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认识之重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1 20: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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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间的相互不满与指责,似乎都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滞于一偏。梁漱溟和他的那班追随者确曾狂妄地自信他们所从事的诸如乡村建设运动等项事业,要比共产党的主张与做法高明得多。他们说,共产党试图通过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分化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而他们自己则着重于使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走上联合的道路来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梁漱溟和他的那些追随者自信地宣称:“如果中国今后有所谓的农民运动,那一定是乡村建设的联合运动,而不是引发农民斗争的分化运动。”[注]

  

   梁漱溟的自信与狂妄当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有着充分的理由、道理,然而他对共产党过分夸大中国社会的一般性,企图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步趋西方国家和俄国后尘而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指责,虽然也滞于一偏,并非辨证、全面,但也确曾看到了共产党理论框架中的某些趋向,并非全无道理。我们知道,不论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后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当代新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东亚模式对西方的挑战”,它们一个最基本的理论立足点,都是中国社会的东方特色可能与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文明迥然相异,即便这种相异或许并不在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与阶级斗争的分野上,而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似是一个不必怀疑的本然事实。这一点是各方各派均应接受的共识。

  

   如果从共产党理论发展史的观点看,共产党并不是自始至终坚持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而忽略其特殊性。然而毕竟由于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特殊的目标与任务的限定,共产党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确曾不愿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过分强调其一般性。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理论家、宣传家的郭沫若于1929年在充满诗意的文字中写道:

  

   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需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然而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

  

   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注]

  

   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那样,包括郭沫若在内的那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依据唯物史观作为指导而研究中国社会所得出的结论,便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阶级冲突与斗争同样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我们无意贬低那一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但从后来的事实也不难看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阶级斗争普遍化的结论,不只是无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一来曲解了唯物史观,将唯物史观丰富而实在的内容抽空,二来也为后来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留下了伏笔,提供了一种并非正确的理论准备。

  

   按照恩格斯的经典解释:“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注]以此反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我们不难感到他们那样执着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除了现实政治和阶段目标的需要外,似乎总有点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故而梁漱溟批评说:“所谓共产党其物者,从其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方向来看,则诚然一变于欧洲之故,而从其所有出发的人生态度来看,则正是从来西洋人根本精神赤裸裸地表现,最彻底地发挥。沿着‘功利主义’‘自由竞争’的理想,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演到大家都受不了的时候,自然要从个人本位主义翻转到社会本位思想;然当社会本位的经济将现未现之时,则正是经济抬到最高位,人们视线所集中,摆开阵营大事决斗之际。以‘唯利是视’解释人类行为,以经济一事说明社会一切现象的‘唯物史观’,就成了人们的指针。而共产党便是最擅长以战阵攻取之略,巧用之人群社会的。人类‘有对性’的发挥,因非此不算到家,而西洋人所耍的把戏,这也就为其极轨。乃不谓夙讲理义是非,最耻言利,夙爱礼让和平,最恶相争的中国民族,亦抛丧他祖宗高尚伟大精神,跟着人家跑,而不复知耻。”[注]

  

   阶级斗争的泛化固然不足取,它给二十世纪中国所带来的灾难人们也记忆犹新。仅就此点而言,我们应该承认梁漱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所作的讨论并非全无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处在二十世纪特殊背景下的中国,如果排除了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完成社会转型究竟是否可能?答案无疑不能非此即彼。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或许不可能,但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似乎应该尽快抛弃阶级斗争的手段,尽早回归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本来轨道上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因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判断虽然并不合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口味,虽然也存在诸多内在的矛盾与问题,但其致思倾向无疑是正确的,无疑是企图把握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之特殊性的智者之见。

  

   [作者简介] 马勇(195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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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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