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中国历史不应等同于汉民族发展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8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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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马溢澳  
他们将明朝历史、蒙古历史和满族历史纳入本国历史组成部分,也就是将明朝历史、蒙古历史和满族历史纳入了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后来虽然有人不承认清朝是“中国”,并试图重建“汉族中国”,但很快就转到承认清朝是“中国”,重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多民族“中国”的立场上来,明确了中华民国继承清朝中国的疆域和人民的思路,符合历史实际。如此一来,清朝历史就成了中华民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可见,中国古代“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即“继承性中国”)时,不仅包括华夏汉族及其政权,也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充分体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点。这种从“后人看中国”中去认识中国,不但不会造成“时代错乱”,相反则更容易认清历史上的“中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人数最多,文明起源最早,文化发展最快,一直主导中国历史走向,但不能用汉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代替多民族的中国发展史。因为,中国古代“中国”一词除了具有指称华夏汉族及其政权的涵义以外,还有指称“中原”的涵义,应该包括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懂礼即中国”)的文化涵义,应该包括“懂礼”的有文化的少数民族;还有指称“国家”政权的涵义,应该包括受汉族国家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中国古代,后来政权也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即中国古代的“中国”还有“继承性中国”的涵义,更是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密不可分。可见,中国古代的“中国”并非仅仅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汉民族仅仅指称一个单一的民族,而“中国”则不仅仅包括汉民族,也包括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认识汉民族的历史,仅仅认识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就可以了,而认识中国历史则需要认识属于“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历史,不能用汉民族发展史代替整个中国发展史。如果我们所撰写的汉民族发展史的著作和中国发展史的著作,是一个样子,称汉族发展史也行,称中国发展史也行,那就是混淆了汉族发展史和中国发展史的区别。毫无疑问,中国发展史不应该仅仅书写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而应该书写属于“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发展史。然而,历史上除了华夏汉民族以外,哪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属于中国历史,哪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如果仅仅从历史时期的“当时”去看的话,很难看清楚,不如借助于“后人看中国”的认识,从“继承性中国”的内涵中去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即从“后人看中国”中认识“中国”,才能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采用这种“倒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不仅不会造成“时代错乱”,相反倒更容易看清楚历史上的“中国”。

   注释:

   ①Evelyn S.Rawski(罗友枝):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8.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页。

   ②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页。

   ③刘起釪:《周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华夏文明》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炎黄二帝时代地望考》(《炎黄春秋》(增刊),1994年第1期);刘毓庆:《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太原:《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5期)、《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周人出于白狄说》(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周人北来说》,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范晔:《后汉书》引《帝王纪》曰:“夏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也有人认为“大禹出于东夷”(见李昉等:《太平御览》卷464《人事部·辩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卷8上《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725页)。

   ⑤关于商人起源,学界虽然认识不一。但认为商人起源于东北辽水发源一带(即今内蒙古赤峰一带)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⑥《孟子》卷8上《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125页。也有人认为“文王生于东夷”,见汉陆贾撰《新语》卷上《术事第二》;崔鸿《十六国春秋》卷1《前赵录·刘渊》;《十六国春秋》卷13《后赵录·石勒》;房玄龄等《晋书》卷63《邵续传》;《晋书》卷101《刘元海传》;《晋书》卷108《高瞻传》,等等。

   ⑦参见班固:《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汉书》卷66《刘屈氂传》;《汉书》卷99《王莽传上》;范晔《后汉书》卷13《隗嚣传》;《后汉书》卷39《刘般传》;《后汉书》卷117《百官志四》,等等。

   ⑧陈连庆:《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

   ⑨司马迁:《史记》卷114《东越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0页。

   ⑩(12)郑思肖:《心史·杂文·古今正统大论》,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本,第107页,第106页。

   (1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6《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245页

   (1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1页。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绍兴十年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25-2226页。

   (15)《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壬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46页。

   (16)《明英宗实录》卷25,正统元年十二月壬戍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10页。

   (17)[日]稻叶岩吉著:《满洲发达史》引《鞑靼物语》,杨成能译,东亚印刷株式会社奉天支店,1940年版,第266页。

   (18)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19)(汉)董仲舒撰,(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卷2《竹林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页。

   (20)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2《东晋元魏正闰论》,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2年版,第1078册,第73页。

   (21)陈黯:《华心》,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364《辩论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64页。

   (22)董浩等辑:《全唐文》卷82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50页。

   (23)洪皓:《松漠纪闻》,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8页。

   (24)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

   (2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2,引张棣《正隆事迹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0页。

   (26)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27)赵翼:《陔馀丛考》卷18《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北京:商务印馆,1957年版,第355页。

   (28)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29)陶宗仪:《南村辗耕录》卷1《氏族·汉人八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页。

   (3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汉人八种》,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柒》,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31)唐长孺:《山居存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32)刘昫等:《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97页。

   (33)李华:《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董浩等编《全唐文》卷31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9页。

   (34)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84页。

   (35)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安边御寇·南蕃呼中国为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9页。

   (36)于慎行:《榖山笔麈》卷13《称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

   (37)于慎行:《榖山笔麈》卷12《形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页。

   (38)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4《衡论·重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何朔”,宋刻本作“河朔”,是。此处作“何”,误。

   (39)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页。

   (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神宗熙宁八年四月戊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01页。

   (41)赵与时:《宾退录》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42)《明太祖实录》卷137,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169页。

   (43)《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八月壬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83页。

   (44)《明太祖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671页。

   (45)《明太宗实录》卷23,永乐元年九月己亥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26-427页。

   (46)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珠玉第十八·宝》,崇祯刻本第58页A面。

   (47)参见赵永春等:《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庚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3页。

   (49)外国人多将华夏汉族政权等同于“中国”,认为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今日亦然。因此,“从周边看中国”,不用看就知道结果,那就是只有汉族及其政权才是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不是中国。

(50)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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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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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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