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有限制度设计:一种中道制度设计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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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  
以及协作的知识驱动型治理(collaborative knowledge-driven governance)(32)的制度设计原则。所有这些都说明,政治和公共管理活动中不仅存在制度设计,而且学者们也已经对这些制度设计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虽然按照哈耶克和波普尔等的观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研究都从某种程度上强调了社会和制度设计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柏拉图和黑格尔看作是专门的制度主义者。虽然马克思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制度主义者,但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也没有直接对制度设计问题进行专门和系统的分析。西蒙虽然强调了设计科学的重要性,但也没有专门研究制度设计问题。尚格劳和克罗的研究虽将制度层面的设计科学看作是公共管理设计科学研究路径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也没有就制度设计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此外,虽然“政治工程学”和“政策设计学”等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制度设计问题,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专门针对制度的研究,因此也没有对制度设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奥斯特罗姆虽然发展了自己的制度设计原则理论,但由于明显是受到了哈耶克等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一直试图将她所说的制度设计理论控制在社会的较低层级,这固然避免了制度设计怀疑论者的批评,维护了其自由主义学者的根本立场,但也在事实上限制了她对制度设计问题的更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将“设计”和“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相联系,哈耶克的制度理论本能地将制度设计排除在了自己的深度分析之外,从而既否定了制度设计问题,也没有真正深入思考和研究该问题。波普尔虽然提出了自己的“零碎社会工程学”,但由于他本身并不专门研究制度问题,所以在事实上也没有深入探讨制度设计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迄今为止,整个国际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对制度设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就使得制度设计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了当下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亟待深入发展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在这里我主要不是说学界不承认制度设计的事实,没有认识到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事实上,也正如周志忍教授在讨论中所指出的,尤其对中国学者而言,制度和政策设计本身就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者一直在做的事;其有关研究,一半是诠释,另一半就是设计。而且,也确有不少研究直接使用了制度设计的词汇,并且讨论了针对不同主题的制度设计问题。我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即使人们承认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即使讨论了具体领域或主题的制度设计问题,但都只是直接且直观地使用了“制度设计”的词汇和说法,关注的重点仍在如何针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提出相关制度和政策建议,缺乏对“制度设计”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就说,都基本是直观地将“制度设计”看成了一个便宜行事的手段,而没有将“制度设计”本身看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基础研究。当然,有一些学者也许会对此提出疑问,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其实已经开始将“制度设计”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进行研究。但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主要是公司、企业和经济的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问题,它主要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等条件下,如何设计一套机制(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等的问题(33),这和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以及一般制度分析所讨论的制度设计问题非常不同。因此,尽管已有经济学家(34)使用了“制度设计”这样的术语,但其研究仍然明确局限在经济学机制设计的范畴,研究内容亦非常狭窄。

   因此,现在是到了该对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制度“不可设计学派”的观点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是到了该超越零零散散、甚至有些偷偷摸摸的制度设计探讨(例如,波普尔所强调的“零碎社会工程学”、奥斯特罗姆所强调的“制度设计原则”以及“政治工程学”、“政策设计”、公共管理学“设计科学”等对制度设计问题的零散涉及)而将制度设计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进行系统探讨的时候了;也到了该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制度设计学”的时候了。因为,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政治和公共管理的很多问题,事实上都是制度问题;而如果制度设计是制度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要研究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就必须研究制度设计问题。同时,既然全能主义和完全科学主义的制度设计不仅不可能而且极其危险,既然制度设计无所不在而且制度不能设计的观点难以成立,既然制度设计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那么就必须发展一种处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人间制度设计理论”,必须发展一种处于全能设计和不能设计之间的“有限制度设计理论”,必须发展一种不走极端而走中道的“中道制度设计理论”,必须发展一种既具有理论价值又符合社会实际的“现实制度设计理论”,而这就是这里要提出的“有限制度设计”。

   由于迄今为止,在制度设计分析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或者说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哈耶克的制度不可设计理论,特别是由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政治学家和思想家将“制度设计”和“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等相联系的做法,使得西方学术界在“政治正确”等的潜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本能地排除了对制度设计问题的深入研究。且由于哈耶克等的思想的全球性影响,使得除了西方社会以外的其他社会(包括中国)的诸多对制度问题进行纯理论研究的学术精英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制度设计”和“计划体制”、“专制”等相联系,从而也影响了全球范围内对制度设计的探讨。因此,要建立有限制度设计学,要研究制度设计问题,就必须首先和哈耶克进行深入对话,必须首先回答哈耶克有关制度设计的疑问,必须说明如何才能进行有限度的制度设计,但是不造成“致命的自负”和构建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以真正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进一步廓清人们有关制度设计的诸多迷思和怀疑,并为制度设计学的当下发展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康庄大道。同时,由于哈耶克有关制度设计问题的讨论是在批判“全能设计派”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对话哈耶克的基础上,可同时解决与“全能设计派”对话的问题。此外,由于“科学设计派”和“全能设计派”的一个显著的共通性是过分强调科学主义也必然导致全能主义,因此解决了与一般“全能设计派”对话的问题,自然也就大部分解决了如何避免“科学设计派”所带来的危险的问题。至于,“科学设计派”所强调的制度可被设计的合理成分,则会自然地被吸收到后面所要详细讨论的“有限制度设计”中(35),故在这里也不再有单独和西蒙进行对话的必要。因此,在第一部分之后,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再次对话哈耶克,讨论了哈耶克制度理论的整体主义、结果主义和不可知论倾向及其矛盾和危险。第三部分则在前一部分对话哈耶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有限制度设计观。第四部分简要讨论了研究有限制度设计的几个必要性。第五部分讨论了有限制度设计的一些基本特征。第六部分是结论,除总结全文外,也简单讨论了有限制度设计研究的方法等问题。

  

   二、再次对话哈耶克:整体主义、结果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矛盾和危险

  

   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自由宪章》,乃至到他最后的最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论题一直都非常一致和纯粹。这一方面难免让人觉得他的研究有些单调和重复,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体现了他令人敬佩的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这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终其一生,哈耶克孜孜不倦地所探讨的主要的学术主题就是市场秩序形成和个人自由的关系以及这种文明受到威胁的原因。(36)在这一核心主题的引导下,哈耶克批判了传统的关于“人造秩序(artificial order)”或“被指导的秩序(directed order)”和“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或“外生秩序(exogenous order)的划分,进而提出了自己处于中间状态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或者说“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或“自发扩展秩序(spontaneous extended order)”的理论。在不同的著作中,甚至在同一本著作中,除了上面的术语,哈耶克也常常用“自我成长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自我组织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等其他概念或术语来概括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哈耶克认为这种秩序虽然有人为的影响,但由于知识的分散性等原因,它绝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它在整体上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且是可以持续扩展的。

   但是,哈耶克的理论显然只解释了人类制度或秩序形成的整体的和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从而使得他的分析方法虽然是个人主义的,但他考虑和所能解释的现象却仅仅是整体主义和结果主义的,这就是哈耶克的矛盾。他的理论因此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无论如何矛盾和有限,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制度的选择和演化,虽然这种影响在具体的人、具体的机构、具体的时刻,乃至具体的年月等都是非常零散的,甚至是微小的,但当它们聚集起来,就对人类制度的整体演化、发展和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哈耶克的理论或许解释了整体和历史发展最终图景的制度结果,但无法解释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知识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也无法解释这种分散的、不同时段的知识的影响又是如何汇聚起来的。哈耶克的研究只说了这里面具有人为的和人类知识的作用,但他借用进化或演化理论,直接就走向了进化和演化的结果,却没有对制度起源、过程乃至构成制度整体或整体过程的部分进行详细和令人信服的分析。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哈耶克的研究是逃避了或者说掩盖了过程分析的整体主义和结果主义分析,从而使得他的研究在帮助我们从整体和历史进化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制度问题的同时,也妨碍或遮蔽了我们对制度过程和部分的更深入的分析。

可是,我们并不总是生活在整体上,也不只是生活在进化的结果上。我们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完全愚昧无知,则总是在每天的很多事情上使用着自己的理性、理智和知识,进行着或多或少的设计行为。也正是这些分散的,甚至从整体上来看混乱无序的设计行为,或多或少、过快或慢地促进了人类秩序和制度的进化,这就是制度设计的事实,也为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哈耶克以整体和结果为导向的进化观点除了揭示了整体进化的整体和最终图景之外,对进化中不同个体或组织的作用和实际进化的过程则几乎一无所知。这就使得他在揭示了制度进化这一现象的一个整体方面之外,又陷入了对实际进化情况和过程的不可知论状态。范伯格在讨论哈耶克思想的著名论文(37)中就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在哈耶克的理论中同时存在着理性自由主义(rationalist liberalism)和演化不可知论(evolutionary agnosticism)。例如,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明确说道:“因此我要坦率地说,看到一些有关进化论的著作,我总是忍不住觉得好笑。这些著作,甚至是一些出自伟大科学家笔下的著作,虽然承认过去的一切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后还是经常劝说人们用理性——因为现在事情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去把握和控制未来的发展。”(38)同样,在该书的稍后部分,哈耶克也引述波普尔的话明确指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还说波普尔曾经明言的“理性主义思想家‘不会盲从任何传统’”的话“肯定是个笔误”(39)。而且,他也明确宣称:“经济学一项奇妙的任务就是向人们证明,对于他们自以为能够加以设计的事情,其实他们所知甚少。”(40)但哈耶克的制度进化过程不可知论不仅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而且在事实上也贬低了个人以及个体组织的价值,贬低了我们每天从事的各种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生活的价值。这就使得哈耶克在维护人类自由的同时,在反对特有个人或组织妄图对人类社会进行不可能的整体和系统设计的同时,也使自己再次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整体主义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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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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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政治学评论》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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