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多重维度中的儒家仁爱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9 次 更新时间:2019-06-25 14: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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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进入专栏)  
他说,“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我们从梁启超自我矛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处于亡国灭种危机中的国人,一方面,在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态度上所产生的矛盾和困惑;另一方面,在外来压力之下,他们未能深入体察儒家仁爱观念所包括的由私及公的整体性视野,进而简单地以公私对立来区分中西之差异。

   近代思想家立场的转变往往十分剧烈,经常会发生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梁启超自述,他经常处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精神交战中。不过,他在《新民说》中提出的关于中西伦理的基本原则很有启发。他说:新民就是要“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认为这两者缺一不可。在对仁爱观念的理解中,这样的诠释方法我们可以具体化为:一方面立足于仁爱观念的发展史,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下,阐发传统仁爱观念的现代意义。

   首先,立足于对仁爱观念的新认识,如果能体会到其中所包含的血缘伦理和普遍之爱的张力,就可以矫正近代以来将儒家伦理视为缺乏公共关怀、难以建立公德意识的偏见。儒家伦理的内在逻辑,向来主张由修身齐家出发,而扩展到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国家”意识。与西方近代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之上的契约社会的逻辑有所不同,儒家强调道德的发生学维度,认为社会道德要奠基于个体的修身,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以“万物一体”作为价值理想,在其现实化的过程中,需要从身边的对象,特别是家庭成员出发将这种关爱的范围逐步扩大。从情感发生学的角度,一个人不可能忽视家庭成员,而去关心与己无关的事物。一个具备君子人格的人,必然会将亲情之爱扩展到所有人,乃至事事物物,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成己”、“成物”。

   固然,传统儒家由于缺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界,会导致血缘亲情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堕落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儒家不能培育公德,只关心亲人的结论,更不能得出现代契约伦理与血缘伦理不可兼容的结论。许多人将亲亲之爱视为只适合传统社会的道德原则,而将普遍的关爱看作是现代的价值原则,不能从理论上解释其统一性,在文化观上就会把中西价值观对立起来。一个合理的出路是将儒家的仁爱观念和个人的权利意识相结合,这样既可以保留儒家仁爱的可实践维度,又可以避免将仁爱限于家庭关系而难以扩展之困境,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境界”便可以转化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落实的实践。

   其次,阐发仁爱观念的复杂性可为共同体建构提供价值支撑。西方的契约伦理立足于个体独立性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自然会受制于共同体的目标,比如企业、家庭和国家。对于契约外的人则缺乏关爱的利益驱动,而对于超越民族国家的多主体社会,则难以确立起契约关系。这样,其共同体的规模很难超越民族国家。反之,中国则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背后的价值基础中就包括儒家的仁爱观念。

   任何共同体都需要依赖利益和价值的双重支撑才能稳固。中国传统的家族共同体建立在价值上的血缘情感和经济上的分工合作基础之上,故而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时代显示出稳固性。现代化所带来的城市化和新的分工体系,意味着契约伦理和物质分配原则成为新型共同体的支撑点。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产生了国际性的经济组织,这表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全球分工、合作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交易环境成为新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利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对此,儒家仁爱观念所呈现出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关切之间的辩证统一,可以为我们理解人与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针对国家与人类的关系,一方面,爱国主义依然是一个基础,这可以视为民族意义上的“亲亲”;另一方面,忽视全球利益的国家优先论则会导致单边主义,损害全球秩序。因此,要处理好人类意识和国家价值的辩证关系,这可以视为“亲亲而仁民”。如果我们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发现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都经历过冲突甚至排斥的过程。历史地看,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文化之间的融合可能起源于冲突,正是在冲突中人类学会和平相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通过对话实现相互了解。

   最终,我们应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共存关系,这可以视为是“仁民而爱物”。在万物一体的观念下,我们不仅将自然作为生存资源和审美对象,也将其视为伦理的对象,从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儒家的仁爱观念将世界视为有机的共同体,自然界的事物是人类伦理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人便对自然环境存有道德义务。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自然“本来”的存在方式,人类的秩序原理和自然秩序原理之间存在着价值和实现方式上的一致性。因此,天人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价值信条。但这背后的原理依然是仁爱,董仲舒甚至认为仁爱是“天心”,主张自然秩序的最终原则来自于将仁爱观念贯穿到所有领域之中。传统的仁爱观便可以为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合理的价值逻辑支撑。

   总之,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丰富性既需要破除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也需要将传统思想与现代世界的潮流进行有机结合,使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为人类理解自身的可能前景、创造共生的环境提供一种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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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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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P14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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