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和:从《邺中集》到《拟魏太子邺中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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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和  
则是采用了与《邺中集》内容相关的其他材料所致。这就表明,谢拟诗就是以《邺中集》为蓝本,直接取用《邺中集》的材料并综合其他与之相关的材料(如《与吴质书》及诸子诗歌)写成的。虽然它经历了再创造的一个过程,有作者自己的心思掺入其中,但依然还是达到了逼真的程度,不失原作的精神风貌。实际上,作为反映建安文学的文学批评作品,谢拟诗对《邺中集》的规模将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从刘勰对当时文学批评生态的埋怨中也可以体会得出来。《书记》云:“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14)这虽是就刘桢文学创作的批评而言,但已反映出了那时建安文学批评存在的一个重要事实:曹丕作为一代帝王,以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崇高地位,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意见已经给批评界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后来论者莫不以之为准的,不敢稍有逾越。即此而言,谢拟诗规模曹丕《邺中集》,忠实地反映曹丕对邺中文人集团的看法,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说到这里就势必要交代一下《邺中集》与《与吴质书》的关系。如前所言,《与吴质书》的好些内容,是写进了谢拟诗中的。那么,曹丕制《邺中集》时会不会也把这些内容吸纳其中呢?答案是肯定的。《与吴质书》是诸子逝后曹丕写的哀悼文字,对诸子文学成就所作的评价,已经属于相当成熟的看法,所以曹丕在制《邺中集》时就不可能不加以吸收。只不过,《邺中集》是曹丕的另一种作品,且是以诗的形式进行表述,所以《与吴质书》的这些语句自然是不会原封不动地搬进去,至少有的会在语言上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六子的顺序在谢拟诗中得以重新排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正是《邺中集》对《与吴质书》内容的这种消化吸纳,给了谢拟诗摭拾《与吴质书》原文的机会。不用《邺中集》中被消化吸收了的《与吴质书》内容而采纳其原文,就拟体诗的创作来讲,显然更能增强其逼真程度,所以像谢灵运这样水平高超的拟家,是不会不想到这一点的。谢拟诗的一些内容之所以看上去在表达上与《与吴质书》相同,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由于谢拟诗的形制内容与曹丕《邺中集》相仿,见证了曹丕曾对建安文学有过文学史意义上的全面思考,负载了曹丕关于建安文学的诸多思想和见解,因此,在《邺中集》已不存的情况下,我们探寻其关于建安文学的思想对后来文学批评所发生的影响,实际上也就能以规模《邺中集》的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作为重要依据。

  

   三、从《拟魏太子邺中集》看刘勰、锺嵘描述的建安文学

  

   关于建安文学,《文心雕龙》《诗品》都曾发表过重要的见解和看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无不祖述其说,广其辞义,形成了“建安文学”“建安七子”“建安风骨”等诸多著名的文学史概念。但是,在了解《邺中集》《拟魏太子邺中集》的内容后再来看刘勰和锺嵘的相关论述,就会觉得,我们以往的理解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偏差,与时人的认识存在很大的距离。

   一是建安文学的时间范围。

   以往我们对建安文学及其代表作家的认识,从年代上来讲,往往是包括了汉献帝、魏文帝及魏明帝时期的文学;就代表作家来讲,也常常是把活动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家都包举在内。然而,考察谢拟诗、《文心雕龙·时序》《诗品序》对建安文学的描述我们发现,在曹丕、谢灵运、刘勰和锺嵘的观念中,历史上建安文学的时间范围并不完全包括这三个时期。谢拟诗序云:“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时序》亦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文心雕龙注》,第673页)都强调建安文学是从建安之末开始。这个建安之末,就是上述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和曹植为平原侯的时间。至于建安文学的结束时间,谢拟诗明言是诸子“零落将尽”即建安二十二年诸子去世之时。《时序》虽未明确是哪一年,但它在论建安文学后对建安二十二年至黄初时期的文学略而不论,紧接着把明帝时期的文学单独提出论述,就明显是把建安二十二年至黄初及魏明帝时期的文学排除在外。而《诗品序》总结建安诗歌的情况也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集注》,第20页)这个总结虽没有具体的时间说明,但明显是就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的邺中文会宴集来说的,描述的是邺中文会宴集的人员规模、代表人物、组织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段文字之前,锺嵘叙述的是东京二百年的诗歌,紧接着并没有对建安之初的诗歌做出描述,而在这段文字之后则曰:“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诗品集注》,第24页)也不及建安二十二年至黄初及魏明帝时期的诗歌。这就表明,在曹丕、谢灵运、刘勰和锺嵘的观念中,所谓建安文学,实际上就是专指邺中文人集团从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这七年间的文学创作活动。

   二是建安七子的问题。

   七子的称谓,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后来也就浸以成俗,成为后世学者描述建安文学代表作家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梳理这一时期的文献我们感到,后世所谓建安七子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人们的看法。七子的称谓,曹丕只是在《典论·论文》里提过一次,后来他在追怀邺中诸子的《与吴质书》中,并不提孔融,唯举其余六人。而曹植在同是追怀邺中诸子的《与杨德祖书》中,也同样不言孔融。到了西晋,陈寿也特别指出:“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3册,第629页)陈寿虽未明确王粲等六人是哪六个人,但据文义,则知是说建安十六年邺中文人集团成立时的事,说明孔融并不在列。而在谢拟诗和《时序》中,更不提孔融。《诗品》论建安诗人,曹氏父子之外,有刘桢、王粲、徐幹、应玚、阮瑀等人,也不见有孔融。这就表明,在曹丕、曹植、陈寿、谢灵运、刘勰和锺嵘的观念中,建安文学就是邺中文人集团在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间创造的文学,也就是它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限,所以他们论建安文学,才没有把孔融纳入进来。原因当然是孔融卒于建安十三年,并未赶上建安十六年邺中文人集团的成立,因此孔融虽有建安初期卓越的文学表现,却不能算作这个集团的成员。以前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只是依《典论·论文》而提出建安七子之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至于刘勰在《才略》中列举“七子”,乃据《典论·论文》为言,同样也是从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讨论文学家的才能识略问题,并不是对某一个阶段文学史的正式描述。

   三是建安诸子的排序问题。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论及建安文学的发展情况,给诸子排定了这样一个座次: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心雕龙注》,第673页)

   《时序》讲的是历代文学的发展情况,具有后世知识形态的文学史的特征。众所周知,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同一时代或同一时期重要作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史描述的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其排名的先后顺序来加以显示,用此表明其成就、地位的高下。因此《时序》对建安诸子排定的这样一个座次,就是基于文学史角度的考虑,而并非是一种随意的行为。那么,刘勰对建安诸子地位和作用的评述是否属于他个人的见解呢?显然不是。事实上,《时序》的这个排序,既与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相似,又与谢拟诗完全相同。《与杨德祖书》云: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所谓“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明显也是一种史的描述口气。诸子的这一个排序,当然也是其文学史地位的一个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曹植除了用杨修代替阮瑀外,其他五人的排序与《时序》完全相同。而且,《时序》“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之句,与《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的描述如出一辙,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采纳运用的痕迹,说明《时序》是参考过曹植的意见的。然而奇怪的是,《时序》接下来却并不采纳其“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两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刘勰根据曹丕意见进行修正的结果:《与吴质书》云“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而《时序》则言“德琏综其斐然之思”;《与吴质书》云“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而《时序》则言“元瑀展其翩翩之乐”,差不多就是照搬《与吴质书》的说法而言之。这一修正表明,关于六子的提法,刘勰对曹植的部分意见是有所保留的。作为一个关于六子的完整的文学史描述,刘勰显然更赞同曹丕的提法,这就是《时序》六子的排名顺序为什么完全同于谢拟诗的原因。即此而论,刘勰关于建安诸子历史地位的描述,就是建立在作为邺中文学领导者的曹丕为之定性的基础之上,他已经认可曹丕对建安作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所作出的估价,才把它作为权威性的文学批评成果吸收在了《文心雕龙》一书中。但是,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诸子的排序却又与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它们并不是基于文学史描述的角度,《典论》讨论的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问题,其举七子为例,主要赞扬他们作为文人“以此相服”的难得的精神和品格;《与吴质书》主要是纪念文字,兼及六子创作的特色和长处。由于二者皆意不在其文学地位的描述,所以作家在文中前后秩序的排列自然也就视文意要求而定了。

  

   四是建安风骨的问题。

   “建安风骨”是后来论者根据《文心雕龙》中《时序》和《明诗》提出的描述建安文学内容和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建安文学反映了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抒发了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情感,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这一说法,已有人表示过怀疑(15)。现在,我们就结合谢拟诗再来看看《时序》和《明诗》对建安文学内容和特征的描述是否真的具备这样的内涵呢?

   首先是,按《时序》和《明诗》的叙述,当时曹丕及诸子创作的情景是“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注》,第673-674页),所写内容则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注》,第66页)。这个叙述,与谢拟诗描写的诸子宴乐情景极为相合,分明就是针对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邺中文会宴集中文人写下的那些舒心闲适之作而言。这说明曹丕、谢灵运、刘勰心目中的建安文学,其内容范围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一时期以曹丕为代表的邺中文人在酒席间的那些赠答酬唱之作,才是建安文学的主体内容和最大成就。那么,曹丕、谢灵运、刘勰为何会如此看重这个时期的文学呢?叶燮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16)说明曹丕、谢灵运、刘勰看重的正是这个时代文学家在诗体变革上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并不如我们后来所认为的是反映现实,抒发个人感慨。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建安文学的实绩所在,值得大书特书。

其次是,建安文学的“雅好慷慨”,今天一般也多认为是笼罩汉末至魏明帝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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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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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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