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23: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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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今人习以为常的“华南”区域概念,始于1895年,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相应地日本方面的南清之说,也被译成华南。民国时期,因为地域差异和政治分裂,体育界采取分区方式组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南为分区之一。国民政府统一后,分大区进行的模式被其他社会活动乃至政府组织所仿效,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而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以及国民政府加强珠江流域各省的建设,使得华南的指称更加流行。不过,华南一词的使用虽然逐渐增多,其涵义却有广狭两种,广义即南华,指中国南方或南中国,狭义指以珠江流域为主的若干省份。而且狭义不仅所指省份因人而异,还与西南、中南等概念混用,尚未专有特定。华南指称的晚出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动不居,提示区域研究应自觉分区概念的形成演化与历史进程相吻合,以免先入为主地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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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作为方便名词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作为关键概念使用则应当十分慎重,以免任意增减而害意。历史上指称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名词,或是名词虽然相同,由不同主体使用或在不同语境之下却意涵各异,受到内外各种要素转移变化的影响,才逐渐演化以致约定俗成。如果不顾演化的历史,用一时的约定俗成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名词集于一线,则难免似是而非。有鉴于此,不宜用概念连缀历史,而要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二者的取径做法看似相仿,实则迥异。前者先入为主,以今人说古事论古意,无论如何旁征博引,心中先验的一是已经认定,对于史事的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只能看朱成碧,与本事本意相比照,难免捉襟见肘;后者则由梳理错综复杂的千头万绪寻出线索,呈现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所论必先探知领悟前人本意及前事本相,进而知其所以然。由是可以避免此类研究中称引前人所言,实际上不过是发挥己意的通病。

   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1]经过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梁启超所告诫世人的毛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成为普遍化的常态。使用大区概念研究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便是典型事例,值得顺时序检讨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以“华南”为例,以《申报》为脉络,辅以相关资料,即可窥见一斑乃至大体。

  

   一、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综合今日较为正式的各种通行说法,华南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两种涵义。就自然地理而言,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中国南方”,地理上指秦岭一淮河一线以南中国的广大区域。这种区分包括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自然条件,南方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季风气候,以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古时以水路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狭义的华南则特指“岭南”,即“五岭以南”。而广义的华南地区除广东、广西外,包括福建中南部、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岭以南的州县,如衡阳、永州、郴州。就行政区划而言,民间的“华南地区”说法多样,涵盖各异,官方的规定也屡有变更。据称民国时代有的教科书将华南的范围定义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以及海南省和香港、澳门。而依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定义,狭义的“华南”通常只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以及香港、澳门。或认为广义的行政区划包括台湾省,海南省全部,福建省东南部,广东和广西,乃至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

   上述各种说法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显示“华南”概念的变动不居,虽有约定俗成,却并非大同小异。而且不少说法本身就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声称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指中国南方,似乎古代已经存在华南的概念并具有明确指向,这显然并非事实。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行政区划,华南都是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而非古代已有华南的特指。换言之,今日被人们叫作华南的各个地方虽然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用“华南”一词来专门指称。所谓广义的华南指中国南方,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众生。

   晚清以前,没有作为特定专有地域指称的华南之说。华南一词的出现,目前查到较早的为189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由“东莞王炳耀煜初辑”,其中提及:“西四月二十六号伦敦特报日:中日议和,据电报所传,内有数条于欧洲颇多关涉。……日本在中国之北,既得旅顺口、威海卫以扼守京邸之海门,又在华南踞守台湾、澎湖以中梗欧华通商之孔道,是不啻双手合抱中国,而屏各国之人为门外汉也。各国能不亟起阻挠,以免日后之大损哉!”[2]《甲午中日战辑》的编著者名王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于东莞县官涌乡,是中国礼贤会第一位传道人王元深的长子。王元深是信义宗礼贤会的牧师,妻子早逝,便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德国籍牧师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让他们在叶牧师于惠州所办的传道学校读书。经过一番周折,开始不好学的王炳耀感悟到生活的艰辛,立志读书上进,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866年为传教士,后被聘为香港信义宗巴陵会育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济会参加礼拜,听王炳耀讲道。后王炳耀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诫鸦片社。1902年病逝。

   王炳耀之外,王元深的另一子王谦如也是香港的名牧。王炳耀和王谦如子女众多,王炳耀有子女十人;王谦如有子女九人,王家成为19世纪香港有名于时的信仰基督教大家族。王氏子女在香港接受西学教育,又受到教会风气的熏陶,皆能成材成器,以王炳耀的六个儿子最为显赫。七男王宠贤童年早逝,王宠勋、王宠光、王宠佑、王宠惠、王宠庆、王宠益均学有所成。六男之中只有长子王宠勋没有到外国留学,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其余五兄弟均留学英、美。四子王宠惠为法学博士,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

   王家的背景显示,华南之说的出现,当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华南一词只是偶尔用之,而且基本都出自外国或来华外籍人士。如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申报》第9415号的《胶湾政策》,根据伦敦来信引述德国某官拟就呈诸议院的振兴胶州湾诸策,其中提及“青岛为作客华南之诸西人避暑处,若有欲设山东全省筑路开矿公司者,必设在德界之内,所定章程务期与德律无悖。此后倘再辟一新疆,德律即随之而往。惟有关于华事者,则华律或可相辅而行云”。

   晚清使用华南一词的情形并不常见,而且所指很可能只是中国南部的简称,未必如今日专指南方的某些特定地区。进入民国,华南的指称逐渐增多,其中一部分与日本有关。如日商在上海设有华南洋行、华南银行。[3]日系航运公司所辟航路也分成华北、华南各线。1923年10月,“日本福冈县教育会所发起之华南教育视察团谷甚藏等二十一名已于前日抵沪,当日在沪视察日本小学校、公济医院等处,旋赴杭州观潮,预定今日回沪,续赴苏州、镇江、南京各处视察,十日回国。据该团长谷甚藏言:该视察团之目的,在视察中国之教育设施、教育方针与状况,及为教育背境之名胜等。又据该团员武藤直治言:此行意在分科调查中国并日侨之教育状态、人情风俗、各国之殖民地政策及各国之产业(工业及农业)等,调查结果将择要发表。又该团系福冈县各中小学校长等所组织。”[4]该团考察的范围在长江下游的江浙,所谓华南,显然与今有别。况且就日语本身而言,晚清一般称为南清,民国以后则称为南支,很少直接使用华南。出现在《申报》上的报道,当是翻译使然。

   除了日系商企,中国也有一些公司、工厂、学校冠以华南之名,如上海的华南电气公司、华南机器厂以及福州的华南大学。[5]1922年,同济毕业工程师舒震东、龚积成、赵际昌等联合上海中外著名工程师组织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专计划一切大小工程,其中分机械、土木、建筑等部,事务所暂设闸北宝山路鸿与坊华兴里八十九号,已于日昨开成立大会。闻该所与上海之中西、广东之华南、及北京之华北各工程事务所均已接洽妥协,对于工程上互相提携,将来该所于我国工业前途,裨益谅非浅鲜也。”[6]这些名称及其分布显示,首先,华南仍与外洋有关;其次,意涵所指与今有别,但也出现特指广东等具体地方的情形;其三,使用华南的地域不限于一处。如位于上海的华南影戏公司、华南印书社、华南烟草公司、华南旅馆、华南国货公司、华南农场,复旦大学还有一支华南篮球队。所指既有对南方特定地区的专称,也可能是笼统包括南中国的泛指。

   民初对于华南一词的使用影响最大的,当属远东运动会。该项赛事由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发起。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改为三年,最后两届为四年一次。1920年,组织赛事的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并更名为远东体育协会。中国参加了历届远东运动会,直至1934年因为日本坚持把“满洲国”拉入,中国强烈抗议并退出,远东体育协会因而解体,远东运动会随之消亡。

   参加运动会的重要准备是选拔运动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显著,缺乏统一组织,而且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所以遴选事宜采取分片进行的办法。1919年5月,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为期一周,“我国此次遴选与赛员,分华南、华北两部。兹悉北部与赛员四十人,于上月二十八号出京,带同职员五人,乘津浦车南下,已于昨(一号)晨抵沪,由四川路青年会招待一切,定本星期日乘‘哥伦比亚号’轮船出发。本埠与往者有南洋公学李大星等九人,青年会朱镇庚一人。”[7]这里的华南、华北,显然是南北中国的简称。

   1921年5月,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各项参赛选手分片产生,分别组成四支队伍,“中国选手号数自三百号起,分华东(东方八大学)、华南(福建、广东等处)、华北(东三省、直隶等处)、华中(湖北等处)四部分。”[8]如足球、篮球等,均分区组队参赛。5月26日晚7时,“远东运动会总干事葛莱博士在西藏路一品香欢迎各处运动员及各队领袖,除华东外,华南、华北、华中各队员皆到会。葛博士并致勉辞,略谓:此次远东运动会,已费六个月之预备,以有今日之成功,吾辈兴致愈接愈近。数日之后,即将举行。诸位运动员此次由各处来申,平素相隔千余里之遥,声气虽通,见面殊难。今日相聚一堂,正可藉此握手联欢。遂请在座各组如华北、华南、华中依次起立,华北到者十人,华中五人,华南四十四人。”[9]南北东中的划分,尽管仍与今日习惯不同,已经显出后来大区分界的端倪。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依然分区组队,但减少了华中区,而且要先由各区进行预赛来决定哪支队伍代表本区参赛。即是由一区之内的强队代表该区出赛,而不是挑选出该区的强手共同组队。如“华北、华东、华南篮球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最后预赛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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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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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5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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