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史学自身、教育文化、印刷制图技术以及史籍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共同促使下，宋代涌现出诸多简明直观类、易读便诵类、形象生动类以及综合实用类等普及、实用性史著，并且以上史著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叙事内容简明、易晓，甚至实用，它们不仅能够满足童蒙、科举士子以及专业人士等诸多社会阶层对史学知识的多样化需求，而且还受到一些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精英认可、推崇，它们极大地提升了宋代史书的普及化程度。这种史书编撰与传布所呈现出的新趋势，既是整个宋代史书编传活动的重要亮点，也是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的突出体现。
关 键 词：宋代 史书编传
随着宋代崇文国策的积极推行以及教育文化的蓬勃发展，民众渴望获取更多知识的需求日益高涨。宋代作为雕版印刷迅速发展的时代，这场技术革命在当时日渐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它不仅给广大读者带来了福音，而且也极大地刺激了书籍编撰者、刊刻者以及传布者的热情。其间，宋代史家以及史书刊刻家与读写者在编撰与传布史书时，能够针对观览者的阅读习惯以及现实社会需求，推出便于参阅以及易于流传的史书，并且随着这类史书数量以及种类的增多，它们不断满足着童蒙、科举士子以及专业人士等诸多社会阶层对史学知识的多样化需求。这些普及、实用类史书的不断涌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宋代史书的普及化程度，而且使得宋代史书编传呈现出了新趋势。那么这种新趋势的具体表现如何？又有什么突出特点？其主要成因有哪些？
一、史书编传新趋势的具体表现
随着宋代史书编修种类与数量日益增多，史书传布范围逐渐扩大，广大读者偏爱阅读与传布叙事简明、观览便捷、形象生动以及方便实用类史书的特点，适时被敏感史家乃至刊刻者高度关注，于是在印刷业强力助推下，这些史书编撰者便有意识地编撰了以上诸类史书，而这些史书与原本就易于流传的史书被不少传阅者所接受，由此便涌现出诸多颇受传阅者喜爱的普及、实用类史书。
1.简明直观类史书编传得以快速发展。宋代史家众多，史书种类多样。其中既有以繁富著称的大型史著，也有卷帙适中的简明史著。由于受到有效阅读时间与阅读深浅度、文化教育水平与学术追求等因素制约，不少阅读者更喜好参阅叙事简明类史著。而在该类史著中，既包含特意改编之作，又不乏新撰史著。在改编形成简明类史书方面，一是考虑到读者参阅时间有限，一些史家对卷帙巨大的史书做了化繁为简式改编。如鉴于古代史书繁多而难以领略，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294卷，以方便世人参阅。但该书编成后，能够连贯通读至终篇者极少。史载：“司马光尝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①正缘于此，司马光又撰成《通鉴举要历》80卷，陈振孙对此指出：“《通鉴》既成，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在该做法直接影响下，撰有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980卷)的李焘，亦撰有《举要历》80卷。陈振孙评论道：“大略皆温公旧规也。”②总之，以上二位史家自觉将自己的史著化繁为简，不仅满足了读者多层次阅读需求，更对原书流传提供了多样化保障。当然，对原著化繁为简者并非仅限于作者本人，如沈枢撰有《通鉴总类》20卷，清四库馆臣评论道：“《通鉴》浩博，猝难尽览。……(沈氏)则采摭精华，区分事类，使考古者易于检寻。其书虽陋，亦不妨过而存之也。”③由此可知，四库馆臣虽不甚满意沈氏改编，但却承认其具有“易于检寻”的实用效果。如此等等。
二是一些史著卷帙虽不算大，但宋人为使读者从多方面把握其内容，于是以新体例、新方式加以改编，并且收效显著。如王当“幼好学，不治章句，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著《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竞传之。”④可见王氏将《左传》改编成传记体后，竟取得“人竞传之”的良好效果。又如徐得之编有《春秋左氏国纪》20卷，其“自周而下，各系以国，又因事而为之论断。”⑤陈傅良在该书《序》中指出：“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⑥可见以分国纪年的该书，比《左传》叙事更为明晰。再如翟汝文鉴于范晔《后汉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⑦可见由《后汉书》精加工而成的《东汉通史》，更便于读者参阅。
三是一些宋人在参阅喜爱的史著时，还撰有撮要、节要以及节抄类史著。虽说该类史著并不新鲜，又因取材方便而易于编撰，史料价值不算高，但它们在促进史学传布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江贽撰有《少微通鉴节要》60卷等。与此同时，宋代史家专门撰有不少简明类史著。如李埴撰有《皇宋十朝纲要》25卷，该书在每朝首卷简明列举年号、帝后、宗室、宰辅、取士人数以及州府废置等内容，主体部分以编年叙述太祖至高宗十朝史事，该编排形式对读者直观简明地了解两宋十朝史颇为有益。又如蔡幼学撰有《国朝编年政要》40卷。据赵希弁言：该书“自太祖建隆之元，迄于钦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参以司马公《举要历》、吕氏《大事记》之例，宰辅拜罢表诸年首。”⑧可见该书亦系用新体例编就的简明北宋史。再如王炎撰有《东都纪年》30卷。在该书《序》中，他详细言道：“因念汉人荀悦、唐人柳芳、吴兢辈于当代正史外，皆别自著书，成一家言……获与正史并传。炎今援是比，用国史《本纪》参校，为《纪年》一书。……丰约中度，炎固不能而私有志焉。又随所纪，附以《提要》，为三十卷。”⑨可见王氏在承袭前代简明类史著编修之风基础上，撰成了颇具自身特色的本朝史。
2.宋代作为史书体裁体例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时代，不仅丰富了史书编修形式，而且它们具有叙事简明、便于检阅等突出优点，因此，它们本身就是史书编修走向简明化的产物。其中，对于派生出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明人杨士奇从阅读角度评价道：“此书宋袁枢机仲编。吾家文节公为之序，凡四十二卷，二百三十九事，皆关涉大端，始末毕具，观者便之。”⑩此处“观者便之”评语，恰能反映该书优点。又如章冲撰有《春秋左传事类始末》5卷。在《自序》中，他明确指出：“古今人用力于是书(按指《左传》)亦云多矣，而为之事类者未之见也。冲因先生(指叶梦得)日阅以熟，乃得原始要终，攟摭推迁，各从其类。……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约而不烦，一览尽见。”可见《左传》经章氏“为之事类”后，便收到“一览尽见”的良好效果。其他同类史著还有：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40卷和《中兴治迹统类》35卷，以及郭允蹈的《蜀鉴》10卷，等等。(11)
同样，对于派生出纲目体的《资治通鉴纲目》(59卷)，因受到朝廷推崇以及时人喜爱，一些史家紧紧围绕该书或阐发其书法义例，或校勘说明版本间异同，仅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可知，如尹起莘撰有《资治通鉴纲目发明》、江珪和吕中撰有《资治通鉴纲目论断》，以及赵希弁撰有《资治通鉴纲目考异》，等等。同时，一些史家还撰成了纲目体本朝史，如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和《中兴两朝编年纲目》18卷、佚名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6卷，等等。总之，以上史书无不具有纲简目明、便于检索等显著优点，加之全书一般卷帙不大，因此，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非同一般。(12)
3.除以上简明类史书外，宋人还撰有不少便于直接观览的图录类史著。对于该类史著的产生缘由，廖刚指出：“古今人常患史牒浩渺，详首罔末，举其中而遗其上下，弊精瘵形，白首铅椠之间。……于是始为之图录，以提其大要者多矣。最先唐刘轲为《帝王照略》，爰自太古，讫于当世。比声成句，才盈千言，而兴亡世数，历历概见。国朝司马温公亦尝有献于神考皇帝……号《历年图》，抑又稍著理乱之由，而更足为世鉴者也。”(13)由此可见，始于唐代刘珂的该类史著，叙事具有提纲挈领、直观简明等显著特色。正因为如此，此后被司马光等不少宋代史家所承袭、仿效。其间，对于《历年图》，刘攽“易其名曰《帝统编年纪事珠玑》，第十卷。以著论为一卷，总十一卷。首卷序三皇迄皇朝世次大略，《历年图》所无。”(14)可见经刘攽特意改进，该书书名更加直观鲜明，评论更为集中，卷首新增的历代王朝“世次”，更利于读者直接了解历代王朝更替概貌。此后，彭龟年在《历年图》基础上，又撰《镜古历年图》(或称《易览图》)。(15)再据廖刚在《古今通系图后序》中言：“顷年书肆所鬻有五：曰《运统纪》，曰《帝王绍运》，曰《列圣节要》，曰《古今易览》，皆为图焉。虽详略不同，经画小异，要有意于参备，不为苟作。建安邱与权出入经史，为闽闻人，出己意为《古今通系图》，莫知与四者之作孰先后？”可见以上五部图录类史著因可作为“参备”之用，故被书肆所看重。(16)凡此等等。
与上述史著类似，宋代史家直接承袭正史中相关表、志的做法，专门撰有不少以百官任免等为叙述主体的图录类史著。如司马光撰有《百官公卿表》15卷、陈绎撰有《宰相拜罢录》和《枢府拜罢录》各1卷、蔡幼学撰有《续百官公卿表》20卷、(17)范冲撰有《宰辅拜罢录》24卷，(18)以及李焘撰有《历代宰相年表》34卷、《天禧以来御史年表》和《天禧以来谏官年表》，(19)等等。如王明清对于所撰《宰辅拜罢图》，指出：“尝取司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与夫陈龢叔及《绍兴拜罢录》，参考弼臣进退次第年月，列为四图表，置之坐隅，以便观览。今镂板于闽、蜀、江、浙矣。”(20)可见该书不仅便于观览，而且传刊区域颇为广泛。总之，以上史著注重叙述朝廷官员任免，此正是时人颇为关注的政治话题，它们受到编撰者、刊刻者以及阅读者的喜好。
总体而言，宋代史家运用多种体裁体例改编或者新撰成的简明直观类史著，不仅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多样化阅读需求，而且与卷帙繁多的大型史著相比，该类史著刊刻、传抄与流布均较为便利，故受到刊传者和著述者的广泛推崇。
4.易读便诵类史书编传逐渐畅行。该类著述多采用韵语或对偶形式撰成，具有“易以览诵”特点，并且以蒙学类最为突出。
与前代相比，宋代蒙学类史著数量与种类增长迅速。(21)其间，从该类史著纪事断限看，通史与断代均有。在断代史中，又前代史与本朝史并存。在通史类蒙学著述中，如王令编有《十七史蒙求》16卷。据史献可在该书《序》中言：“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以资记诵、讨论。”可见该书注重选取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及其典型事迹。又该书偏重以十七史为取材对象，编排讲求上下两句成对，四言成句，记述内容较为广泛，是童蒙接受历史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又如黄继善撰有《史学提要》1卷，该书以四言韵语编贯诸史，上起上古，终于五代。对其编撰缘由，程文海指出：“史之为书也，博而杂；其为学也，烦而易遗。出没浩瀚而不可执也，必设罗落以张之；混澒阖辟而不可穷也，必立检柙以制之，此《史学提要》所攸出而始学者宜尽心焉，故为之。”(22)可见该书是为克服史学博杂烦芜之弊而撰的有为之作。再如对于郑德舆的《历代蒙求》，楼钥指出：该书“用李氏之体，备述历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对，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诵习，千古大概如指诸掌。”(23)即该书是供童子熟知古今历史概貌的启蒙读物。它如南宫靖一撰有《小学史断》2卷，(24)胡宏撰有《叙古蒙求》1卷，(25)吕氏撰有《叙古千文》1卷，(26)以及陈梦协撰有《十七史蒙求》，(27)等等。
在断代类前代史蒙学著述中，有关先秦的主要有：杨彦龄的《左氏蒙求》2卷、李浃的《左氏广诲蒙》1卷、王邹彦的《春秋蒙求》5卷、(28)佚名的《左氏蒙求》3卷、文济道的《左氏纲领》4卷，(29)以及张洽的《左氏蒙求》，(30)等等。有关两汉的有：刘珏的《两汉蒙求》10卷、柳正夫的《西汉蒙求》1卷、佚名的《汉臣蒙求》20卷、(31)侯彦明的《西汉蒙求》、(32)佚名的《两汉蒙求》5卷，(33)以及程俱的《班左诲蒙》3卷，(34)等等。有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有：《三国蒙求》、(35)曹崇之的《东西晋蒙求》，(36)以及佚名的《南北史蒙求》10卷，(37)等等。以上大多取名“蒙求”的史著，虽亡佚严重，但它们当是受李瀚《蒙求》影响，并主供童蒙参阅的历史类启蒙读物。
有关本朝蒙学类史著主要有：范镇撰有《本朝蒙求》2卷，(38)以及徐子复撰有《圣宋蒙求》。对于后者，徐元杰指出：“观其事类，则自建隆而熙宁。年而次之，类而偶之，联而韵之，章必两联，每联必备颠末。其为帙也凡六，盖祖宗全盛时事也。……我先朝之人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详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载诸其下。……学者苟未暇读《长编》，能求此读之，犹愈于已，是岂可以《蒙求》为童习之书而忽之哉!”(39)可见该书偏重记述北宋前六朝人物事迹，是有关宋代历史的启蒙读物。总之，以上例证虽然不多，但足以表明，宋人及时将本朝历史编撰成适合童蒙诵习的启蒙读物，这对童蒙较早熟悉本朝历史知识、养成时代意识极为有益。
又从蒙学类史著种类的多样化看，宋人还编有一些专门性蒙学类史著。其中，属于特定专题类的有：如邵笥撰有《孝弟蒙求》，“录古今孝弟事”。魏了翁指出：“古之教者，居于家则事父兄，坐于塾则亲师友，会于序则读教法，饮于乡则序齿位。朝益暮习，日诱月化，无适而非事亲敬长之节，凡以申其义而降之德焉耳!……是书于始学尤为有益，非徒记诵之云。”(40)可见魏氏极为推崇该书对童蒙的道德教化功用。又如徐伯益撰有《训女蒙求》1卷，据四库馆臣记述：是书仿李瀚《蒙求》之体，“类集妇女事迹，为四言韵语以括之。”(41)即该书属训导妇女专书。再如胡谦撰有《庐陵蒙求》，“特取一郡事”。(42)即该书属地方性童蒙启蒙读物。它如赵彦絟撰有《宗室蒙求》3卷，(43)等等。同样，属于释道类的有：如陈葆光撰有《三洞群仙录》20卷，四库馆臣指出：“是书采摭古来仙人事实，集为四字俪语而自注之。”(44)又如程谠撰有《释氏蒙求》5卷，释道诚撰有《尼蒙求》1卷，(45)等等。总之，以上多取名“蒙求”的专门性史著，内容涉及孝悌、女训、宗室、地域以及僧道等，它们的出现，不仅为童蒙提供了多样化的观览读物，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童蒙类史著的编撰类型。
除以上主供童蒙参阅的史著外，宋代还出现了一些虽采用韵语撰成，但从所记内容以及编修目的看，却未必专供童蒙使用，甚至有的原本就是供官僚士大夫观览的史著。如程鹏撰有《唐史属辞》4卷，杨杰在该书《序》中指出：“嘉事占中，其书(指《新唐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时无为程鹏彦升笃爱是书，乃采一代事迹，四言成文，两两相比，题曰《唐史属辞》，总成四卷。其于善恶邪正，虽皆因其传文，而于轻重谐偶，若权衡然，可谓勤且至也。观者用力少而收功多，将求镂版，以广其传。”(46)可见程氏将传录甚广的《新唐书》改编成简明易览之作，以便读者传诵。又如黄日新撰有《通鉴韵语》9卷，据赵希弁记述：“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周乎园、朱晦翁、洪容斋、谢艮斋、杨诚斋、楼攻愧诸老先生皆为之序。”(47)可见该书受到诸多名家推崇。其中，杨万里在该书《跋》中指出：“迂叟《通鉴》之书大，万万言不啻也。黄君齐贤终一事为四言，举四言得一事。卷而怀之，《通鉴》在袖间；诵而记之，《通鉴》在舌端矣。此学者之利也。”(48)可见该书在 引导读者熟知《资治通鉴》方面，展显出了非凡功用。再如戴迅撰有《晋史属辞》3卷，(49)“用《蒙求》体以类晋事”，(50)亦当属该类。
总而言之，易读便诵类史著基本属于用韵语、对偶形式归纳史事或者改编史书而成的著述，它们不仅能使观览者达到“易晓难忘”之效果，而且也极大地满足了现实社会需求。其间，宋代蒙学类史著数量与种类快速增加，正是该类史著受到社会欢迎的显著例证。
5.形象生动类史书编传日受追捧。为使史书内容形象生动，宋人不仅为一些史书补配了插图，而且还有意创制了图文并茂类史书。虽说该类史书因绘画制作技术要求高，数量与种类并不多，但因其具有图文并举、形象生动等突出优点，故受到读者喜爱。
如《三朝训鉴图》(王明清记作“《三朝宝训》”)作为特制的图画书，不仅曾是帝王观史受教的必读教材，而且它还流传宫外，受到时人追捧。对此，王明清曾言：“仁宗即位方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板于禁中。元丰末，哲宗以九岁登极，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锡近臣及馆殿。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绍兴中为秦伯阳所取。先人云。”(51)按王氏所言，由刘太后主导编绘的《三朝宝训》，两经御府刊印，并且哲宗时的印本还被赐给了朝廷近臣，从此由禁中流布到了社会。同时，据陈振孙在《三朝训鉴图》解题中言：“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袵铺观，如生庆历、皇祐间，目睹圣作明述之盛也。按《馆阁书目》载此书云绘采皆阙，至《续书目》乃云得其全。未知果当时刻本乎，抑亦摹传也？”(52)由此可知，《三朝训鉴图》在南宋时广受鬻书者、藏书家以及参阅者青睐。其间，还曾出现“绘采皆阙”现象。
不过，对于王明清所言的《三朝宝训》与《三朝训鉴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二者是否为同一书，马端临表示质疑，并难以决断。(53)情况的确如此，因为有关庆历、皇祐时成书的《三朝训鉴图》，时人亦多有记述。如据王应麟著录：《三朝训鉴图》10卷，李淑撰，仁宗御制序。(54)又对于该书绘图状况，史载皇祐初元，仁宗诏命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并且“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55)可见由仁宗作序、李淑撰成的《三朝训鉴图》，确是以北宋前三朝祖宗实事为叙说内容，以形象生动的图画来展示该内容的劝谏类图画书。
同样，对于王明清言及的另一部帝王必读教材《观文览古》，史载绍兴五年，高宗言：“祖宗故事，朕尝省阅，然宫禁间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日见毛刚中所进《鉴古图》，乃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绘而成图，便于省阅，因以为鉴也。”(56)可见此处的《鉴古图》，当是指成书于刘太后当政时的《观文览古》。然而，据王应麟著录：庆历元年七月，仁宗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原注：“绘列百篇，合为十卷。”又“初，康定二年七月己卯，命图画前代帝王美恶之迹可为规戒者，号曰《观文鉴古图》。上自为记，凡十二卷。原注：‘《艺文志》云十卷。’百二十事，每事帝自为一篇。始黄帝梦风后、力牧，终长孙皇后赏魏玄成谏。”(57)可见此处以图示史的《观文鉴古图》，是由宋仁宗主导编修而成。
由此可见，虽然《三朝宝训》与《三朝训鉴图》之间关系难明，但姑且认为，无论是由刘太后主导编成的《三朝宝训》和《观文览古》，还是由仁宗主导修成的《三朝训鉴图》和《观文鉴古图》，均属人物造型极其精妙、叙说内容颇为丰富的劝谏类图画书。它们是在当政者亲自主导下，由著名学者与画家集体创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分别展现祖宗功业与前代君臣美恶之迹，以期达到启迪观览者之目的。不仅如此，因当时朝廷一些重要辅臣及宗室获赐该类史书，从而使得它们由宫廷传至社会，其流布面和受教面得以逐渐扩大。
与此同时，为增强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理解，宋人对原有配图的史书做了重绘、刊刻。如对于宋传本《山海经》，据《中兴(馆阁)书目》记载：“《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铨次馆阁图书，见僧繇旧踪尚有存者，重绘为十卷。”(58)即舒雅在前人基础上，重绘了《山海经图》。又史载：郭熙之子郭思，“崇、观中，应制画《山海经图》。”(59)可见到徽宗朝，朝廷命画家专门制作《山海经》插图。以上重绘本《山海经》的陆续推出，无疑提升了该书的观览效果。又如《古列女传》原系汉刘向编，八卷，每传有图，题晋顾恺之画。(60)后经南宋蔡骥整理，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印，并且建安刻本在版式设计上采用上图下文、以文释图方式，由此达到了图文并举的良好效果。该刻本流传至今，夏其峰先生称赞道：该书“是一部有完整木刻插图刊本，已形成了建阳插图本的风格，是版画史上的重要作品。”(61)
综上所述，无论是官方特意制作的形象生动类图画书，还是由编刊者特意绘刊的插图本史著，它们在吸引观览者阅读兴趣、加深对文本理解方面，均比同类史著更具优势。该类史著的产生与流传，既是宋代图画、刊刻技术得以快速发展的有力体现，也是宋代史著编撰形式多样化的突出展示。
6.综合实用类史书编传渐受欢迎。随着宋代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科举制的大力推行，广大士子对适合科举应试需要的史著需求日渐增大。因此，一些史著刊编者为迎合读者应试之需，不仅对正史诸家注本做了综合编刊，而且在一些选刊的原著内，多附加题评、批注等特定内容，以增强其参阅效果。甚至有时为吸引广大读者注意力，或者为表明史籍可信性，一些刊编者在拟定书名时还不惜假托名人，欲以达到广传旺销之效果。
对于颇受读者喜爱的历史名著，南宋一些书坊主对原书做了综合、增附等工作。如《史记》早先并无二家或者三家注合刻本，但到南宋时，便产生了《集解》和《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以及《集解》《索隐》和《正义》三家注合刻本。前者有孝宗乾道七年蔡梦弼刊本、淳熙三年张杅刊本和淳熙八年耿秉刊本，后者则有宁宗庆元二年黄善夫刊本等。(62)以上多种《史记》刊刻本的广泛流布，正是现实社会之需的有力体现。又如吕祖谦编有《十七史详节》273卷，四库馆臣指出：“此盖其读史时删节备检之本，而建阳书坊为刻而传之者。……前冠以疆理、世系、纪年之图。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63)可见由名家吕祖谦节抄编成，后经书坊主加工并刊刻流传后，该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参考价值得到明显提升。
同样，南宋编书者、书坊主等改编加工《资治通鉴》者为数不少。如现藏国家图书馆、经傅增湘题跋的宋刻本《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100卷，据王重民先生记述：“除原有音注外，还有《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等，即所谓‘入注’也。每段史文注出处，如谓出《史记》《汉书》某纪、某志、某世家、某列传或《国语》《战国策》等。又有《考异》，或列史文内，或列卷末。”(64)可见该书作为《资治通鉴》精简本，改编者还增进了注释、考证等内容。又如对于《吕大著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120卷，王重民先生指出：“按书题所谓‘点校标抹’，点抹在行内，标指眉上标题。‘备注’二者，以《汉纪》为例，当指原注外增入颜师古《汉书注》之类。”(65)即吕氏在精简《资治通鉴》原书内容基础上，又附加了眉批标题以及注释等。再如对于陆唐老编的《增节音注资治通鉴》120卷，四库馆臣指出：“此书亦称《陆状元通鉴》。皆于司马光书内钞其可备科举策论之用者，间有音注。”(66)可见该书系备科举策论之用的精心编撰之作。
此外，书坊主还会根据现实之需，对一些普通史著做必要改进。如对于《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28卷，四库馆臣指出：“考魏仲举乃建阳书贾……盖以刊书射利者。……盖开禧丁卯，正韩侂胄肇衅败盟之时，时方竞讲北征，故仲举于《纪年备遗》之中，摘刊割据战伐之二十八卷，以备程试答策之用。……卷端冠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世系与地理攻守之图。又《甲子纪元总要》一卷，于曹丕、朱温皆纪其年号，与本书乖剌。知亦仲举所加，非(朱)黼之旧也。”(67)此是书贾魏仲举依据时局之需，改编朱黼《纪年备遗》的突出例证。又如据陈振孙记述：《高宗孝宗圣政编要》20卷和《孝宗圣政》12卷，均系“书坊钞节”。(68)即书坊主还对本朝史籍做了必要节抄。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历史名著改编加工，还是对普通史著有意改造，均反映出史籍刊编者能适时顺应现实社会之需，为广大参阅者提供合适的综合实用类史著。
二、史书编传新趋势的突出特点
由上可知，随着普及、实用类史著编撰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多，它们日益受到需求者喜爱与传布，并且在宋代史书编传活动中逐渐占据突出地位。那么就宋代史书编传所呈现的这种新趋势的突出特点而言：
1.该类史书编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据罗壁言：“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69)可见自宋神宗时起，朝廷印刷政策日渐宽松，这为史书大量刊行提供了便利。加之与北宋相比，南宋官私方史学齐头并进，史书编传之风更为浓烈。如以现今能够确定的蒙学类史著作者的时段性分布而言，北宋时有杨彦龄、刘珏、范镇、王令、戴迅以及曹崇之等，而南宋则有胡宏、胡寅、程俱、陈梦协、洪迈、李浃、张洽、侯彦明、徐子复、叶才老、胡谦、邵笥、徐伯益、黄继善以及南宫靖一等。由此不难看出，南宋蒙学类史著编撰之风更胜于北宋。同样，在有意编撰简明直观类史书方面，如前所述，北宋仅有司马光、江贽等为数不多的史家，而南宋则涌现出袁枢、朱熹、吕祖谦、李焘、李埴、陈均、蔡幼学、王炎以及徐得之等一大批史家。此外，为迎合现实社会之需，在对原有史籍加工包装以及刊传方面，如前述蔡梦弼、张杅、耿秉、黄善夫、吕大著以及陆唐老等南宋书籍刊编者极为活跃。凡此等等，均足以表明南宋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胜过了北宋。
2.该类史书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对于简明直观类史著而言，其编传目的更多是向时人普及史学知识，宣扬历史观念。如郑清之曾奏称：“国史浩繁难披阅，臣之师臣(楼)昉尝纂《十朝撮要》，颇精核。”(70)可见以“精核”见长的《十朝撮要》，更便于时人熟知本朝历史。又如黄日新编成《通鉴韵语》后，“预求当世名儒为序为跋以发扬之”，(71)于是先后有朱熹、周必大、洪迈、谢谔、杨万里以及楼钥等为之序跋。可见黄氏之所以请求诸多名家为其著撰写序跋，表明他极为看重其著在社会上的流布状况。与以上史著有着相似编撰目的的还有：吕祖谦的《大事记》、王益之的《西汉年纪》、沈枢的《通鉴总类》，以及王炎的《东都纪年》等等。同样，针对童蒙群体观览需求，徐元杰揭示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其书愈多而读之者愈不能徧，于是读史有捷径，曰史类，曰史抄。其便于成童之习，则曰诸史蒙求。”(72)可见为童蒙提供便于览诵的蒙求类史著，正是该类史著作者的共同愿望。此外，如前所述，南宋不少编书者、书坊主将《资治通鉴》等名著精简改编成适合科举应试者参考的史籍，其目的是满足参阅者的专门化需求。总之，便于参阅、流布，成为了当时普及、实用类史书编撰与传布的主要目的。
3.编刊者与传阅者编传该类史书的热情极为高涨。剧烈的社会变动、复杂多变的时局转换，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均强烈刺激着宋代史家的著史热情。随着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史书刊印、传布速度不断加快，这不仅促使许多史家积极编修普及类史书，而且也使得不少编刊者直接参与到实用类史著编传之中。如司马光在主编完成《资治通鉴》的同时，又撰有《通鉴举要历》《目录》《历年图》以及《稽古录》等普及类史著，并且这些史著还带有明显的示范效应，龚颐正的《续稽古录》(1卷)和晁公武的《稽古后录》(35卷)，(73)正是该效应的产物。又如从蒙学类史著编撰者身份看，既有范镇、王令、程俱、胡寅、胡宏、洪迈以及张洽等知名学者，也不乏陈梦协、陈葆光、侯彦明、徐子复、叶才老以及邵笥等一般人士，这种撰史队伍构成的多元化，就足以表明该类史著具有广泛吸引力。再如书坊主蔡文子辑有《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撮要》8卷，藏书家瞿镛指出：蔡氏“即取袁氏标题，而略举其事之大要。每题下注明起某帝几年，尽某帝几年，末又注以上详见某帝纪。虽曰《撮要》，与袁书体例稍异，可各自单行也。”(74)此属书坊主依社会之需，加工改进《通鉴纪事本末》的典型例证。由此表明，南宋一些书坊主已不再满足于刊刻史书，而且还直接参与到了书籍编撰活动中。与此同时，宋代长期与强敌为邻，又朝政复杂多变，这使得广大民众关注历史与现实的热情普遍有所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借助于普及、实用类史著等了解历史，关照现实。随着这类史著的大量涌现，传阅者不仅能够拥有更多该类史著，而且还拥有诸多可供选择的空间。其间，一些知识精英凭借其在读者群中所拥有的巨大感染力和强烈号召力，以点评、推介等方式，对广大读者选择、阅读、传抄甚至购买该类史著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如江镕在《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序》中指出：“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鉴节要》，详略适宜。于两汉、隋、唐则精华必备，于六朝、五代则首末俱存，点抹以举其纲，标题以撮其要，识者宝之。其后建宁公默游晦庵先生门，尝以此书质之，先生深加赏叹。自是士友争相传录，益增重焉。”(75)可见江贽的《通鉴节要》一经名家朱熹赞赏，其社会传布效果非同一般。类似者如张栻、魏了翁以及楼钥等诸多名家以多种方式推举蒙学类史著，从而使得该类史著编刊与传布兴盛一时。
4.就该类史书内容而言，其纪事内容简明、实用，甚至通俗易懂，对参阅者具有较强吸引力。其中，对于简明直观类史书而言，无论是改编还是新撰，它们的纪事往往偏重叙述重要历史史事或者历史大势，以帮助人们快速获取历史知识与史学观念。因此，叙事简明成为了该类史书最突出的特点。除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外，即便是一些纪事相对简略的史著，它们也能使参阅者粗知历史梗概。如对于《历代帝王纂要谱括》(1卷)，四库馆臣指出：“其书叙历代帝王世系、年号、岁数，亦略及贤否。各以数语括之，简陋殊甚，盖村塾俗书也。……以其为宋人旧帙，姑附存其目焉。”(76)四库馆臣虽以专业人士视角对该书持轻视态度，但该书在社会层面普及相关历史知识的作用不应被忽视。与此同时，对于适合科举应试者参阅的实用类史书而言，虽说该类史书并非从宋代开始流行，但在印刷业助推下，其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内容编排上，不少史书书首冠以图表，书内增加“附注”“附评”甚至“名儒议论”，此比一般史书更具吸引力。如对于宋刻本《增入名儒集议资治通鉴详节》，(77)王重民先生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八卷残本指出：“名儒集议，有范祖禹、《管见》、朱黼等三数家。”(78)此是借助名家议论以增强该书的参考价值，并由此增进对读者的吸引力。又实用类史书不少源自对历史名著改编加工，因此，它们广受读者欢迎便不难理解。此外，对于多数易读便诵类与形象生动类史书而言，它们无论是在内容编排与设计，还是在叙事语言选择、图画编绘安排上，均极为讲求可读性、形象性甚至趣味性，这不仅充分体现着宋代史书编撰者的聪明才智，而且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观览需求。
5.从满足多层次民众需求看，该类史著既有专业人士尤其是广大士子所需参阅的简明直观类以及综合实用类史著，又有专门针对童蒙、女性甚至僧道等群体的形象生动类以及易读便诵类史著，并且这些种类多样、题材丰富的史著在被广泛传阅时，其传布效果较为理想。如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残本)60卷，题“会稽陆唐老集注，建安蔡文子校正。”王重民先生指出：“宋、元之交，《通鉴》节注本之见于著录者可十余家，惟此书为最盛。”(79)可见由编刊者共同完成的该书，在同类著述中取得了编、传俱优的社会效果。又如对于“便于记诵”的蒙学类史著而言，不止是李瀚《蒙求》在宋时“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80)即便如接续其修成的叶才老的《和李翰蒙求》，据周必大言：其“精切博洽，非独远过李瀚，如王令亦当敬避下风。转示朝士，无不咨美。今既版行，自应与学者共之。”(81)周氏之言虽不无夸大成分，但后出转精的该书，从“朝士”的赞美中，足以表明它能满足时人之需。类似者如形象生动类史著更是如此。
三、史书编传新趋势的主要成因
在整个宋代史学发展中，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之所以出现新趋势，无疑是当时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是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得以兴盛的内在基础。宋代修史体制完备，官修史籍数量与种类众多，这为史家撰修、改编史书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如史官李焘利用官方修史的便利条件，不仅撰有以繁富著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且还撰有简明史书《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等。(82)不仅如此，在一些普及类史书编刊方面，朝廷时而还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如前述《三朝训鉴图》等形象生动类史著的编刊，正是官方利用多方资源、集体合作完成的典范之作。此外，不少史家将所著上进朝廷，以实现其著述目标，扩大社会影响力。如陈均所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举宏撮要，在几务之繁，尤便省览。”(83)据陈振孙言：“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书，由是得初品官。”(84)可见陈氏还因史著获得认可而改变了仕宦前景。总之，以上情况表明，普及、实用类史著的编修与传布，仍与朝廷支持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宋代治史队伍庞大，史家撰史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除朝廷时段性史禁之外，史家撰史热情颇为高涨。其间，他们不仅能依据个人兴趣以及学术专长撰史，而且不少史家能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编撰时人所需之史。又在这些史著中，就不乏普及、实用类史书。如陈傅良撰有《建隆编》1卷，据陈振孙言：“盖《长编》太祖一朝节略也。随事考订，并及累朝始末。庆元初，在经筵所上。”(85)对于此书，李心传评论道：“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86)可见该书系陈氏精心编撰的有为之作。又如据魏了翁在《邵万州孝弟蒙求序》中记述：“蒙求之书便于记诵，自迁、固书以迄于本朝史，先儒为之者凡数家矣。”(87)此属蒙学类史著能及时满足社会需求的具体体现。此外，宋代史学创新风气浓厚，如前述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产生，正是宋代史学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具体展示。
其次，教育文化的兴盛与普及，使得宋代整个社会形成了良好的读书风气，而该风气又成为了普及、实用类史书得以畅行的外在主因。宋代自建国初始，在崇文国策以及科举制的有力促使下，广大民众的读书热情就极为高涨。如据欧阳修记述：“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88)以上所言钱惟演和宋绶虽属个案，但他们无不是嗜好读书的官僚士大夫珍惜宝贵时光的典型写照。不仅如此，如孝宗少年时，在佑圣观壁问题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89)该题壁出自皇位传承者之手，它对观览者的激励作用不言自明。正是因为宋代许多民众喜好阅读，由此激发着史家著史、传史的热情。其间，一些史家从便于观览的实际效果出发，编撰成方便读者参阅之书。如徐自明撰有《宋宰辅编年录》20卷，主要记述太祖建隆元年至宁宗嘉定八年间宰执任免状况。据章铸在该书《序》中言：“今观徐公《编年》，惟及宰辅，而百官不及，则于省览为尤便。”(90)可见纪事“专一”的该书，颇便于读者“省览”。又对于蒙学类史著而言，在唐代李瀚《蒙求》带动下，该类史著始终受到读者欢迎，由此激发着不少编撰者。据楼钥言：“《蒙求》始于李氏，后有作者终不及之。……有句赓者，亦有广编十七史，或专用小说及本朝故事、《左传》、《西汉》或道家之书，意亦勤矣，终不及李氏之盛行。”(91)其间，如史家洪迈亦撰有《次李翰蒙求》3卷。(92)可见《蒙求》及其带动效应极为明显。此外，适合科举应试之需的综合实用类史著，更是广大士子传阅的必备之物，在此不再赘述。
最后，物质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了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日渐兴盛的助推器。宋代经济发达，社会财富增长迅速，民众生活丰富多彩，它不仅为史家从事著述提供了物质保障，更为广大民众阅读、购买、收藏以及传布史书提供了经济支持。如据南宋初的王明清言：“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93)可见当时仕宦之家藏书较为普遍。其间，一些士人还特意购买国子监书籍。如据李心传记述：“今士大夫仕于朝者，率费纸墨钱千余缗，而得书于监云。”(94)此外，据史载：“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95)此例表明，出身于藏书世家的陆游能充分利用任职之便，尽力购求蜀书以归。与此同时，雕版印刷业与制图技术的进步，为普及、实用类史书编刊提供了技术支撑。宋代是雕版印刷迅猛发展的时期，史书刊印在宋初就日渐展开。如早在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真宗告诉向敏中：“今学者易得书籍。”向敏中答道：“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板，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96)此仅系正史刊传状况，此后其他史籍刊传多如此。到南宋时，不仅朝廷和书坊刻书兴盛，而且地方刻书发展迅猛。如据陆游言：“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97)仅以《稽古录》而言，据陈振孙所见，“此书始刻于越，其后再刻于潭。”(98)凡此等等，表明官私各方刊传史籍的热情极高。此外，据戴埴言：“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99)可见便于携带的巾箱本，已被士子用于科考了。该装帧形式的盛行，有力地推动着普及、实用类史书的编撰与传布。
归结而言，在宋代史学繁荣发展、教育文化颇为兴盛、印刷业与制图技术快速进步、广大民众阅读需求日益高涨以及商品经济取得显著成就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下，宋代涌现出诸多简明直观类、易读便诵类、形象生动类以及综合实用类史著，并且以上诸类史著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叙事内容简明、易晓，甚至颇为实用，传布效果较为理想。其间，尤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精英不仅认可甚至推崇该类史著，而且还积极参与到该类史著编传之中。这些举动不仅改变了不少士人对该类史著的固有认识，而且还有效地引导人们多方面接受以及传布该类史著。由此可见，宋代史书编传所呈现出的新趋势，不仅是整个宋代史书编传活动的重要亮点，而且是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的突出体现。
注释：
①脱脱：《宋史》卷286《王益柔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635～9636页。
②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3、119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578页。
④王称：《东都事略》卷114《王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0页。
⑤⑧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96、1111页。
⑥陈傅良撰，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40，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
⑦翟汝文：《忠惠集》附录《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
⑨王炎：《双溪类稿》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5页。
⑩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7《通鉴纪事本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38册，第591页。
(11)参见燕永成：《论纪事本末体在南宋时期的创立及运用》，《中华文史论丛》2004年第77辑。
(12)参见燕永成：《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3)(16)廖刚：《高峰文集》卷11《古今通系图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3页。
(14)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22《图·治平历年图》，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078页。
(15)彭龟年：《止堂集》卷10《镜古历年图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57页。
(17)脱脱：《宋史》卷203《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109～5110页。
(18)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9～180页。
(1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3《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5813～5814页。
(20)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前录》末《自跋》，《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21)据书目著录以及现今存留状况可知，宋代该类史著不下三十种。具体可参阅徐梓《中华蒙学读物通论》第四章“宋元明清时期的蒙学读物”(中华书局，2014年，第144～160页)、吴桂翎《宋代历史教育研究》第二章“宋代蒙学历史教育”(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66页)等。在此需说明的是，因该类史著亡佚严重，故诸家统计数字不完全一致。又笔者认为一些史著虽用蒙求体撰成，但未必属专供童蒙观览者，或者原本就不属于童蒙读物，如下文所述《唐史属辞》和《通鉴韵语》等，故单列论述。
(22)程文海：《雪楼集》卷23《黄成性史学提要赞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2页。
(23)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74《跋郑德舆历代蒙求》，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32页。
(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评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758页。
(25)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2页。
(26)(28)脱脱：《宋史》卷202《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8，5059、5065、5061页。
(27)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5《论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728页。
(29)(33)(37)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类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3、674，676，676页。
(30)脱脱：《宋史》卷430《张洽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88页。
(31)(38)脱脱：《宋史》卷207《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300、5302、5297，5300页。
(32)张栻：《南轩集》卷34《西汉蒙求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01页。
(34)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9页。
(35)尤袤：《遂初堂书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2页。
(36)王庭珪：《卢溪文集》卷47《故校书郎曹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
(39)徐元杰：《梅野集》卷10《题圣宋蒙求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2页。
(40)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4《邵万州孝弟蒙求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71页。
(4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37《子部·类书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3页。
(42)曾丰：《缘督集》卷18《胡谦庐陵蒙求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
(43)(49)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2、430页。
(4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7《子部·道家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0页。
(45)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艺文略》第五，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4页。
(46)杨杰：《无为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724页。
(47)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3页。
(48)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99，中华书局，2007年，第3792页。
(5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8《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6266页。
(51)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后录》卷1，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52)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
(5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1《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5775～5776页。按：对于王明清所言，邓小南教授认为：“王明清祖父王莘曾在元祐年间获赐该《三朝训鉴图》之摹印本，他在《挥麈录》中的说法，有可能是根据哲宗朝的情形逆溯推断的。但王明清的理解，亦并非空穴来风。”参见邓小南：《图画作品与宋代政治史研究》，《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3～374页。
(54)(57)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22《图·庆历三朝训鉴图》，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074、1072页。
(55)郭若虚撰，黄苗子点校：《图画见闻志》卷6《训鉴图》，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56)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中华书局，2013年，第1645页。
(58)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80页。
(59)夏文彦：《图绘宝鉴》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2页。
(60)《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61)参见夏其峰编著：《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之《宋版书目》，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682页。
(62)参见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37、339页。
(6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579页。
(64)(6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
(6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8《史部·编年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432页。
(6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评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758页。
(68)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8、169页。
(69)罗璧撰，赵龙整理：《识遗》卷1《成书得书难》，《全宋笔记》第八编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70)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70《丞相忠定郑公行状》，中华书局，2011年，第6595页。
(71)周必大：《文忠集》卷187《黄日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72)徐元杰：《梅野集》卷10《题圣宋蒙求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2页。
(73)脱脱：《宋史》卷203《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104、5124页。
(74)瞿镛编纂，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9，第236页。
(75)(78)(79)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1、92页。
(7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别史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453～454页。
(77)《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6《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80)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4页。
(81)周必大：《文忠集》卷187《赣县叶丞才老》，第11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82)(84)(85)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121、121页。
(83)陈均撰，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郑性之序》，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86)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中华书局，2000年，第692页。
(87)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4，《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71页。
(88)欧阳修撰，储玲玲整理：《归田录》卷2，《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89)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佑圣观》，中华书局，2000年，第80页。
(90)徐自明撰，王瑞来点校：《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2012年，第1832页。
(91)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攻媿集》卷74《跋郑德舆历代蒙求》，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32页。
(92)脱脱：《宋史》卷202《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9页。
(93)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前录》卷1，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94)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监本书籍》，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页。
(95)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6《藏书》，《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7册，第7023页。
(9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中华书局，2004年，第1694页。
(97)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26《跋历代陵名》，中华书局，1976年，第2232页。
(98)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99)戴埴撰，储玲玲整理：《鼠璞》之《巾箱本》，《全宋笔记》第八编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