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23: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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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使之绝迹,南洋一带也要发动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本的商品无处销售,导致工厂倒闭。九一八事变后的四个多月里,中国南、北、中部及香港的日货进口额均大幅度减少。如果下最大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抵抗经济侵略运动,必可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至于灭绝。如果长此以往,日本全国的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与资本家及政府的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动荡,士兵也不再做资产阶级的武装走狗,国外战争变成国内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穷途末路就要到了,再也无力压迫中国。至于抵抗经济侵略的进行程序,要有全盘的精密计划,发动各方面民众,在运输、搬运、销售各个环节禁止日货,凡违反纪律者,以通敌论罪,同时严禁各方面与日本发生经济关系,包括存款、商贸、服务等,并拒绝向日本提供及输出原料。为达此目的,须广泛宣传,使全国民众即使在穷乡僻壤也负有抵抗任务。

   暴力方面,日本海陆空军数量有限,尤其是陆军,总共只有21个师团,25万人,另有预备役240万人,除非全数开来中国,否则不能分配于中国的广大地面。而日军全部来华既不可行,亦无可能,日本的财力无法负担,内部矛盾及本土防守也不允许。其海空军虽强,但海军的用途有限,空军只可做威吓之用。

   至于中国持久抵抗暴力的办法,作者认为,上海战争证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强于日军,要持久抵抗,应扩大范围,最低限度必须恢复东北的行动。因此,必须有总动员的方针,除抵制经济侵略外,要将全国现有的300余万兵力准备起来,在沿江沿海各要隘进行配备,上海方面要布置雄厚的预备军,其他如粮食筹划,弹药接济,交通整顿,都要通盘筹划。民众方面要扩大义勇军组织,集中退伍军人和知识分子,由民众组织抗日领导机关,指挥一切抗日行动。如此,则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便不能动摇中国民族抗日的分毫了。

   在各种不利于持久抗日的因素中,中国政府的情形最令人担忧,“我们认为蒋介石、汪精卫所作所为在过去事实的表现,完全是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企图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怜悯下稳固他们的统治权”,东北数千里疆土作了“不抵抗”的牺牲。应由民众督促以“不抵抗”丧失国土的蒋介石、张学良等,以“罪该万死”之身督率专门制造内乱的军队收复失地,然后再听候民众的公判。在全国民众一致抗日的时候,蒋、汪、张等皆不敢说不抵抗,而说抵抗,但民众要看事实表现,欺骗的手段不能再有效力。在中国民族生死决斗的关头,不容有只图自私自利的汉奸存在。(22)

   对于政府的担心,已经不是人们心中的隐忧,“孤军”的断言,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心声,他说:“总之,吾民族欲求生存,必须人人具坚决心,谋长期奋斗,尤须秉国者坐言起行,从速命令沿海各军,与暴日决殊死战。若秉国者仍因循不决,以不抵抗及乞怜国联为外交秘诀,一面任前线将士浴血,一面与敌人谋妥协,则我忠勇之将士虽能坚守淞沪,其结果亦徒供卖国者作馈赠品耳!吾人于今日痛定思痛之余,对人诚不愿多所责备,惟愿国人以沉勇之精神,必死之决心,继续奋斗,实行下列几事:(一)继续予十九路军以精神及物质之援助,使此忠勇卫国之将士能对敌作持久战。(二)严防政府对日外交屈服,并反对闸北划中立区,不准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三)各地人民与军队应扩大抗日战争,继十九路军在淞沪之后,起而抵抗暴日。(四)督促政府出兵讨伐满洲伪国,收复东北失地。(五)认清上海事件系与东北事件联带而起,上海事件不能舍东北而单独解决。”这些举措,既“为长期抗日荦荦之大端,亦为中华民族谋生存之要着。”(23)

   也有人担心十九路军孤军奋战,蔡廷锴难免成为马占山第二,重蹈其覆辙,提出应警惕如何使十九路军的精神扩大与勇气延长,也就是如何增加抗日自卫战的持久性。对此问题的概括答复是:“要全国各阶级的觉悟的革命分子,成立广大的坚固的联合战线”。此说看似不错,可是详细的解释,却是解析现今流行市面的两种舶来品理论的错误。第一种是共产党的理论,包括托派和干派两类,前者认定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后者认定中国封建经济尚占绝对优势,主张实行以农村流氓为主体的流寇式窜扰。两派理论不同,方式一贯,都是阶级斗争。其根本错误在于把殖民地里面的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实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经济的衰落,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可见中国的命运全操于帝国主义之手。唯一的出路,“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各阶级的民众,应该认定民族的利益超越阶级的利益,而坚定地认识现时最重要的斗争,是向帝国主义作拼死的抗战,在血路中去先求民族的出路”。

   第二种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他们根本的政纲,是实行工农平民联合战线的革命”。所谓平民,即城市小资产阶级。然而孙中山说,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即使有所谓资产阶级,也不过是帝国主义掠夺之下,可怜性较浅一点的殖民地的一个社会阶层。至少可以说其中必有一部分也需要革命。在此危急关头,不能笼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所以,我们认定,凡维护民族利益者,不论属何阶级,我们应当联之合之;凡危害民族利益者,不论属何阶级,我们应当打之倒之!我们目前的战线,应该是所有各阶级觉悟分子的总和”。

   如果说上述言论看似还有些道理,那么作者的结论就充满党派成见,他说:“总之,共产党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他们成功之日,即民族灭亡之时。试问,民族已亡,阶级何在;民族不救,阶级何由而兴?”至于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国家主义派,同此理由也应予以反对。望全国同胞“勿受邪说之迷,勿信一执之偏,共同努力于抗日之战,以共死之心,求同生之路;以共难之义,求同存之荣!然后抗日自卫之战,方克持久而得最后胜利”。

   为此,作者呼吁各方军事领袖,应秉相忍为国之心,去个人旧时之嫌,不要以上海战事为十九路军一军之私斗,必须打破地方割据主义,消除派系纷争,大家同心将枪尖瞄准共同的敌人日本,这样抗日的自卫战必能持久,也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24)

   对日持久作战,要全国一致动员,无论时间多久,始终坚持抵抗到底。“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各种矛盾包围中,在暴力无所威胁中,在经济断绝关系中,如不倒毙,请将作者之头砍下,悬诸国门以谢国人。民众们!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奋斗到底,准备作持久斗争,最后之胜利是在中国民族手上,中国民族解放就在胜利声中获得了。”(25)只是成见在胸,障目蔽心,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共御强敌?

   1936年绥远战事发生,《家庭周刊》以“向辰”的名义发表编者之言《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预备持久战》,指出绥远事件有背景,有作用,“绝不似短期所能终了的,更不是马马虎虎所能平息的。”既然战事有延长的可能,应有整个的计划,于是重提九一八事变时的爱国捐倡议,呼吁全体国民每人每月捐款一角,以增厚战时经济实力,有钱则多捐,要求国民“一致起来,预备持久战”。(26)

   这一时期各方谈论的持久战主张,对于我方主要是强调决心和意志,“愿国人毋存苟安之心,勿妄想停战议和。以最大之决心,谋持久战,则最后胜利,必属诸吾人”。(27)对于敌方则有所轻视,似乎只要国人一致抗战,下定决心,就会取得胜利,而对日本的强大军事实力以及抗战的艰难困苦严重估计不足,更少深究具体以什么样的方法步骤,才能战胜强敌,克服困难,获得最后的胜利。

  

   四、中共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及其渊源

  

   概括而论,相较于《论持久战》,全面抗战前国人持久战思想主张的渊源流变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军事理论主要来自域外,在中国自身的军事训练和战争实践中缺乏相应的基础,多少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而且主要停留于战术层面,战略层面的内容过于宽泛笼统。虽然有人论及战略持久战与战术决战的相互关系,却没有深入探究具体的战法及其操作实施的步骤。

   其二,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对日抗战的持久战主张,认定中国抗日必须实行持久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并从敌我及国际三方面分析论证了为什么是持久战以及为什么只有持久战才能战胜日本,同时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和全国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妥协投降的“不抵抗”,至于如何实行持久战,则主要是强调正义、决心、勇气和牺牲精神等主观因素,形同口号式的宣传,缺乏具有战略全局高度的阶段划分和具体措施。有的论者还存在严重的党派偏见。

   不仅如此,即使与同时期中共的主张相比,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内,其他各方的持久战观念也存在明显差距。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主要针对日本侵华形势,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其中作为作战指挥的一般原则第五项明确提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28)这表明中共中央至此已经确定抵抗日本侵华的战争将会是持久战,并且以持久战为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原则。只是这时持久战还不是作为整体的战略方针,诸如运动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游击战争等等,都是与持久战并列的作战指挥的一般原则。

   中共中央的决议,显示中共领导层在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此后,中共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分别阐述了对抗日战争持久性预判的理据。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回答战争要延长多久的问题,认为主要看中国自己的力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国际援助以及日本国内的革命,条件成熟快,战争将迅速结束,否则会延长。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结果不变,只是牺牲大,要经过一个痛苦的时期。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可能,而且肯定,是不可避免的。(29)

   1937年4月24日,《解放》周刊创刊号刊登洛甫(张闻天)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称“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这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抗日战争不是靠少数人的冒险冲锋就能够得到胜利的。这里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千百万大军的准备。”(30)

   毛泽东的谈话和张闻天的文章,表明中共领导层充分认识到抗日战争势必是一场全民族的艰苦持久战争,必须举国上下,全民动员,长期坚持,才有可能最终获胜。尤其是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去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31)

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尚未实现,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的应对看,这样的战略方针并非仅仅是就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而言,而是面向全国所有的抗日军队及其指导者立论。此时毛泽东已经假定,中国要具有战胜日本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泽东还以红军的战争史为例,指出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就算日本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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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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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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