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戈:一国两制与国家整合:写在香港回归22周年前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2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20: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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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  

  

   点点灯火彷佛流萤,照亮百家姓。

   成全这小岛变巨星。

   东方跟西方的文明,邂逅了冲劲。

   繁荣这里遇上安定。

——陈少琪词、金培达曲:《始终有你》(2007)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之际,《始终有你》这首歌道出了香港未来的美好愿景。东西文明交汇是香港的主要特质,也是它生命力的来源。但如何避免东西文明在香港的相遇不演化为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而变成互补互利的资源,使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保持其繁荣和稳定,这是“一国两制”这种举世无双的宪法设计所欲解决的问题。同时,香港问题深深镶嵌在中国始于被迫、继而热切追求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在压缩的时间、巨大的空间按照自主设定的节奏和步骤完成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要关切点,外国势力的插手始终是中央政府所警惕和防范的因素,因而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回归后又成了国家安全和稳定机制的重点关注地区之一。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心归聚是现代宪法秩序的三个基础,这些都涉及到国家整合问题。如何用一国两制这种兼容异质秩序的宪法安排来实现国家整合,确保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繁荣问题,这不是一个已有相成答案的问题。

  

   一国两制的实践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具有丰富可能性而又充满风险的进程。转眼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时刻,面对香港社会回归后出现的新问题,回到一国两制的宪制基础,探讨两制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国家整合的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一、“一国两制”的经济维度


   要理解一国两制这种独特宪法安排的历史逻辑,我们就需要回到清政府割让香港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国自此之后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曲折进程。物质力量差距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遭遇时彼此的第一印象。比如,薛福成曾这样描述胡林翼见到西洋蒸汽轮船之后的反应:

  

   “文忠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愈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力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愉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1]

  

   香港正是在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在物质力量上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被迫割让和租借给英国的。中国传统士人练达于人情、义理和礼教,然而面对西方工业化时代的兵船炮舰却无能为力,物质的鸿沟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此,康有为于1904年在加拿大写就的《物质救国论》作出了精炼的表述:“若中国则数千年之政法,本自文明,所乏者独物质耳。”[2]此后,中国应对列强压境、实力悬殊的策略经过了器物之变-中体西用、制度之变(变法、立宪)和文化之变(新民-新文化运动)等几个阶段的发展。但驱动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不断寻找现代化之路的主要动力始终是救亡图存的紧迫感 。

  

   从这种历史视野看去,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中国最终取得胜利具有某种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即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它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下加速实现现代化。同时,在一个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人人得享平等与自由只能是一种缺乏实质的形式。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胜利在望的中国共产党就宣布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建国后更是很快遣散了“旧法人员”,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打破旧法统所保护的私有财产权,为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而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承诺,这种承诺及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早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3]在建国之后的头30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各种激进的社会改造措施,以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颠覆了存续数千年的差序格局,为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如果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道路,就会发现:没有经过激进社会改造而直接照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印度,其社会基础层面仍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以及宗教、文化冲突,使法律形式上自由、平等与公民权利流于表面。[4]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深知自己所要进行的社会改造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试验,这种在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农业大国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甚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构想,必将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有一个同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保持联系的窗口,这个窗口便是香港。1946年在12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三位西方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哈默(Gordon Harmon)。当哈默问道:“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时,毛泽东回答道:“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5] 而哈默记述下的毛泽东的完整说法是:

  

   “中国面临着首先处理好内地广大地区问题的任务,??现在还不是时候处理香港回归问题。??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我们才会要求或讨论香港的回归。但我的态度是,只要你们的官员善待香港的中国人民,只要香港的中国人在税收或政治参与方面不受到歧视,我就不会对香港感兴趣,而且肯定不会让香港问题成为你我两国之间的争议点。”[6]

  

   由此可见,从不承认导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之有效性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有能力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放弃武力收复香港,是有着成熟而清醒的战略考虑的。而且这种战略考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这不仅换来了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还换来了抗美援朝时期香港成为中国被联合国禁运情况下向中国转运军需物资的唯一渠道。这一战略后来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7]

  

   到了1963年8月9日,在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时候,毛泽东又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8]舍马克接着问:“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毛泽东回答说;“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9]在这里,毛泽东关于香港问题的观点就表述得更加清楚了:首先,香港人就是中国人,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其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关系格局中,让英国人继续管理香港对中国、对世界都更有利;最后,中国终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这个过程最好不要大动干戈,所以最好等到香港的大部分区域租期届满之时。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但却愿意为了自身的发展和世界和平而作出妥协。

  

   实际上,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事实上强化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到1949年,香港仍只是一个英国的海外贸易中心和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几乎没有工业,人口也仅有190万。但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却使得内地(尤其是上海)资本家逃往香港。香港迅速变成亚洲首要的制造业和物流中心,生产玩具、烟火、皮制品、简单的电子设备、纺织、服装和塑料制品。随着上海和宁波的航运巨头来到香港,香港也成为亚洲重要的远洋航运中心。[10]中国内地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加入世界政经体系的二、三十年,恰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到了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香港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便不仅限于作为一个贸易转运港了,更多的是作为境外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和市场经济及其相关制度配套的示范地。在1982年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at Thatcher)的时候,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央对香港问题的三个基本立场,一是主权问题不容讨论,中国要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因此明确拒绝了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提议;二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三是中英双方应妥善商谈,确保当时到1997年主权移交这十五年间香港不出现“大的波动”。[11]“一国两制”就是为了实现和平统一、收复台湾、香港和澳门,同时确保这些地方的持续繁荣而设计出的宪法结构,是八二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础。

  

   但“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指的是什么,中央和香港却存在不同的理解。在中央看来,两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而在香港多数人看来,两制主要指的是两种政治-法律制度。这种认识上的分歧是导致回归后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中央可以包容在中国的几个特别行政区搞资本主义经济,并允许这些地方保留已经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但却有个限度,这就是不能威胁到“一国”,即中国的统一主权结构。

  

   现已退休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包玉刚讲席教授佳日思是香港学者中最清楚地看到“一国两制”的经济面向的,他说:

  

   “在维持香港‘制度’的总体框架中,经济制度的保留占有最优先的地位。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香港现行的经济制度得到最仔细和最完全的保存。确保香港的持续繁荣及其促进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能力,这一关切体现在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在中国承诺适用于香港的十一项基本政策中,六项直接与经济有关,而其余的则间接支持这些经济政策。”[12]

  

   《中英联合声明》对一国两制中经济因素的重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国两制的设计初衷及其现实张力和未来走向。

  

在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一国两制”方案诞生的年代,香港是逐步开放的内地经济的主要境外资金来源地和对外贸易伙伴。作为一个城市规模的经济体,中港贸易额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0%上下,而港商投资曾经占到中国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的一半左右(见下表)。一直到回归之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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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紀》2017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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