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孙中山研究亟需注意版本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23: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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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时势的变化为汉奸转义提供了必要的语境,在江西南昌,新政前后的观念迥然不同。“华字各报省城统称之曰洋报,向来阅者甚少。上年拳匪乱起,更诬之为私通洋人,称曰汉奸。虽有一二通识者心知其非,亦不敢公然置辩。本年朝廷颁行新政,彼都人士方知报纸能益人见闻,争先购阅,从前闭塞气象,焕然改观,舍旧图新,机缄其在是欤。”(18)原来的“汉奸”行为如今成了时趋,认识自然随之变更。

   梁启超的观念变化在保皇会同仁中不乏同调,尤其是具有反满革命倾向的康门弟子,有的言辞较梁启超更加直截了当。1902年,欧榘甲在《新广东》中就针对刚毅“学堂徒养汉奸而已,不能成人才,无用”,应将各省学堂悉数裁撤的主张,提出:“虽然,刚毅之所谓汉奸者,乃以恢复汉人之权利,不愿为满人之奴隶,故目之为奸耳,此真吾汉人独立之种子,不可不培养者也。”鉴于“满洲朝廷,既以学堂为养汉奸之大患”,不可能立学堂以培我民之自立,即使有学堂,也不过施行奴隶教育,各省欲图自立,宜开自立学堂(19)。清廷眼中的“汉奸”,在革新者看来就是汉人独立的种子,那么,“汉奸”的帽子应当转而戴到对立者的头上,“汉奸”的转义,也就呼之欲出了。

   孙中山的汉奸新义,不仅与时代脉搏的跳动一致,而且成为风气转移的发端,彰显其先行者的特质。

  

   二、《孙文学说》再版的不改与补注

  

   近人著述,往往一书多版,而且每版往往有所改动,反映了作者的认识或说法随着时空的转移而不断变化。有时改动虽然不大,甚至不过细微末节,若能前后左右比较参证,也能查知作者之所以改变的隐情。在这方面,流质善变的梁启超最为典型。与之相比,孙中山的著述一书多版的变化不算突出,但也有一些事例可以深究。

   由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的《孙中山全集》第6卷,于1985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孙中山最重要著作之一的《建国方略》,编者特别注明版本问题:

   该著作由《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三篇汇集而成。《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出版于一九一七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实业计划》用英文写成,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最先发表于一九一九年《远东时报》六月号,一九二一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全书英文本,十月出版中文本,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出版于一九一九年春夏间(原拟包括卷二《三民主义》,卷三《五权宪法》,后未续出),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建国方略》原计划写第四部分:《国家建设》,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后只完成部分计划,但并不包括在《建国方略》之内。《建国方略》最初版本迄未见到,今据一九二二年上海民智书局再版的时间编次。此次所收以上海孙中山故居藏改正本《建国方略》为底本,《民权初步(社会建设)》曾与首都图书馆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民智书局第四版校订。

   如果完全实现预定计划,《建国方略》应该是孙中山一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重要性在他的所有著述中无与伦比。而这部重要著作并非集中写成,改定后一次性发表,而是各篇陆续分别写出,各个部分单独发表或出版。有的先由刊物刊载,再由出版社出版,有的由不同的出版社连续出过好几版,有的还有英文本和中译本的变化。凡此种种,都使得这部著作的版本与文本内容的解读增添了几分密切关系。在此仅就《孙文学说》的版本与内容问题略作探讨。

   《孙文学说》的初版本由上海华强印书局于1919年5月20日印刷,6月5日发行,定价一元五角。付梓前夕,1919年5月初,胡适刚好到上海接来华讲学的杜威,“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部书,快出版了。他那一天谈的话便是概括地叙述他的‘行易知难’的哲学”(20)。《孙文学说》出版后,孙中山当月即让廖仲恺寄给胡适5本,7月11日,廖仲恺受孙中山嘱咐,致函胡适,告以“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21)。

   《孙文学说》的意义,孙中山极为重视,他“认为心理建设是其他建设的基础,不论是政治建设、实业建设或社会建设”(22)。正如孙中山在写于1918年12月30日的《孙文学说·自序》中所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错误思想,是“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心为“万事之本源”,凡事成败,皆取决于心,要建设民国,首先要建设心理,“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只有如此,《建国方略》才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才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国家(23)。而这一思想能否为国人所接受,学界领袖人物的态度无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胡适的评价,孙中山一则认作学者的意见,一则视为新思潮的呼应,可以支撑己说,扩大影响,所以希望胡适不仅写出,而且要在新思潮的代表刊物上发表。

   胡适很快复函表达了对于《孙文学说》一书的意见,并且写了书评,分内容简介和评论两部分,刊登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7月19日,廖仲恺回复胡适的来函:“尊函得读,即以呈之孙先生。所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孙先生谓此层不过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且于文学之途本未考求,拟请先生将关于此层意见详细开示。其他书中有欠斟酌之处,亦希一并指正,俾于再版时将尊见采入。《每周评论》31号出版,当敬读尊论。鄙见以为,孙先生所谓中国‘文字有进化’,自非实在,但语言退化却系事实。唯其如此,所以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唯其如此,而后语言有进化而无退化。即以白话文论,近时之白话小说、白话文字,较之前代之小说、语录,已大不如。以此为退化之征,未悉有当否?外此未审有语言不退化之征象否?有便可否一论此事?又我国无成文的语法(Grammar),孙先生以为先生宜急编此书,以竟文学革命之大业,且以裨益教育云。”(24)

   胡适在书评中明确表示“对于这书大旨的赞成”,“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认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它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所以有此说,是因为胡适认为孙中山是有远大理想和计划的真正实行家,而非充斥国内政坛的没有计划的政客。“现在的大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孙中山的理想绝非空谈,可惜大家都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依据科学的正确知识确定的切实而远大的计划,不限于一党一系,任何正当的团体都应当奉行,“都应该用合法的手续去消除大家对于那种计划的怀疑”。孙中山“著书的本意”,是“实行家破除阻力的正当手续”。

   此外,胡适也指出书中有许多不能赞成的地方,如第三章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以及第五章关于王阳明的议论,但认为比较是小节,可以不细批评(25)。不久,孙中山读到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书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指胡适)的力量。还望先生于书里不很完全的地方,指示指示,第二版付印的时候可以修正,请先生不要客气。”(26)

   胡适是否就《孙文学说》的问题进一步表达了详细意见,以及孙中山如何看待其意见,没有资料证明。不过,孙中山虽然的确不大关注文学,所论却并非随便拾来作衬。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实际上是针对新文化派的某些过激言论和主张而提出批评。他认为,以文字实用久远言,中文远胜于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之死语;以文字传布流用言,则当今号称流布最广的英语,使用者也不及中文之半。中国历史上屡屡同化侵入的异族,文字之功至伟。所以,“虽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倡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文字所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而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辅相成。因此孙中山进而指出:

   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彼于中国文明一概抹杀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必废去中国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27)

   在汉字的取舍存废方面,胡适的主张看似不算激进,其实说到底只是将白话文作为象形文方块字最终改成拼音文字的过渡,其心目中理想的文字还是罗马字(28)。而且他的内心深处确有全盘西化的潜在倾向,至少对鼓吹全盘西化者抱有同情,而对分别物质与心性的东西文明观不以为然。这大概是他萌生意见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与孙中山分歧的根本所在。

   孙中山在世时,《孙文学说》已经多次再版,将上海华强印书局的初版本、1919年7月下旬印刷发行的华国印书局版本(未增补)与1920年4月建设社重印本(有增补)、1923年上海民权图书社印行本(无增补)、1924年3月上海富华印书局印行本(无增补)、1927年新时代教育社印行本(有增补,与正文相混同。该版本为《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4月初版,5月即已四版)以及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所收上海民智书局《建国方略》本对勘,虽然个别地方有所增改,胡适提及不能赞成的几处,相关内容文字却几乎没有改动,至少可以视为对胡适初步意见的否认。

   孙中山逝世四年后,1929年5月,胡适写了《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与10年前着重于理想家有计划的实行的积极看法大相径庭。胡适认为:“《孙文学说》的真意义只是要人信仰‘孙文学说’,奉行不悖。”并且断言“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虽然胡适肯定“行易知难的学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孙中山死后三年的革命历史,“证明了服从领袖奉行计划的重要,证明了建立共同信仰的重要,证明了只要能奉行一个共同的信仰,革命的一切困难都可以征服”。

   但是,“政治上的一点好成绩不应该使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学说本身的一些错误”,以及从这些错误连带发生的恶影响。根本错误就是把知和行分得太分明,不仅分作两件事,而且是两种人做的两类事。结果产生两大危险:其一,许多青年只认行易,不觉知难,打倒智识阶级,轻视学问;其二,当权执政者借此招牌,专讲服从,不容异议,以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自由,取消舆论。

   胡适认为,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民生国计是最复杂的问题,利弊不是一人一时看得出的,故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处处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可以行得越好。把行看得太容易,就会胡作非为,害人误国。当国者不明此节,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治理现代大国所必需的专家政治就无从实现。

孙中山没有根据胡适的意见修订《孙文学说》,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所有的意见。孙中山的确希望听取各方意见,以便对自己的著作加以完善,并且有所行动。与此相关的一件事,即胡适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一文中提到的:“后来杜威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中山谈的也是这番道理。”(29)也就是叙述其“行易知难”的哲学。至迟到1920年4月,孙中山便根据杜威等人的意见对《孙文学说》稍加补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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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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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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