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和:从《邺中集》到《拟魏太子邺中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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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和  
下面就考察一下《拟魏太子邺中集》对《邺中集》的规模情形,进一步弄清《邺中集》内容方面的情况。

   最早记述邺中文会宴集的是曹丕与吴质在建安二十四年的往返书信,即著名的《与吴质书》和《与魏太子笺》。将《与吴质书》和谢拟诗对读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是谢拟诗大序中的“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之言,与《与吴质书》“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之句,极为相似。虽说其中的“撰文怀人”与“撰其遗文”义隔天壤,但谢拟诗删削这些语句而成的痕迹却是十分明显,这也无怪乎李善为谢拟诗作注时要引此言为注了。

   二是邺中文会宴集的主要人物,《与吴质书》提到的是徐幹、应玚、陈琳、刘桢、阮瑀、王粲六人,外加在世的曹丕和曹植,共为八人,而谢拟诗所写人物也恰好是此八人。

   三是谢拟诗小序对作家的一些评论,与《与吴质书》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有的看上去就是《与吴质书》的一个翻版。比如,谢拟诗小序评阮瑀云:“管书记之任,有优渥之言。”《与吴质书》则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优渥”,《诗·大雅·瞻卬》“天之降罔,维其优矣”疏:“《信南山》云‘既优既渥’,是优渥为丰多之意也。”(《毛诗正义》,第578页)可见谢拟诗小序“优渥之言”即是《与吴质书》“致足乐也”(获得诸多快乐)⑩的另一种表达,意思完全相同。又如谢拟诗小序评刘桢云:“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而《与吴质书》评刘桢则曰:“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文最有气”与“公幹有逸气”基本上就是完全相同的表达。再如谢拟小序评徐幹云:“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而《与吴质书》则曰:“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这也可以说是本《与吴质书》而言之。

   四是关于文会宴集的情形,曹丕曾深情地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而吴质也满怀伤感地追述说:“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游宴之欢,难可再遇。”曹丕、吴质追述的这些情景,在诸子创作的宴会诗中也曾得到全面的反映,诸如王粲《公宴诗》,陈琳《宴会诗》,曹植、刘桢《公宴诗》,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等等,都是写他们“高会君子堂”“不醉且无归”(王粲《公宴诗》)的醉生梦死的生活。而谢拟诗的八首诗中,几乎都有每个人参加文会宴饮的欢乐情景,形象生动,与诸子诗歌的描绘并无二致。

   《与吴质书》固然与谢拟诗有这些相同之处,但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谢拟诗有的内容却为《与吴质书》所无。而且,究其性质,二者也有显著的不同:《与吴质书》是纪念文字,为缅怀亡者、寄托哀思而发;而谢拟诗则是标准的批评文体,非常强烈地体现了从史的角度对一代文学史进行总结和表彰的批评意识,更为全面、集中、系统地展示了邺中文会宴集的情况,透露了更多的历史信息,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首先,谢拟诗以曹丕的口气,透露了曹丕为什么要以诗的形式记录表彰邺中文会宴集的原因:

   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11)

   曹丕认为,像邺中这样的文会宴集前代并非没有,但都未能载诸史册。这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或不文,或多忌,不能善待文学之士,使他们“获晤言之适”,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和环境,创造出一代文学之辉煌。如果当时君主能嘉其方壮,使他们的文学才华得到很好的发挥,那么,他们所创造的文学辉煌必定远胜于今日的邺中文人。曹丕这种对比描述的意图很明显,实际上就是夸耀自己领导下的邺中文会宴集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辉煌和功绩,而这都是因为他作为储君有前人所不及的英明和伟大:一方面是博雅多才,深心好文;一方面是胸怀博大,能够善其方壮。正是有了他的英明领导,邺中文会宴集才取得了如此光辉的成就。他之所以要记录邺中文会宴集,就是要让这些文学家的声名垂著竹帛,流传不朽。这说明作者在创作此诗时对邺中文会宴集是有过一个相当缜密而成熟的整体思考的。而这一重要历史信息,《与吴质书》却并不具备。

   其次,谢拟诗选取了曹丕为首的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及曹植等八人为描写对象,虽然与《与吴质书》所举人物完全相同,但人物的排名顺序却并不一样。这种不同当然不能视为一种率意的做法,它明显是作者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邺中文人的文学成就、贡献、作用慎重地进行权衡、评定后所作出的一个历史定位。因此,谢诗选取曹丕为首的八人依次描写,就等于是画出一个邺中文会宴集的功臣图,以此昭告世人,在邺中“盖将百计”(《诗品集注》,第20页)的文人群体中,此八人功绩最大。八人中,曹丕是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余七人则是邺中文会宴集的核心人物,是他们君臣同心戮力,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成就铸就了一个文学的辉煌时代。

   再次,谢拟诗所写人物除曹丕外,余七人题下皆有小序,用以说明七人文学创作所体现的风格特色。这些说明:有的同于《与吴质书》所言,有的则与之不同;而且,它不仅评价逝者,同时也评价生者,这也与《与吴质书》有异。小序和《与吴质书》的这些不同,说明作者已经是有意识地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期代表作家的创作特色作一个系统的文学史的梳理和书写。因此,小序就不能只看作是一个批评家对作家风格特色的一种一般性的描述,而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书写意识的文学集团的领导者对邺中文会宴集成员取得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所作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以此彰显其功绩。因为在作为文学家领袖的曹丕眼里,诸子不仅是以此确立了自己的成就和地位,也以此显示了整个邺中文会宴集的重要成绩,它是一个特定时代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

   复次,谢拟诗正文对各个人物的描写,虽然有君臣宴饮场面的大量铺叙,同于《与吴质书》和诸子宴会诗的描述,但其着重点则不在此,其主要的目的还是着力于文学历史时空的再现。一方面固然是呼应小序,对各个作家创作风格特色形成的社会和个人原因进行探寻,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作家一生的辛苦遭逢,以此彰显曹魏统治集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胸怀和气度,大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政治意味。诗中的曹丕是“忝此钦贤性,由来常怀仁”,俨然一副宅心仁爱、求贤若渴的人君形象。人君如此贤明,故乱后群英欣然来归,成一时人才之盛。王粲是“排雾属盛明,披云对清朗”,陈琳是“复睹东都辉,重见汉朝则”,徐幹是“末涂幸休明,栖集建薄质”,刘桢是“矧荷明哲顾,知深觉命轻”,应玚是“晚节值众贤,会同庇天宇”,阮瑀是“庆云惠优渥,微薄攀多士”,心中都充满了辛苦流连后喜托明主的恩荣欢乐。也正是有了明主的眷顾和隆宠,宴会中的群贤才受恩感激,尽情地享受君臣相得的欢乐,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华,所以席中的王粲是“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陈琳是“且尽一日娱,莫知古来惑”,徐幹是“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刘桢是“唯羡肃肃翰,缤纷戾高冥”,应玚是“调笑辄酬答,嘲谑无惭沮”,阮瑀是“倾酤系芳醑,酌言岂终始”,公子曹植则是“愿以黄发期,养生念将老”。君臣之间真可谓是慷慨竭诚,倾心输欢,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对此风云际会,曹丕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认为是千载难逢,足可珍视。他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对自己努力创建邺中文人集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欣慰和自得之情。

   最后,邺中文会宴集始于何时,曹丕和吴质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但谢拟诗却有明确的记述。其序云:“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说明邺中文会宴集始于建安之末。这个建安之末具体又是什么时间呢?《三国志》云: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12)

   据《三国志》,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曹植为平原侯,而文中显示此时阮瑀尚在人世(阮瑀于建安十七年病逝),就说明这段话描述的是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时与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的亲密交往。可见建安之末指的就是建安十六年。这个时间,《三国志》也曾提到:“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第3册,第809页)王粲本传裴注引《典略》也称:“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3册,第602页)皆可证邺中文会宴集是从建安十六年开始。至于其结束时间,谢拟诗序云:“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表明邺中文会宴集的结束,是以建安二十二年诸子的辞世为标志的,这与《与吴质书》“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和《与魏太子笺》“游宴之欢,难可再遇”之言相合。谢拟诗这样详细交代文会的起始和结束时间,当然是出于系统总结,完整书写一代文学发展史的需要,与《与吴质书》缅怀亡者的目的不同。

那么,谢拟诗与《与吴质书》的这些同与不同是否说明,谢拟诗是在《与吴质书》的基础上参考诸子宴会诗经过想象、虚构而写成的呢?当然不是,因为上述已经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谢拟诗是在模仿曹丕《邺中集》原作的基础上创作的诗。惟妙惟肖地规模所拟对象,达到形神逼真的状态,是六朝拟体诗的一个普遍的追求,“拟古而不类”(13)尝被视为模拟之大忌。如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就是“敩其文体”(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三一,第589页),形象地传达出所拟对象的精气神貌。由于模拟过于相似,萧统曾将《陶征君田居》一首误置《陶渊明集》中而不觉。而《休上人怨别》一首,更是骗过了不少人的眼睛,被当作汤惠休的诗传诵不绝。反观谢拟诗,它的模拟也同样具有这个特征,从序可以看出,谢灵运是以曹丕的口气来创作这组诗的,无形中也就透露了他的模拟意图。这就是想极力从内容和形式上惟妙惟肖地模拟曹丕《邺中集》原作,达到足以乱真的程度,以此显示自己创作水平的高超。由于是出于求同的创作心理和欲望,谢灵运的制作与《邺中集》在形制和内容上就必然有相当的一致性,保持了曹丕原作的精神和风貌。但是,就模拟过程来讲,模拟又不能完全照搬所拟对象的词句以求相像。它要求作者充分调动自己的创作技巧和手段,通过艺术的再现达到与原作的相似。在这一方面,当时的作家其实是有其具体的做法的。李善就曾发现了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模拟的一个秘密,他说:“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为之证,其无文者乃他说。”(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三一,第589页)他认为,江淹的模拟固然是“敩其文体”,形象地传达出所拟对象的精气神貌,但为了达到相像的目的,却又不能不在遣词造句上采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是“兼用其文”,即用被拟者之成句;另一方面则是采用“其无文者”,即采用与被拟者内容相关的其他材料。通过这种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的结合来进行诗意形象的再创造,与原作在形貌精神上达成高度的一致和相像。那么,谢拟诗为达到模拟的逼真,在创作上又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方回就曾觉察到,谢拟诗的模拟“皆规行矩步,甃砌妆点而成”(《文选颜鲍谢诗评》卷四,第1906页)。此话虽意在贬损,但概括却极为准确,说的就是谢拟诗的模拟“兼用其文”和采用“其无文者”的情形。这就说明,谢拟诗与江淹拟诗的模拟是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就可以解释谢拟诗为什么会与《与吴质书》存在这些同与不同了。十分清楚,谢拟诗与《与吴质书》的不同,乃是谢灵运在模拟过程中直用曹丕《邺中集》材料的结果;其与《与吴质书》及诸子诗歌的相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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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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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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