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中国历史不应等同于汉民族发展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4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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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马溢澳  
吾不谓之华矣。窜心于夷,非国家之窜尔也,自窜心于恶也。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22)他们都认为,不论地域和种族,只要其行为合乎礼义,就是华,就是“中国”,中国人如果不懂礼义就是“中国之夷”,四夷的行为合乎礼义,就是“四夷之华”。不以地域论民族,不以种族论民族,而以文化论民族,符合隋唐时期匈奴、乌桓、鲜卑、羯、氐、羌融入汉族,以及边疆民族心向华夏的历史发展大势。

   唐朝以后逐步兴起的契丹人也接受了这种“懂礼即为中国”的以文化论“中国”的思想观念。史书记载,“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中国),何嫌之有!’卒令讲之。”(23)即主张按“礼法”“文物”亦即文明区分中国(中华)和四夷,认为契丹文明已同中华无异,不再属于夷狄,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自称“中国”(24)。确实,契丹文化经过与汉文化的交融,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契丹人与汉人逐渐融合,本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到了元朝,成为“四等人”中的“汉人”,已经完全变成汉人了。

   女真人也是这样,他们进入中原以后,极力反对按种族、按地域区分中国和四夷,也主张按文化区分贵贱和尊卑,即主张按文化区分中国和四夷。史书记载,金朝皇帝完颜亮“读《晋书》至《苻坚传》”,曾“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对史家修《晋书》时没有把建立雄伟事业的苻坚放到记载皇帝之事的《本纪》中去写,而是放到与将相大臣同等地位的《载记》中去写,大为不满。完颜亮还对蔡松年等人说:“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25)。极力反对按地区、按种族区分贵贱尊卑,主张按文化区分贵贱尊卑,认为少数民族如果取得“雄伟”的事功,也应该与汉人同等看待。由于女真人也主张以文化论中国,认为女真人有文化,也不比汉人差,因此,明确自称为“中国”(26)。进入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也像契丹人一样,经过与汉族等各民族的融合,到了元朝时期,都变成了“四等人”中的汉人。

   元朝时期,虽然有一些人出现“蒙古化”倾向,但仍以“汉化”为主流。“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27),不仅有大量蒙古人通过学习汉文化,减少与汉人的差距,变成了汉人,也有大量其他少数民族将本民族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逐渐泯灭了民族界限,也变成了汉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即统计出132位具有儒学、文学、礼学等文化素养并逐步“华化”的西域各族人(28)。陶宗仪在其所著《南村辍耕录》里记载了“汉人八种”,即包括“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29),清人钱大昕认为《元史·镇海传》记载的“‘只温’盖即‘竹温’之转欤”(30),唐长孺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认为“《辍耕录》之竹因歹、竹温、竹亦歹者并即“主因”之异译”,术里阔歹“疑即主儿只(女真)之异译”(31)。不管怎么说,都反映了元朝时期有大量少数民族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而变成汉人的历史事实。

   明朝时期,除了接收原来元朝时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人,还不断接收北元等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放弃了本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也通过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成了汉人。满族在入关之初,保留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后来,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再强调“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文化,并推行一些试图将一些人“满化”的政策,也出现一些人“满化”趋势,但最终仍然阻挡不住“汉化”的洪流,大批满族人习用汉族文化和风俗习惯,逐渐放弃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变成了汉人。

   可见,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懂礼”等文化时,更是超越了种族界限,不仅包括那些逐渐采纳汉文化并逐渐融入汉族之中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没有融入汉族之中但也“懂礼”,有文化的少数民族。用“中国”一词指称“懂礼”等文化时,“中国”绝非华夏汉族所独有。

  

   三、指称汉族政权和中原政权的“中国”,包括受汉族国家政权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常常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主要指称华夏汉族政权和中原政权。当用“中国”一词指称华夏汉族国家政权或中原国家政权时,也包括受汉族国家政权或中原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

   由于受“汉族中国”和“中原中国”的影响,古人常常认为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但在周边少数民族接受“汉族中国”或“中原中国”管辖之后,又说这些民族和地区纳入“中国”或者进入“中国”,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承认这些受汉族政权或中原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是“中国”。如,春秋战国时期,常常不承认南方的楚国是“中国”,后来,秦始皇灭亡楚国,设置黔中、闽中等郡,又进军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等郡,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纳入秦朝国家政权管辖之下。秦朝称“中国”,这些受秦朝国家政权管辖的地区及其少数民族也就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汉代也是这样,在西南地区设置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益州等郡,在南方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郡,在东北地区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郡,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管辖,这些地区及其少数民族也就成了汉朝国家政权管辖地区的臣民。汉朝称“中国”,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了“中国”。也就是说,用“中国”一词指称秦王朝和汉王朝国家政权时,不仅仅指称秦王朝和汉王朝管辖下的汉族人民,也包括秦王朝和汉王朝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中国”一词与汉族是不等同的,“中国”和汉族并非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

   隋唐国家的“中国”与汉族也不是一个概念。史书记载,唐朝武则天时期,王方庆“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32),认为“地际南海”的广州属于“中国”,“中国”不是指中原的地理概念,也不是指汉民族的民族概念,而是指唐朝国家政权管辖范围的概念。唐朝的广州为隋南海郡,属岭南道,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唐朝时期的“中国”应该包括这些少数民族。李华撰《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称,无畏“其先自中天竺回”,“路出吐蕃”即至“中国西境”(33),也是用“中国”指称唐朝国家政权管辖范围,包括唐朝管辖下的“西境”的少数民族。韩愈在其所作《送郑尚书序》中讲了“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等“海外杂国”之后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34)。这里所说的“外国之货日至”,无疑是指“海外杂国”的货物运至与“海外杂国”接壤的“中国”等地,即将包括与“海外杂国”接壤地区在内的唐朝说成是“中国”,“中国”也是指唐朝国家管辖范围,包括与“海外杂国”接壤地区的少数民族。宋人江少虞引《倦游录》说“南蕃呼中国为唐”,并说“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龟兹为四镇,以至城郭诸国皆列为郡县。至今广州胡人,呼中国为唐家”(35)。明人于慎行也说“东南海夷称中国为唐人”(36),又说:“唐开元、天宝间,中国强盛,自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所谓万二千里,盖包西域属国而言”(37)。可见,用“中国”指称隋唐国家政权时,并非仅仅指隋唐境内的汉民族,也是指包括西域在内的受隋唐国家政权管辖的少数民族。隋唐是“中国”,这里作为国家概念的“中国”与汉族是不能等同的,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宋朝“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北宋大臣苏洵曾说“国家分十八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何朔、陕右,二虏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安”(38)。苏洵所视河朔、陕右、广南、川峡等“中国”的边疆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北宋神宗时期,“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遗交趾书”,称“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兵法:‘先人有夺人之心’,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大发兵入寇,陷钦、廉、邕三州”。“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讨交趾,交趾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39)岭南进士徐百祥认为自己有才略,但屡试不中,不得重用,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挑拨交趾说“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劝交趾先发制人,进攻“中国”。徐百祥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北宋国家政权。交趾听了徐百祥的话,发兵进攻中国,被中国打败,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称徐百祥为“中国人”。徐百祥是岭南人,交趾所说的北宋“中国”,无疑是包括“岭南”等地区在内的“中国”,文中称交趾进攻“中国”攻陷“钦、廉、邕”等州,即视“钦、廉、邕”等州为“中国”之地。宋代的岭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这条史料所说的“中国”就包括岭南地区及其在其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宋神宗也说过:“中国兼燕、秦、楚、越万里之地,古所以胜外敌之国皆有之”(40),所说“中国”,包括“燕、秦、楚、越”等地,“中国”不是指“中原”,也不仅仅指汉族,应该是指包括“燕、秦、楚、越”等地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宋朝国家。南宋时,宗室赵与时在其成书于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的《宾退录》一书中称“汉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为儋州,本朝为昌化军。中国极南之地也”(41),视汉朝的儋耳郡、唐朝的儋州、宋朝的昌化军(朱崖之地)为中国极南之地。据文中之意分析,赵与时所说的“中国”,应该有指汉朝、唐朝和“本朝”的意思。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熙宁六年(1173)改儋州为昌化军,绍兴六年(1136)改为昌化县,绍兴十四年(1144)复为昌化军。可知赵与时在这里所称的“本朝”,或指北宋,或指南宋,或指两宋。再据赵与时主要活动于南宋时期分析,“本朝”当主要指绍兴十四年以后的南宋王朝。所说“中国”的含义与此相同,也应该指称南宋王朝。南宋“中国”的昌化军,本汉朝的儋耳郡,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

明朝“中国”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史书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思明府称安南脱峒二县兵攻思明府永平等寨,安南则称思明府攻其脱峒等处,明太祖朱元璋乘安南国王遣使来贡时,以书谴责安南国王,“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之罪。复敕广西布政使司,自今安南入贡并勿纳”(42)。明太祖谴责安南国王“欺诳中国”,应该是指安南称思明府攻其脱峒等地,无疑是将思明府等地说成是“中国”之地。思明府是与安南接壤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不在少数。明成祖朱棣也曾对安南说“广西思明府亦奏尔夺其禄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此乃中国土疆,尔夺而有之,肆无忌惮,所为如此,盖速亡者也”(43)。明确称“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为“中国土疆”,自然包括其地的少数民族。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针对“礼部奏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之事,称“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以胡惟庸谋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爪哇国王闻知其事,戒饬三佛齐礼送还朝。是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44)。明太祖朱元璋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与“海外诸番”并举,指称明朝国家政权之意非常明显,所说“中国”无疑包括与“海外诸番”接壤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永乐元年(1403)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府。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45)。称日本使者进入宁波府为进入“中国”,“中国”应该包括宁波府(春秋时越国之地)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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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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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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