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和:从《邺中集》到《拟魏太子邺中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11:48

进入专题: 《邺中集》   《拟魏太子邺中集》   建安文学     文学批评  

许云和  
事实上也并非如此。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时序》在“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文心雕龙注》,第673-674页)之前,尚有“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之言,可见刘勰所谓“时文”,就是这种宴会酬唱赠答之作,而“雅好慷慨”正是针对这些诗来说的。同样,《明诗》在描述了这个时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内容之后,紧接着又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龙注》,第66-67页)所言慷慨,也是就宴会间的酬唱赠答之作来说的。可见刘勰的“慷慨”所指,确实是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中文人宴会间“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内容,并非是后世所谓汉末至明帝时期反映社会现实、人民疾苦,抒发个人怀抱那一类内容。即此而言,“慷慨”指的就是邺中文人特有的那种“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豪放率真的风格,具体表现为刚健明朗、磊落竭诚。这种慷慨的文风,刘勰认为正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造就的。对此鲁迅解释说:“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17)其实,这个解释是不够准确的,它忽略了乱离时代移风易俗所带来的人性变化。实际上,在汉末社会动乱、风俗败坏的环境下,士人群体“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18),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19),逐渐养成了“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的不拘礼法、跌宕任性的时代个性。刘勰言“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而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啜而无耻”(《文心雕龙注》,第719页),即是其形象的写照。这种时代个性形诸于文,自然也就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鲁迅全集·而已集》,第489页);曹植所谓“其所尚也,雅好慷慨”(20),即是这个士人群体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的一种自我表达。至于“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今人多解为情志深远,笔意深长,激昂慷慨而词气高亢,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志深”,《宋书》云:“朕临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烂然成章,各如其节。”(21)按此,则“志深”是志虑深远之意。“笔长”,颜延之《与王昙生书》云:“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可见笔是形容人的才华,笔短即才华不够,笔长则是才华横溢。对比不难看出,这一句的意思实际上是本《典论·论文》的“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而衍之。至于“梗概”一词,已有学者指出,将其解为“慷慨”与前面“雅好慷慨”意有重复,应是粗略之意(22),也即粗略、粗犷之谓,此言甚是。此“梗概”之意,实即《明诗》所谓“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后面刘勰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文心雕龙注》,第67页),表达的也就是文风由建安的粗犷变为晋世的轻绮的意思。

   以上的情况表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曹丕的《邺中集》无疑是一个总结、评价建安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刘勰、锺嵘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在其基础上所进行的发挥。这个过程,在规模其体制内容、传其衣钵的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中得到了相当清楚的反映。

  

   四、从《拟魏太子邺中集》看《邺中集》的批评史意义

  

   曹丕《邺中集》关于建安文学的思想,通过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的传承和发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这是以前我们未及留意的情况。因此,以谢拟诗为主要依据,结合《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文心雕龙》《诗品》等来论定其文学批评价值,以此全面地认识曹丕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贡献,就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人们一向认为,在《典论·论文》中,曹丕称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高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这是对文章价值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遗憾的是,曹丕只是提出了这一观点,并未对其展开详细的论述,所以其中的“文章”,我们一般都认为是泛指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体文章。然而通过谢拟诗专论建安文学这一事件,我们终于可以明确,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指文学作品的,并非是广义的文章。谢拟诗序以曹丕的语气强调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邺中文人集团将载诸史册,永垂不朽,实际上就是《典论·论文》“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一个具体诠释。在曹丕看来,文学家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做出杰出的成就,这就是经国。有了这样的功绩,自然也就可以垂著竹帛而不朽了。这一观点,在建安二十二年“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之际,曹丕给王朗的信中也有清楚的表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曹丕的话无疑是立足于邺中文学集团的背景来说的,故所谓“著篇籍”,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就文学创作而言的。这就表明,在汉末建安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思想伟大、意识超前的曹丕早已将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专门的门类,并已充分认识到了文学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体国经野的独特价值和功用。由于具有这样的思想意识,无形中也就提升了文学家的政治地位,赋予了其所担当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使文学家以历史主人翁而不是附庸的姿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学事业中去。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要号召文学家积极从事于文学事业,建千载之功,传声名于后了;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在《与吴质书》中对诸子一时俱逝、文学发展难以为继表现出那样一种痛惜之情了。十分清楚,这种思想行为都是建立在对文学的价值和功用有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

   其次,曹丕是建安文学的领袖,是建安时代“一个‘文人共和国’”(a republic of letters)或“一个‘文学的世界’”(a literary world)(23)的缔造者。作为重要的领导者,他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这个文学集团的文学实践活动。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又把他推上了“文学的教导”(teaching of literature)(24)的舞台,使他从眼前文学史的原始形态跨入文学史的知识形态,审视着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活动表现出的独特或特定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智识活动领域”(a specific area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25)进行着历史的思考和判断。《邺中集》就是这种思考和判断下的产物,这在谢拟诗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和意识,描述了建安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虽较为简略,但却具备了文学史的要素。比如它对邺中文学集团,就非常注重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描述,提出这个时代的重要代表作家,突出其标志性意义,叙述其人生经历,总结其文学特色,对他们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定位。由于曹丕较为完美地完成了这一段文学史的书写,以一个文学史家卓越的史才,创造了“一部在明天,本身就将会成为文献的新作品”(26),成为了知识形态的文学史不朽的经典。所以谢灵运模拟其诗,主要还是出于对曹丕创造的这段不朽经典的爱重,作一种深情的接受和演绎;刘勰作《时序》,照搬其说,也还是以自诩的“势自不可异”(《文心雕龙注》,第727页)的学术精神表现了对前辈哲人的礼敬;锺嵘《诗品》论建安诗歌,更是袭其意而用其辞,对其“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表示了无比的钦佩。可见曹丕的这一思想成果以其科学性和权威性获得了人们相当的认可。即使是在今天,我们论及建安文学,也始终没有跳出曹丕所构建的这个史的框架。显然,曹丕对建安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因其最接近于历史事实和文学发展规律,已成为了史家绝唱,光照千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曹丕就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开创者,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的开创者。

   再次,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被认为是最早关注到了作家个人的气质、禀赋对文学风格的影响问题。而在谢拟诗中我们看到,其小序论作家作品,总是把作家的身世遭逢、个性特征与其作品的风格特色联系在一起考察,强调它们对作家作品风格特色的决定作用,这显然是又关注到了文学风格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社会生活经历。如果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曹丕对文学风格形成原因的认识是相当全面而深刻的,并不像我们原来所说的他对文学风格形成的认识是有缺陷的。更为重要的是,曹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作家文学风格形成的探讨,无形中也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这就是根据作家的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来认识作家在创作上的风格特色。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批评方式当然不是曹丕的发明,之前就有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但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是针对具体经典的运用(用诗)而言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则是针对经史子集各部经典的产生而言的,将这种批评方式集中运用于文学领域,阐释文学现象的发生,曹丕无疑是第一次。曹丕的这个第一次运用和成功尝试,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自此而后,这种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就一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具体表现为强调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侧重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锺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就是运用这一批评方法取得了极大成就,比如《诗品》评李陵云:“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诗品集注》,第106页)而谢拟《王粲》小序评王粲则曰:“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二者何其相似!这也无怪乎锺嵘要说王粲诗“其源出于李陵”了。又,《诗品》评刘桢云:“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集注》,第133页)而谢拟《刘桢》小序评刘桢云:“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从中不难看到谢拟诗小序的影子,陈衍说锺嵘此评“实本康乐《拟邺中集诗》小序”(27),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这一评价的最终来源,却是曹丕的《与吴质书》。显然,曹丕的批评方式无疑是给了锺嵘重要的示范和启发。至于刘勰,这一批评方法可以说是贯彻于《文心雕龙》的始终,他不但是以此批评具体的作家作品,更是“据此以推到论世的方面”(28),从历史的高度扩大到对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的认识。比如论正始文学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注》,第67页)论东晋文学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文心雕龙注》,第675页)明确的就是时代风气、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正是认识到了文学发展的这一客观存在,他才将其概括为一条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指出它的普世意义,认为批评家持此可以“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注》,第675页)。

复次,建安文学是曹丕亲手缔造的文学,作为一代文学的领导和组织者,他亲身感受到了政权操控者对当代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现身说法,对此作出了特别的总结,这一切都在谢拟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认为,邺中文会宴集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都是因为自己作为储君胸怀宽广,能够体貌英逸,使他们“获晤言之适”,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和环境。以前历代文学之所以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心胸狭隘,不能善待文学之士,使他们的文学才华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这一总结,就其作为统治者的身份来讲,其现身说法,难免不有政治鼓吹的嫌疑。但就其作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而言,他从文学史的角度联系历史和现实提出的这一看法,却又是经验之谈,合乎特定时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和规律,不能不令人叹服。曹丕第一次在文学批评史上提出的这个观点,表现出了发现和认知文学现象的高度的洞察力。自此而后,这一观点作为一种规律性的认识对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心雕龙·时序》讨论历代文学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邺中集》   《拟魏太子邺中集》   建安文学     文学批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848.html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