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飞:国家视阈下边疆与边疆治理的一体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19-06-25 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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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飞  

   【摘要】“治国”必“治边”,疆域辽阔且“中心-边缘”板块迥异有别的国家,往往将其空间地理型疆域的边缘部分,于其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主观构建为“边疆”。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辽阔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因此,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是以“民族国家”为底衬与前提,而边疆治理是于整体性国域内,由异质性走向同质性的过程。因此,国家视阈下边疆与边疆治理的一体性,实质是边疆治理的内在属性使然。这种“一体性”主要表现为,边疆:“中心—边缘”一体性之领土;民族区域自治:“一体”基础上的“多元”;“中华民族”:“国族”之建构等三个维度。

   【关键词】国家视阈;边疆;边疆治理;一体性

   【作者简介】马宇飞,吉林长春人,榆林学院讲师,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边疆治理。

   【项目基金】20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及其指数化研究》(项目编号:16ZDA058);2017云南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云南边疆地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治边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YB2017028);2017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建一流党建”项目《新时期基层党建与云南各族人民政党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时代,疆域辽阔且“中心-边缘”板块迥异有别的国家,往往将其地理型疆域的边缘部分,于其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主观构建为“边疆”,一国之疆域(包括边疆)被视为一国主权控制之下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心—边缘”聚居的皆为“国民”且同为“国族”。在“中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的权力位阶中,一国之边疆的地缘政治价值意义深远。王朝国家“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边疆观与边疆治理渐趋弱化,而民族国家一体性“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的边疆观与边疆治理渐趋突显。实际上,美国是政治性国家视阈边疆观的代表国家,其亦十分重视边疆治理。早在19世纪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就已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审视边疆与边疆治理,“直至1880年,我国原本有一个居民世居的边境地带,但是,现在大量各自为政的定居地已经占领了没有被开发的土地,由此,时下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边境地带’,……美国史中的大部分可以被界定为对大西部的拓殖史。虽然存在自由的土地,但其却在不断地收缩,美国不断地向西拓殖,就可以说明处于发展中的美国。”遵循特纳“移动边疆观”之理论逻辑,边疆是“农民的边疆”、“牧牛人的边疆”、“印第安商人的边疆”,是“文明与野蛮的交汇处”。此时,美国之边疆不再单纯是空间地理,而是,边疆之盈展标示着美国边疆治理的不断升级,国家发展的层级亦在不断提升。随着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例如,“工业开发阶段”、“科技开发阶段”等边疆之内涵亦变得愈发丰富,美国西部从“农牧业边疆”逐渐衍变为“工业边疆”、“科技边疆”、“城市边疆”等。他山之美国之石对照于同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亦将不再是单纯之空间地理的自然属性,这客观上促使我们要持续深化对一体性国家视阈边疆与边疆治理之“自为”价值的认知,将利于以理性认识指导客观实践。

  

   一、边疆:“中心—边缘”一体性之领土

  

   王朝国家边疆之范围是一个变动性的存在,其随着王朝国家国家实力的强弱与御外理念的变迁而盈缩不定。但民族国家之领土,例如,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中认为是“主权所管辖的地方”。后人承续了该定义,例如,领土是指“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且该特定部分隶属于国家主权。一国不可能没有领土,即便领土可能很小,……其是一国行使最高之排他性权威的地理空间,……这是根据如下二重古老之规则:‘领土上的一切附着均被视为属于领土’与‘领土上的一切人均系国之臣民’。……领土首先是一国疆界内的陆地(领陆),以及陆地之下的土壤(底土),如果一国是个海岸国家,其领土还包括陆疆域内或与陆疆邻接的水域(内水与领海),……以及领陆、内水与领海之上空(领空)”。其中,领陆为最为重要,没有领陆,就无从谈起领海与领空。而地下领土(底土),包括领陆之下一定深度的层土,以及内水与领海之下一定深度的层土。至于所谓“虚拟领土”,其只是一国主权性属地管辖权的相对物。

   边疆的主权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的“领土完整”,即是指“领陆、领海、领空”“硬边疆”的主权性完整。国家主权学说由让·布丹提出,并系统论述于《国家六论》中。即主权是人类社会运动之结果,是国家的主要标志。统治权可以由一个政府转移到另一个政府,但主权却是一个国家的永久属性,即国家主权是非被授予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其以自然法为基础而具有至高性,因此,其在公民(臣民)之上,是不受“人法”(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又有别于特定时间内被授予的任何有限权力,即国家主权具有永恒性。对外主权则是“独立”之属性,“主权意味着不可渗透性,即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土之内,只有某一个特定之国家拥有专属主权,他国未经主权国同意,不能在其领土上行使行政管辖权。”实际上,由理论性主权学说转化为实践性主权体制,始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该体系中规定,“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都享有独立处理国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涉或限制的最高权力。”但主权相对于他国亦具有有限性,主权之权威主权集中于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实然是拥有边界现时期最杰出的权力集装器。”但于民族国家外部,一国的主权地位需要被他国承认。所谓主权国者,于国际享有独立之地位,不听命于他国,然亦不能命令其他国家。国家之对外主权,实即“独立”之谓。“根据主权理论,民族国家中的政府高于任何地方机构与教会组织,但如果超出其领土范围则不再具备政治与法律上的优先性。……权威、效忠与法律成为民族国家的独占特权,但这些不能进行跨越国界的输入。”

   主权体制下的刚性政治地理空间。民族国家的边疆是一国辖治之领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边疆具有排他性主权刚性,这亦从反向映衬了边疆的领土化。民族国家是指“以对某一特定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于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的国家。”从哈氏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推断,是否具有明确的领土界限是判断是否为“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正如“一个国家的存在且被承认,必须要有一个边界分明之区域,并于其中管辖与仲裁。……典型例子,例如,至1870年,教皇仅保有的罗马城亦丧失殆尽,尽管教会的政治影响力还在,但其已不再是个国家。1929年,根据拉特兰协议,教会在位于罗马中心109英亩的弹丸之地上实行世俗统治,于是,教会又被视为国家。”边疆作为主权体制之下不可分割之疆土,不再流动不居,而是转化为一个具有刚性的政治地理空间。即无论“中心”抑或“边缘”,都是民族国家的同质性领土。

   主权于民族国家内部的至高性。“盖所谓主权,乃最高发号施令之权,国家唯对内有之。国家对内既享有最高权,其对外不受命令,乃由此所发生之结果,故曰反射。”主权体制下以政治符号的“边界”区识了一国相对于另一国“治”与“不治”之范围,这使得全球之疆域有如一件“百衲衣”。而作为由“治”向“不治”过渡地带的边疆,其相对于“中心”的殊离感、异质性却在不断下降。原因之一是主权于民族国家内部的至高性,“只有在‘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才能直接对应与这种要求所需的领土边界。”“主权理论反对国家功能应在有限的领域内实行,认为政府之活动没有范围限制。……国家意欲规定一个共同方向并引导社会,这个坚持同一性的新力量反对二元论。”“民族国家实现了各民族的大联合,其不再像传统社会,国家权力被内部各种社会势力抵触。民族国家使社会成员有了归属感,而伴随着归属感,政府统治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对国家的忠诚渗透于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这使得以“按照地域划分居民”为标志之一的现代国家处于民族国家“主权”的掌控之中,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拥有至上权威,以便使一个原子化、碎片化的社会组织化,使各个相互区隔、疏离松散的地域整体化,使一个存有潜在离心力的多元共同体凝聚为一个一元共同体。

   边界划分的契约性。以陆疆为例,“界定当代中国陆疆:一是,‘两个条件’:首先,硬条件,即该地区必须有边界线;其次,软条件,即该地区具有异于内地的历史、民族、文化的发展特点。二是,‘两个补充概念’。首先,边疆地区异于边远地区的内涵,因为边远地区无边界线的硬条件;其次,大边疆与小边疆之概念。有边界线的省区是大边疆,有边界线的边境县是小边疆。且小边疆更能体现上述的‘硬、软’二条件。”“边疆地区的国家边界即为国界或边界,是民族国家领土(或国家版图)的‘线’状标示。”边界对国家领土与边疆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是,将边界际线之外,一国无法掌控,或控制薄弱,离心力强、碎片化高,甚至历史上曾经长期属于一国的疆域(例如,时下越南的领土,历史上其中部、北部长期为中国领土,且越南本身亦历史上长期为中国的藩属国,但其968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建国。)排除于本国领土之外,以这样一种消极的方式,增强了民族国家边疆的主权性与领土性;二是,明确了一国主权掌控与辖治的空间地理,亦框定了一国的生存空间与核心利益区所在,以这样一种积极的方式,增强了民族国家边疆的领土性及与内地的一体性。

   契约性边界始自“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张,当两国相互接触时,为争夺边疆而产生争执,但通过签订‘边界条约’结束争气或冲突,从而,产生了真正明确的边界。”例如,欧洲历经三十战争灵与肉的洗炼之后所形成的一套均衡协调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边界的形成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历史边界(传统习惯线),历史的长时段中,相邻国之间默认先占或承认实际行政管辖基础之上所确定的边界。二是,继承边界,新国家之边界承续于原国家之边界,或国内行政管辖的范围。例如,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新生国家,通常承续的是被宗主国统治时期的边界。三是,契约性边界,这是民族国家时代,边界划定的主体样态。契约性边界是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反复勘定,以谈判签约的形式确定各自的疆域范围。其是一国领土完整的空间参照物,是标志主权独立的政治符号。“契约性边界”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即其无论是产生,源自“国家制造”,“人为线条状边界取代自然平面状边界”;还是其基于契约性边界的“稳定性”,例如,“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与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公约》的第62条,皆规定‘边界条约不适用情势变迁原则’。”契约性边界因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约束而背离王朝国家时期的弹性边疆,边界之内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即民族国家的契约性边界烙上厚重的国家“政治性”。

  

   二、民族区域自治:“一体”基础上的“多元”

  

   辛亥革命彻底瓦解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梅笃斯称抵牾暴君为‘叛乱’,而称抵牾现行政治原则为‘革命’,中国是人类历史上‘革命’最少而‘叛乱’最多的民族。”建立起以“中华民国”为表征的现代国家的政治架构与制度体系。实际上,现代国家(民族国家)既是主权完整与政权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是将疆域内各个文化属性的民族整合为政治属性的国族共同体,又是颠覆王朝国家时期“中心—边缘”边疆观与边疆治理,国家由异质性走向同质性的命运共同体。但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家整合差强人意,例如,置西康省与推行县制等的统一建制;建构国家统一而有序知识体系的边疆调查;“重边政,宏教化,以巩固国族而统一”的边疆教育等。但民国时期的国家整合多是局部性与碎片化,缺乏一个内在的一元性支撑力量,最终导致国家整合失败。由此,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

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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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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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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