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孙中山研究亟需注意版本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23: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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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尽管人有不同,时间的因素还是存在。尤其是第二说,时间性基本得到肯定。只有第一说的时间较为模糊,也可能是后来出于宣传目的的制作。当然,此说同样有些难以说通之处,因为,如果是作为宣传品而专门制作,却在清末如火如荼的反清鼓动中杳无声息,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

   就供词的遣词用字看,很可能并非当时的产物。退一步说,即便邹鲁确有所本,并非原本或经过改动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例如文中几处使用“汉族”指称,现在虽然习以为常,当时却并非常用的专有名词。包括杨思机在内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汉族”的概念1897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与汉人、汉种混用,20世纪初年,才逐渐普及并且开始进入约定俗成的过程。至于为“汉奸”重新定义,此前几无先例,此后数年间也几乎没有响应者,显得过于突兀。因为造新词固然不易,旧词新用更加困难。大语境如此,要在刑讯的特定场景下,集中创新或熟练使用非常用词,更是难以想象。况且,即使供词的确存在,在邹鲁编撰出版《中国国民党史稿》之前,也处于世人不知的秘藏状态,要以供词作为新义“汉奸”比较早的例证,在考订确实之前,还须慎之又慎。由于供词此前并未问世,“且影响比较大”的判断,更是无从谈起。

   质疑陆皓东供词使用了新义的“汉奸”,并非否定“汉奸”的转义与革命党有关。从陆皓东的供词到1903年的《汉奸辨》,前后有八年时间。这在历史长河中或许显得短暂,可是世纪之交,恰是新名词开始涌入的时段,其间一些旧词也做了重新定义和解读,而最有可能最早对“汉奸”重新定义的,仍属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而关键的文本,正是孙中山本人撰写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被认为最早发表于1903年9月21日出版的留日江苏同乡会主办的《江苏》杂志第6期,后来编辑《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即据此将此文的时间系于1903年。直到1995年,狭间直树教授发表了《关于〈东邦协会会报〉刊登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文研究》第18号),并于次年在神户召开的纪念孙文诞生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关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的若干问题——孙文来日初期的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的报告,确证《江苏》所载《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其实是两年前《东邦协会会报》刊登的同一文章的再度发表⑥。1901年12月20日,《东邦协会会报》第82号卷首发表了署名“孙文逸仙稿”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虽然《江苏》刊本文字有所更动,尤其是原来的朝廷改满朝、清朝,清政府改虏朝、鞑靼,清改满、虏等,进一步凸显了反满的色彩,关于汉奸及其相关的用词则基本保持原样。

   时间提前两年,不仅对了解文章的语境和解读孙中山的本意大有裨益,而且使得“汉奸”一词重新定义的起点有了新的证据。孙中山在文中明确说:

   清廷常图自保以安反侧,防民之法加密,汉满之界尤严,其施政之策,务以灭绝汉种爱国之心,涣散汉种合群之志,是事以刀锯绳忠义,以利禄诱奸邪。凡今汉人之所谓士大夫甘为虏朝之臣妾者,大都入此利禄之牢中,蹈于奸邪而不自觉者也。间有聪明才智之士,其识未尝不足以窥破之,而犹死心于清朝者,则其人必忘本性、昧天良者也。今之枢府重臣、封疆大吏殆其流亚,而支那爱国之士、忠义之民,则多以汉奸目之者也。策保全支那者,若欲借此种忘本性昧天良之汉奸而图之,是缘木求鱼也。⑦

   在此,“汉奸”在满汉对立中,不再是指反对满清的汉人,而是士大夫当中帮助满清的“甘为虏朝之臣妾者”,是“忘本性、昧天良”的奸邪之徒,其中就包括枢府重臣和封疆大吏。这与此前的“汉奸”含义截然不同,而与辛亥时期革命党人排满话语系统中的“汉奸”指称基本一致。这一时间变动,虽然不足以支持六年前陆皓东的供词,至少表明陆皓东是受孙中山的影响而倡行排满,供词的主旨与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通。这较《黄帝魂》的《汉奸辨》仍然早两年,至少目前可以作为“汉奸”转义的确切起点。

   孙中山重新定义“汉奸”,以排满为根本改造的宗旨当为主要动因。而戊戌前后“汉奸”语境的若干变化,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这些变化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其一,“汉奸”之“汉”的范围由汉人扩大到华人。鸦片战争后“汉奸”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时期之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申报》刊登《防奸续议》的论说,指出:“奸细有二,一为汉奸,一为倭奸,非汉奸则倭奸无所容身,非倭奸则汉奸亦不能传消息。”并进而提出防治办法:“窃以为防倭奸易,防汉奸难。倭奸虽改扮华人,终有破绽,若汉奸则本系华人中之无赖,惑于富贵功名之说,竟不知顺逆,觍颜事仇。其人本系华人,别无记号可以认识,其宅心之险恶,则更甚于倭奸。何以言之?倭奸虽为恶于我华,而其百计千方,暗中侦察,泄我秘要,以破我师,在日本人视之,尚不失为忠心耿耿。独华奸本系食毛践土,履厚戴高,尔祖尔宗,尽是圣清之黎庶,乃一旦心肠变易,将情输之于敌人。在我朝固罪无可逃,而敌人亦视为无足重轻,不过饵以重利甘言,驱之如牛羊犬豕耳。我故曰倭奸固宜防备,而汉奸益诛之,而罪不胜诛也。防之之道奈何,曰先严惩治汉奸之律,凡有华民之为倭人间谍者,获即斩首,略不稽留。即使幸脱网罗逃之海外,亦设法拘获,明正典刑。如是则倭奸无容顿之人,其计可以立破。”⑧

   从汉到华,是清中叶以后文化认同的一种趋向,中古时的汉化,到了清代渐成华化。显例之一,如清中叶华侨指称的出现。这一变化具有复杂内涵,其中之一,当为汉的自我意识相对于满日渐清晰,但是相对于外夷或外洋,其内向的覆盖面有所不足。若汉特指固定人群,华的涵盖则要宽泛得多。华奸之类的说法后来未能通行,可是汉奸之汉与华侨之华却有所对应甚至互通。这成为清季中华民族概念应运而生的历史文化渊源,意味着“中华民族”并不仅仅是由于民族认同的紧张而不得不生造出来的政治概念。尽管民族自觉实际上主要是由外来民族主义思想观念的传输刺激而生成。

   由汉而华的另一潜在意向,显示汉与华本来均不是人种观念的分别,而是文化意识的差异,当汉可能与人种相关联而产生混淆时,只能以华取而代之,才能保持文化取向的本意。后来无论是满汉之争的汉族意识强化,还是针对这种取向的批判,都同样是误将汉视为同一种族,而有违所谓“汉”只不过是文化认同的历史存在本相。就此而论,汉与华本是一脉相通的,二者都具有来源各异的人群的文化混同性。须知今日所谓汉族,从未经过民族识别,就被视为当然的共同体。实则其来源的多样性几乎可以一望而知。

   其二,按照清朝的正统观,“汉奸”已不仅指鼓动非汉群体反清的汉人以及勾结外国出卖中国的奸邪,而是将一切反清之人均与“汉奸”相联系。这样的衍申在媒体和士绅的意识言语中已经展现出来。戊戌政变后,《申报》刊登《慎防逆党煽惑海外华人说》,表示:“彼梁逆早存一败事后只身远遁之意于胸中,乃欲诱人背君去国,窥其肺腑,其毒盖更甚于洪秀全、杨秀清之流矣。原刻拟以汉奸龚孝拱等人,窃恐尚未情真罪当,其他种种狂妄之说,直与猘犬无殊。”⑨

   1899年2月,湖南曾子彦上书该省当道,提出:“自强邻逼处,削夺我藩篱,侵占我土地,因而内地匪徒,隐为汉奸,显肆猖獗,愚民易为所煽惑。”希望继续湖南创立保卫局开民团之先声的事业,各府厅州县陆续举办团练⑩。是年四川余栋臣势大,扣押安定营统领周寿卿,官府剿抚未定,派王秉节前往处置。“初,地方绅董惧余匪之滋扰也,议定每日馈银二百两,按十日一付。及甲乙丙丁四绅董谒方伯,方伯面斥云:汝等既为余匪筹措银两,非汉奸而何?”扬言欲将四人正法,然后进兵痛剿(11)。

   从变法的梁启超到被迫协助反教的余栋臣的地方绅董,以及盗匪,都被当道无差别地视为“汉奸”,所以才有了稍后章士钊的《汉奸辨》为“汉奸”翻案正名,将汉奸分为“真汉奸”与“正色汉奸”。“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而“正色汉奸”即满洲人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并且预言道:“三年之内,胡虏朝廷,必亡于汉奸之手。”(12)

   其三,变法救亡思潮的兴起导致“汉奸”指向的转移。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一方面批评自强改革,教育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看似延续既有的“汉奸”指向;另一方面,又对以往将主张学西学谈救亡者目为“汉奸”表示强烈不满,“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而大臣之中,“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13)。

   按照梁启超的逻辑,不是学习西学、呼吁救亡的人为汉奸;恰恰相反,不能变法图强,抵御外侮,才会导致汉奸的产生。这样的认识,为“汉奸”的转义铺平了道路。1899年底,翰林院编修沈鹏因天灾应诏上折直言,便沿袭这样的逻辑,指荣禄、刚毅、李莲英为三凶。他说:“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纪诵圣德,闻中外之讹传,辄用怵惕而忧疑,其用情虽愚,其爱君则挚。刚毅必指为汉奸,摧夷挫辱。夫人一念爱君即为汉奸,则必仇视皇上,腹诽圣德,而后为大清之良民,中国之良士,是则率国人而叛皇上者……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于皇上则同,且权势所在,人争趋之。今日凡旗员之掌有兵柄者,即职不隶荣禄,而亦荣禄之党援也,凡旗员之势位通显者,即悍不若刚毅,而亦刚毅之流亚也。而旗人汉奸之嗜进无耻者,日见随声附势而入于三人之党。”主张“杀三凶以厉其余”(14)。

   既然爱君反成“汉奸”,除了逼迫国人背叛皇上之外,也为反过来将附和“三凶”者认作“汉奸”提供了可能。庚子自立会起事,“熊锦堂、张鑫山与易敬臣等人误听康逆唆使,投入自立匪会,私售富有票,后得省悟,至驻扎日晖港之安字营投诚。某日,奉江南提督李大人及前任道宪余大人之命,往南通州一带劝令匪党曾国章等反正,途遇康党刘保林交付一信,嘱持往见曾。丈夫(即熊锦堂等)不知其诈,贸然前往,曾指为汉奸,立用洋枪击毙,并将尸骸剁分数段,易更被曾剖腹屠肠,抛尸丝鱼港内”(15)。此处的“汉奸”,是指投降官府的变节分子,与原来反对满清的本义截然相反,而与革命党排满话语的“汉奸”含义颇为近似。

   此后,梁启超一方面借用原来保守官绅对洋务官僚及其事业的抨击,指清廷未能提出并确定“合于今世文明国民所同向”的教育宗旨,前驻日公使李经方为日本东京中国公使馆中附立之学堂所题对联,“斯堂培翻译根基,请自我始;尔辈受朝廷教养,先比人优。此二语实代表吾中国数十年来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翻译之外无学问,舍升官发财之外无思想”,这样的教育实际上是“培汉奸之才”,“开奴隶之智”。“夫使一国增若干之学问智识,随即增若干有学问有智识之汉奸奴隶,则有之不如其无也。”(16)

   另一方面,梁启超又针对刚毅所说“学堂为养汉奸之地”的言论敬告当道者:“夫学堂则何至养汉奸,然使诸君而真改革也,则学堂中人皆为诸君用;使诸君而伪改革也,则学堂中人皆为诸君敌焉矣。此乃刚毅所谓汉奸也。夫敌守旧,敌也,敌伪维新,亦敌也。刚毅知其将为敌而锄之,诸君不知其将为敌而养之。”今日中国改革之动力,非发自内而发自外,世界风潮,由西而东,愈接愈厉,“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势必趋而集于亚东”。刚毅见洪水来而欲堙之搏之,其势必横决而倒行。伪革新者则筑短堤柔堤以障之,其势非泛溢而出,则刷落而溃,同归无效(17)。

此处的“汉奸”,已经不是顺着顽固官僚对洋务官员及其事业的指责,而是刚毅之意的反说,不改革或伪改革,学堂中人势必群起与清廷为敌。其承接世界风潮推动改革的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被刚毅之流视为“汉奸”敌人,其实是革新的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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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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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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