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中国历史不应等同于汉民族发展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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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马溢澳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凡宝石皆出井中,西番诸域最盛,中国惟出云南金齿卫与丽江两处”(46),称云南金齿卫与丽江为“中国”,“中国”无疑应该包括云南金齿卫与丽江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与汉族并非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中国”仍然是指多民族国家。

   可见,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华夏汉族国家政权时,也包括受汉族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中国”无疑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称谓。至于辽、金、元、清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境内的少数民族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在中原建立的政权,都自称“中国”(47),并没有将“中国”等同于汉族国家政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并非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国家政权的性质。清朝乾隆皇帝,就曾在强调清朝是“中国”的同时,极力反对将“中国”等同于汉民族国家的行为。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有大臣在与缅甸往来文书中写有劝缅甸“归汉”等话语,乾隆阅后,大为不满,谓“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48)。认为大清王朝可以称“中国”,可以称“天朝”,但不能用“汉”来代替,批评那些用“汉”代替“大清”的作法是“悖诞已极”。确实,“汉”只能是指“汉族”或“汉文化”,而“中国”(大清王朝)则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汉”是不能代表大清王朝或“中国”的。因此,乾隆皇帝将大臣劝缅甸“归汉”视为“不经之语”,明确表达了清朝国家并非是汉民族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多民族的“中国”国家的思想观念。

  

   四、具有“继承性中国”涵义的“中国”,包括为“中国”所继承的各个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还有“继承性中国”的涵义,即后来的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涵义,“中国”的这一涵义,更是与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密不可分。

   由于中国古代“中国”的涵义较多,有时看不清楚什么是“中国”,于是,有人提出通过“从边疆看中国”“从周边看中国”来解决“何谓中国”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疆域模糊,“内外”模糊,也就是说很不容易说清楚哪些属于“边疆”,哪些属于“周边”,于是,“从边疆看中国”“从周边看中国”,就很容易被人误读成为“从外国看中国”(49)。何为“内”何为“外”都说不清楚,怎么能从“边疆”和“周边”看清楚“中国”呢?不如从“后人看中国”中去寻找答案,因此,笔者曾提出中国古代曾存在“继承性中国”的观点,即中国古代存在“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的情况(50)。

   “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为‘中国’”(继承性中国),即是“后人看中国”的意思。“后人看中国”,即是从后往前看中国的意思,实际上是一种上溯中国历史和疆域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倒推法”或“逆推法”(51),是人们研究历史常用的一种方法(52)。

   比如,中国的原始社会并未出现“中国”一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观念的诞生。但后人都认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是中国猿人,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是中国的原始文化。其实,在这些猿人及原始文化遗址中并未发现带有“中国”字样的器物,但人们还是称这些原始文化为中国原始文化,无疑是通过这些猿人和原始文化后来都为“中国”所继承的历史事实而运用“倒推”的研究方法而得出来的结论。实际上,那些反对用“倒推”的方法认识中国历史的学者,也承认“北京人”等猿人是中国猿人,也承认仰韶文化等原始文化是中国原始文化,口中反对“倒推”,而实际也在运用“倒推”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的原始文化。

   夏、商、周时期的人们也没有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因为那时还没有用“中国”一词指称夏、商、周国家政权。目前,人们普遍认为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上记载的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所说的“宅兹中或(国)”与《尚书·周书·梓材》记载的周成王所说的“皇天既付中国民”,为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并将那时出现的“中国”一词释为“京师”“王畿”等等。说明,夏、商时期“中国”一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53),西周初年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也不是用来指称整个西周国家,不过是用来指称“京师”“王畿”而已。也就是说,夏、商、周国家政权都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就是通过“倒推”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得出来的结论。那些反对“倒推”历史的学者也承认夏、商、周是“中国”,实际上也在运用“倒推”历史的研究方法,没有必要再去大张旗鼓地反对“倒推”历史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能将夏、商、周的历史“倒推”为“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能将夏禹、周文王最初生活的西夷和东夷地区的方国也“倒推”为“中国”历史呢?同样是“倒推”,厚此薄彼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呢!有人说“从来都没有自古以来的中国,没有自古以来的中国疆域。最早的‘中国’就是‘华夏’,‘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大致就是华夏天下的初始范围”(54)。承认“华夏”是最早的“中国”,恐怕也是“倒推”出来的,如果能将华夏族建立的夏、商、周“倒推”为“中国”,也应该将后来为“中国”所继承的夏、商、周旁边的方国“倒推”为“中国”,如果将夏、商、周及夏、商、周旁边的方国都“倒推”为“中国”,好像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不算是什么问题吧。如果我们只允许别的国家说“自古以来”,我们自己不能说“自古以来”,那么,中国的领土岂不都成了侵略别国领土而来,那样说的话,恐怕与史实不符吧。

   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宋、郑等政权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都为秦王朝所继承,就都成了秦王朝历史的组成部分。秦朝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历史也就都成了秦朝历史(即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都将春秋战国的历史写进中国历史的原因。承认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通过“倒推”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结论。

   三国时期,人们一直称魏国为“中国”,蜀国虽然声称继承汉室,但没有自称“中国”。如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55),称魏国为“中国”,没有称蜀国为“中国”,也没有称吴国为“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都承认三国是“中国”,没有疑义。蜀、吴二国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不是当时的说法,也是“倒推”历史的结果。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何谓中国”,也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十六国时期的后赵按照“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标榜继承西晋金德而自以为水德,自称“中国”正统。前燕皇帝慕容儁自谓获得象征“正统”王朝的“传国玺”,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皇帝(56),又以后赵水德政权的继承者自居而确定前燕政权为木德。前秦明确自称“中国”(57),并以继承前燕的木德而自以火德为运,标榜自己是继承前燕“中国”的正统王朝。北魏以及后来分裂的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政权自称“中国”的史料更是屡见不鲜。十六国和北朝争相自称“中国”,但不承认东晋和南朝为“中国”,说东晋“自弃中华”(58),称南朝为“岛夷”;东晋和南朝由于离开了中原地区,虽然较少直接称自己的政权为“中国”,但他们也不承认十六国和北朝是“中国”,称他们为“夷”“索虏”,等等。隋朝统一全国以后,按“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确定隋朝继承北周“木德”而为“火德”,北周是北魏、西魏、东魏、北齐的继承者,北魏又是继后赵、前燕、前秦而发展起来的政权,如此推算,隋朝就成了十六国和北朝的继承者。史书透露,隋王朝在宣称自己继承了十六国和北朝的同时,又以灭亡南朝陈国为由,标榜自己是东晋和南朝的继承者。如此一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就都成了隋王朝历史的组成部分,隋王朝称“中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唐朝也是这样,他们标榜自己是隋王朝的继承者,并将隋王朝的历史接过来变成自己的历史。唐朝李延寿将南北朝历史改写成《南史》和《北史》,承认为隋唐所继承的南北朝各个政权都是“中国”。后来,唐朝又将《魏书》《北齐书》《周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书列入中国历史“正史”系列,形成中国正史“十三史”之说,也是唐朝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承认。可见,当时很难说清楚“何谓中国”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是隋唐根据自己继承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而确立的,无疑是根据隋唐这一继承者的身份“倒推”出来的。

   五代十国时期,只称五代为“中国”,“四夷、十国皆非中国”(59)。十国等政权也称“五代”为“中国”,并没有自称“中国”(60)。后来,十国为北宋所继承,都成了北宋历史的组成部分,北宋称“中国”,“十国”历史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虽然辽、金、元都自称“中国”,但不为宋人以及一部分汉儒所承认。元人则以辽、宋、夏、金继承者自居,分别撰写《辽史》《宋史》和《金史》,确立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61)的编撰体例,承认了辽金的“中国正统”地位,不仅将辽、宋、金历史纳入本国历史组成部分,还将西藏纳入中央直接管辖范围,吐蕃藏族的历史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62)。这就是我们说唐代吐蕃虽然不受唐朝管辖但仍属于“中国”的原因,也是我们在写中国少数民族藏族的历史时,没有仅仅从元朝开始写,而是将整个藏族历史都写进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原因(63)。

   明太祖朱元璋最初不承认元朝是“中国”,但很快就转到承认元朝并进而承认辽、金、十六国、北朝是“中国”的立场上来。他曾谴责高丽王说:“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灭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晋伐一次,为其侮慢无礼,故焚其宫室,俘男女五万口奴之。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缺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地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金伐一次,为其杀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64)明确地将辽、金、元帝王与汉、魏、晋、隋、唐的帝王并列而共同称为“中国帝王”,无疑是承认辽、金、元都是“中国”的意思。朱元璋还曾谴责日本国王说:“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65),认为日本“构隙中国”,才导致晋慕容廆、元世祖等出兵讨伐,将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慕容廆是十六国时期前燕政权的奠基人,被称为前燕高祖)和元朝都作为日本“构隙中国”的对象,称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和元朝为“中国”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明太祖朱元璋还以元朝继承者自居,组织学者编撰《元史》,后来又将《辽史》《金史》和《元史》一并列入中国正史系列,形成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说(66)。可见,明朝不仅仅将汉、魏、隋、唐等汉族王朝视为本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将慕容燕、辽、金、元等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视为本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明朝称“中国”,慕容燕、辽、金、元的历史也就都成了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清朝以明朝和蒙古政权继承者自居而自称“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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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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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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