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23: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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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辛亥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关 键 词:南北和谈  国民会议  唐绍仪  伍廷芳  袁世凯  the North-South Conference  the National Assembly  Tang Shaoyi  Wu Tingfang  Yuan Shikai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桌上的主要议题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而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是被学界认定不得人心的此前国事共济会的主张,该会因为这一主张两面碰壁,很快便宣告解散。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弈,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相关事实,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大致描述,只是涉及各自的立场责任之时,未能详细梳理材料与事实的关联,追究起来难免先入为主,时有偏颇之处。将原有材料与各种新出资料排比对勘,可见各方介入其事的你来我往几乎都能一一对应,各种言论行事的缘由趋向,也大致可以呈现。在此基础上探究相关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仅近真,而且能够通贯无碍,以免任意取舍造成对史事本相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

  

   一 国民会议的南北之争

  

   南北议和首次会议决定停战事宜后,于1911年12月20日第二次会议进入正式议案,首先要解决的君宪与共和的取舍问题,也是南北和谈的主要议题。时人普遍担心双方在此问题上尖锐对立,很难达成一致。不料,在民国总代表伍廷芳坦言民军主张共和立宪,清帝逊位,由百姓公选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内阁的代表唐绍仪竟然声称北京来者并不反对共和立宪,所协议的是和平达到共和宗旨的办法。其原话是:“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这番出人意料的表态在令关注各方感到愕然之余,也显示谈判双方似乎一拍即合,事态的发展比预期要顺利得多。既然主要分歧已经化解,接下来的具体操作不过是技术性程序性问题。所以伍廷芳说:“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

   可是,正当人们以为难关已过,感到如释重负之际,却波澜再起,恰是在看似皆可商量的实施办法上,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且各不相让,以致到了难以通融的地步。伍廷芳以为只要优待清室,包容满人,便可以和平解决。而自称全权大臣的唐绍仪,虽然代表袁世凯表示接受民主共和,并且认为“国人皆希望共和”,可是实现的前提却是“必须循众”。所谓循众,具体办法就是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唐绍仪自称武昌起事后他曾上折请求用此办法,清廷不允,现在自己仍然坚持。尤其强调“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对于唐绍仪提出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建议,伍廷芳并未明确表示同意。他认为清廷不会允许这样做,“今各省既皆言共和,可谓众矣”。尽管还有数省服从于清政府的权力之下,实际上已经达到取决的多数。况且各省代表已至南京议决共和,若是另行选派代表,势必耽搁时日。既然多数国民心理倾向共和,应当从速决断,以免另起风波。唐绍仪则指出,各省代表不能由谘议局指派,到上海的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等省代表,不能代表实际管辖各该省之人,不具备决断实行之权。但原则上同意和平解决,且非共和政体不可,表示将以此办法致电请示袁世凯①。

   袁世凯迟迟未能回复唐绍仪的请示,第二、第三次会议,整整间隔了8天,这在急如星火的情势中,可以说相当漫长。8天当中,袁世凯暗中加紧活动,利用列强以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迫使坚决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的日本以及不肯轻易交权的清廷皇室亲贵同意接受召集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的办法。虽然唐绍仪声称袁世凯内心赞同共和,而要袁接受共和就非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之法不行。可是到了公开表态决断之际,身处南北中外各种势力夹缝之中的袁世凯,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十足的把握掌控局势,只能利用各种势力相互制约,因而不得不瞻前顾后,权衡再三,唯恐处置不当导致局面失控。

   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无论如何实施,至少从形式上看,共和与君宪两种结果均可能出现。尽管袁世凯本人一再公开声称他主张君主立宪,保留清帝,实际上只要能够大权在握,也可以接受共和,出任总统。但是,这样的两可未必能得到各方的认可。在外部,列强当中日本坚决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制,其他国家也大都认为中国不宜实行共和制。在国内,清朝皇室尤其是亲贵视君位为身家性命的保障,不肯放弃权力,坚决抵制共和。

   日本反对中国实行共和,除了担心在华利益受损之外,主要是害怕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都采用共和制,会对日本本国的天皇制造成巨大冲击。与日本结成同盟关系而且同样在华利益巨大的英国,以及多数列强,都认为中国以保留清朝皇帝,而将政权交给汉人执掌的君主立宪体制为宜。为此,日本进行了各种外交行动,设法与英国在对华外交政策上协调一致,共同进退,以此为基础,争取与其他列强步调一致,对中国的清革双方施加压力,使之按照列强的意愿决定国体政体。

   英国方面,虽然同意日本政府的看法,不认为中国适宜共和制,但是因为其利益和人员主要在光复各省,担心外交乃至武力干预激起强烈反弹,引发排外运动,同时目睹南方各省和华侨、留学界日益高涨的共和热情,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而且反对明确向南北各方表达关于国体政体的意向,声称将此大事交由中国人自行决定。在英国的坚持下,无力单独行动的日本只好极其不情愿地放弃任何主动干预的想法,任凭局势自然发展。12月21日,英方突然转变态度,表示只要是出自中国人的自愿,可以接受包括共和制在内的政治形式。备感意外的日本政府虽竭力挽回,已经无法改变。12月27日,受到各方牵制的日本政府表示,既然中英政府均同意政体问题留待国民会议决定,对华时局暂持静观态度。

   外力干预的危险消除后,袁世凯加大力度继续向清廷和王公亲贵施压。在局势的迅猛发展和唐绍仪的不断催促下,无钱无兵又各怀鬼胎的王公亲贵既不能战,便只好退而求和。12月28日,经过一番争闹,尽管百般不情愿,束手无策的清廷只能答应袁世凯的请求,同意召集临时国会,将国体政体付诸公决②。

   清廷颁布上谕的当晚,唐绍仪终于收到袁世凯的电令。12月29日,上海南北和谈复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关于袁世凯电令的内容,会谈速记录只记录了唐绍仪所说:“昨夜得袁内阁之令,嘱我令商阁下,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③而据会议当天发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南京代表团、天津《民意报》电,内容较为详细,而且有所不同:“今日唐使言:自初一会议以后,日将赞成共和之意电达告袁内阁,昨接袁电嘱开国民会议,将共和问题付之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的电报是说决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则强调共和指向,有意避开君主制的存废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从一开始民党方面就坚持以实行共和制为议和的前提条件,因而不以清廷为谈判对手,虽然第二次会议唐绍仪提出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建议,伍廷芳并未明确表示同意。而再度开议,伍廷芳却轻易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等于放弃了既定的和议原则立场。对此伍廷芳解释道:“廷意共和主义已为全国人心所趋向,原不必再开会议以观民情,但袁既欲免战事,且有服从民意之心,则此亦可为解决目前问题之一法。因与唐使开议。”④1912年1月和谈陷入僵局时,伍廷芳答复南京代表团的问难,解释稍详,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尤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为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历史上光荣之事,故廷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适用清政府所定选举法之理。”⑤等到清帝退位,温宗尧、汪兆铭等人辞去和谈代表之职时,伍廷芳又声称,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⑥。

   如此轻描淡写地解释这一原则性让步,很难令人信服。国事共济会提出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时,民党方面坚决反对,丝毫不予考虑,南北和谈一开始,又坚持以共和为前提,否则不能开议,何以会轻易同意唐绍仪提出的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设计?这不仅回到国事共济会的立场,而且使得民党既定的开议前提形同虚设,因而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南方参与和谈的人员当中,明确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就是国事共济会的民党代表汪兆铭,他在南北之间极力运动协调,影响力却未如预期,所以罗瘿公说:“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⑦不过,汪兆铭与杨度联手进行的活动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他的居间关说,1911年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只要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其前提条件是,“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⑧。

   黄兴的意思,是要尽快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实现得到国际承认的共和制中华民国。第二次和谈会议前夕,唐绍仪专门拜访了黄兴,并提出自己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宗旨。可是在会议期间提及此事时,并未说明黄兴作何反应。据12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致内田外务大臣电,20日唐绍仪密电称:“昨日与黄兴会晤,进行简短交谈,以探索其意向所在。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似已毫无折冲余地。此次会晤虽系个人交谈,但在正式会议上双方若公开坚持各自主张,谈判必至破裂;且各国领事之外交方针似亦有所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务希尽速筹拟方策,来电示知。”⑨由此可见,黄兴并没有同意唐绍仪的建议,至少并未就此明确表态。

从现有资料判断,同意北方提出的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建议,应是民国代表伍廷芳个人的决定,事先并未征得民军各方的同意,这也是造成此后南方无视和谈达成的协议不断出招的潜因。而伍廷芳之所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自做主,一方面是认为自己拥有代表民军的全权,而且共和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即使公决,也不会发生意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直表面维持不干涉中立的列强,终于决定出手逼迫官、革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这表明,列强虽然不会强行干预南北各方的政治取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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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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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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