这一致思路线。因为它们无一不是从“单纯实体”(单子)学说始而又以“恩典王国”或“上帝城邦”终。《理由原则的形而上学推论》(1712)虽然以阐释“推论的基本原则”开始,但至少从第7节开始,便进入了《单子论》和《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与神恩的原则》的逻辑程序和论证节律。

  

   五、空间理论的形而上学意蕴

  

   本文集的最后一部著作《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记载的是莱布尼茨和克拉克在1715—1716年间围绕着牛顿的空间观所开展的论战。

   我们知道,牛顿虽然将空间区分为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但其强调的则是空间的绝对性,亦即空间与外界事物的无关性。他写道:“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分或者量度。我们的感官通过绝对空间对其他物体的位置而确定了它,并且通常把它当作不动的空间看待。如相对于地球而言的地下、大气,或天体等空间都是这样来确定的。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在形状上和大小上都相同,但在数字上并不总是保持一样。因为,例如当地球运动时,一个相对于地球总是保持不变的大气空间,将在一个时间是大气所流入的绝对空间的一个部分,而在另一时间将是绝对空间的另一部分,所以从绝对意义上来了解,它总是在不断变化的。”[21]莱布尼茨则坚决反对牛顿的这样一种完全脱离物质事物而存在的绝对空间。他强调说:“我不相信有什么没有物质的空间。人们说成虚空的那些实验,如跟着托里坼利用那水银柱的玻璃管的空隙,以及跟着盖利克用唧筒做的实验,都无非是排除了粗大的物质而已。因为那些光线,也并不是没有某种精细的物质,它们就穿过玻璃进去了。”[22]但莱布尼茨也没有因其否认虚空(即空的空间)的存在,而像笛卡尔那样,把物质与空间混为一谈。他写道:“我并没有说物质和空间是一个东西,我只是说没有什么空间是没有物质的,以及空间本身不是一种绝对实在。空间和物质的区别就像时间和运动的区别一样。可是,这些东西虽有区别,却是不可分离的。”[23]莱布尼茨在批判牛顿和笛卡尔空间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空间观。他在“第三封信”(1716年2月25日)中写道:“至于我,已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我把空间看作某种纯粹相对的东西,就像时间一样;看作一种并存的秩序,正如时间是一种接续的秩序一样。因为以可能性来说,空间标志着同时存在的事物的一种秩序,只要这些事物一起存在,而不必涉及它们特殊的存在方式;当我们看到几件事物在一起时,我们就察觉到事物彼此之间的这种秩序。”[24]

   倘若事情到此为止,则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论战便只具有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的意义,则我们将《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收入《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文集》便失去了理据。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莱布尼茨在与克拉克的论战中并不只是从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的角度审视空间问题,而是进而从本体论高度或形而上学的高度来审视空间问题的。在莱布尼茨看来,空间问题不仅与他的前定和谐系统密切相关,而且与他的充足理由原则和不可分辨者的统一性原则也密切相关。而且,莱布尼茨在《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中所突出和强调的正是他的空间理论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意蕴。

   首先,在莱布尼茨看来,空间问题与他的前定和谐系统密切相关。既然对莱布尼茨说来,空间并非像牛顿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不依赖物体而存在的绝对永恒的存在,而只不过是物体并存的一种秩序,这就有利于依照理性和机械原理来解释物体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有利于藉理性来解释实体之间的前定和谐。相反,倘若按照牛顿的理解,空间是一种不依赖物体而存在的绝对实在,是一种空的空间,则我们便既无法理性地解释物体的自身运动,也无法理性地解释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只能像笛卡尔派那样,藉“奇迹”或藉上帝随时随地的直接“介入”或“干预”来解释物体的自身运动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牛顿之所以藉“超距作用”来解释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在是他错误的空间理论的一个在所难免的结果。[25]而且,牛顿的空间理论也势必有损于上帝的尊严,因为他的空间理论势必将万能的上帝弄成了一个“撇脚的钟表匠”,弄成了一个随时随地要手忙脚乱地修理自己制作出来的钟表的修理匠。

   其次,在莱布尼茨看来,空间问题与他的充足理由原则也密切相关。莱布尼茨自称:“为了驳斥那些把空间当作一种实体,或至少当作某种绝对的存在的人的想象”,他“有好多个证明”。但他“现在只想用人家在这里”为他“提供了机会的那一个”。文中的“人家”指的克拉克,为他“提供了机会的那一个”指的就是充足理由原则。莱布尼茨接着说道:“如果空间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就会发生某种不可能有一个充足理由的事情,这是违反我们的公理的。”莱布尼茨的具体证明如下:“空间是某种绝对齐一的东西,要是其中没有放置事物,一个空间点和另一个空间点是绝对无丝毫区别的。而由此推论,假定空间除了是物体之间的秩序之外本身还是某种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上帝在保持着物体之间同样位置的情况下,要把那些物体放在这样的空间中而不是别样放法,以及为什么一切都没有被颠倒放置,(例如)把东边和西边加以掉换。但如果空间不是什么别的而无非就是这种秩序或关系,并且要是没有物体就根本什么也不是,而只是那能放置物体的可能性,则这两种状态,一种就像现在那样,另一种则相反,彼此之间就并无区别: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我们认为空间本身具有实在性那怪诞的设想之中。但真实情况是:其一和其他将正好是同一回事,就像它们是绝对不可辨别的,而因此,就没有根据来追问宁取其一而不取其他的理由。”[26]鉴此,莱布尼茨将牛顿的“绝对实在空间”称作“一些现代英国人的偶像”,并且强调说:“我说偶像,不是照神学的意义,而是照哲学的意义,就像大法官培根以往说有种族的偶像、洞穴的偶像那样。”[27]莱布尼茨直言不讳地批评克拉克,说克拉克虽然口头上也承认或同意他的充足理由原则,但其实克拉克根本不理解他的充足理由原则,或者说他“并没有很好理解这原则的全部力量”。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在克拉克看来,“这充足理由往往单纯或仅只是上帝的意志”。莱布尼茨分析说:“但这恰恰就是主张,上帝想望着某种事情,却无任何充足理由说明他的意志为什么要违反一切事情发生的公理或一般规则。这就重新陷入了那种空泛的无区别状态,那是我大加驳斥过的,并且我曾表明那是绝对怪诞的,甚至在被创造物也是这样,并且和上帝的智慧相违反,好像他能不凭理性行事而有所作为似的。”[28]

在莱布尼茨看来,空间问题不仅与他的充足理由原则密切相关,而且与他的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则也密切相关。其实,莱布尼茨在批判牛顿和克拉克的绝对空间理论违背充足理由原则的同时,也就批判了他们的绝对空间理论违背了不可分辨者的统一性原则。莱布尼茨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为例来解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个体是不可分辨的。他写道:“没有两个个体是不可分辨的。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很精明的绅士,在赫伦豪森(Herrenhausen)花园中当着选帝侯夫人[29]的面和我谈话时,相信他准能找到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选帝侯夫人向他挑战要他去找,他徒然地跑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两滴水或乳汁用显微镜来观察也会发现是能辨别的。”[30]莱布尼茨认为,“空的空间”理论也并非牛顿的发明,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古代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等所说的“虚空”所意指的也就是一种“空的空间”。但从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原则来看,“空的空间”或“虚空”只不过是一种“不可能的虚构”。因为“设置两件不可分辨的事物,就是在两个名称下设置同一件事物。因此,说宇宙当初会有过和它实际所处不同的另一个时间和地点的位置,而宇宙中的各部分彼此间又有和它们实际所接受的同样的相关位置,这种假设是一种不可能的虚构”。不仅如此,莱布尼茨还进而对“空的空间”进行了二难推理。他指出,空间或者是一种性质或一种属性,或者是一种“绝对的实在”或“实体”,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空的空间”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莱布尼茨论证说:“如果空间是一种性质或一种属性,它就应该是某种实体的性质。那有界限的空的空间,其维护者们设想为在两个物体之间的,试问它将是什么实体的性质或情状呢?如果无限的空间就是广阔无垠(l'immensité),则有限的空间就是广阔无垠的对立面,换句话说就是可测量性(Ia mensurabilité)或有界的广延。然而广延应该是一个有广延之物的情状。但如果这空间是空的,则它就将是一种没有主体的属性,一种无广延之物的广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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