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 次 更新时间:2019-06-18 07: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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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冀青  
遇金巩伯、王书衡……”(18)

   1909年内,金绍城在北京为其三妹金章作伐,与留法归国生王继曾(述勤,1882-1950?)喜结连理。王继曾籍贯福建省福州府闽县,系当地名门望族。其曾祖父王庆云(雁汀,1798-1862)曾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等职;其伯父王仁堪(可庄,1849-1893)为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曾任山西学政、江苏镇江府知府、苏州府知府等职;其父亲王仁东(旭庄,1852-1917)曾任江苏提学使等职。王继曾于190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赴法国巴黎留学7年,先后就学于法国高等商业学校( des Hautes Etudes Commerciales)和巴黎私立政治学学院(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1908年8月14-20日,第15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sts)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王继曾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的参会代表。王继曾于1909年初毕业回国后,被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孝达,1837-1909)聘为秘书。王继曾于1909年9月来北京时,刚丧妻不久,于是金绍城将金章许配给王继曾作继室。

   张之洞于1909年10月4日去世后,王继曾被学部派为留法学生监督,决定出国前先至湖州与金章完婚。江瀚日记中反映了与此事有关的一些具体日期。如1909年11月10日,江瀚“饭已,到署。晤王旭庄之子继曾(似字述琴),新派法国游学生监督”;(19)11月22日“晚,王述琴辞赴尊人粮仪任所。拟湖州就婚后,即往巴黎也”;(20)11月23日,江瀚“又写函,送述琴行”。(21)由此可知,王继曾应于1909年11月23日左右离开北京,先到湖州与金章完婚,然后于年底偕金章赴巴黎,就任留法学生监督。

   金绍城于1907-1909年在北京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的过程中,有机会进入第一批结识伯希和并参观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的中国人之列。有了这次经历,使他日后萌生了在巴黎调查敦煌文献的想法。也正是金章与王继曾的结合,才使金绍城日后有在巴黎逗留较长时间的理由和条件,最终得以在沙畹处调查斯坦因简牍。

  

   三、金绍城在北京参观敦煌文献的过程

   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3-6月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考古,是导致藏经洞出土文物大规模外流的第一个欧洲人。伯希和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于1908年3-5月在莫高窟考古,是导致藏经洞文物大规模外流的第二个欧洲人。斯坦因本是印度学家,与中国学术界素无瓜葛,因此其考察活动从中国西陲后门入境,再从后门出境,在中国内地没有引起关注。而伯希和本是中国学家,与中国内地学术界关系密切,其考察活动从中国西陲后门入境,在北京结束。伯希和在北京将大部分文物运回法国后,只随身携带一小部分敦煌文献,返回工作地点法属安南(越南)河内。

   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之后,于1909年1月返回欧洲。他在考察期间所获新疆、甘肃文物,包括万余件敦煌文物,也于1909年1月底运抵英国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斯坦因回到英国后,在欧洲范围内组织各国权威学者分门别类整理、考释其文物搜集品,其中的汉文简牍类文物定由沙畹考释。从1909年夏季开始,大英博物院需要通过法国驻英国大使馆,分批将斯坦因简牍实物从伦敦寄给巴黎的沙畹。1910年春,斯坦因一边在意大利鲁塔(Ruta)的一间旅馆里撰写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游记,一边写信遥控大英博物院的助手弗罗伦斯·玛丽·格兰·罗里梅尔(Florence Mary Glen Lorimer,1883-1967)等人,让大英博物院于1910年3月1日将最后一批简牍寄给了沙畹。沙畹收到后,于3月21日给大英博物院写了回执。斯坦因于3月16日从鲁塔给罗里梅尔写信询问说:“写在木牍和纸张上的汉文文书,是否已经发送给了沙畹先生?他是否已经写回执通报安全接收了它们?”(22)罗里梅尔于3月21日回复说:“这些东西已于3月1日从这里寄了出去,沙畹先生也于今天写来了回执。”(23)沙畹在考释斯坦因简牍的过程中,定期给斯坦因写信,汇报考释结果。

   当沙畹在巴黎紧锣密鼓地考释斯坦因简牍时,伯希和还在河内忙着为调回巴黎任职做准备。1909年,伯希和奉调返回巴黎,拟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中亚学讲座教授。他于1909年5月21日随身携带十几件敦煌文献离开河内,计划先在中国北京等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图书,再乘火车取道俄国返回巴黎。1909年7月10日前不久,伯希和到达北京,此后在琉璃厂等处选购图书。大约两个月后,王式通和董康打听到伯希和携带着敦煌文献逗留北京的消息,于是请一位美国人当介绍人,拜见了伯希和,参观了敦煌写本。关于这位美国籍介绍人,笔者曾推测为直隶总督(前两江总督)端方(午桥,1861-1911)的新政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24)现有新资料显示,美国人弗里德里克·马克密(Fredrick McCormick,1870-1951)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马克密当时是美、英多家报纸驻华特派记者,1908年参与创建“中国古物保存会”(China Monuments Society,中文名“亚洲文艺会”),自任干事(书记)。(25)

   王式通和董康确认伯希和搜集品系唐代写本后,便计划邀请北京的同好者结社集资,为伯希和搜集品拍摄照片,最终由董康诵芬室印行。为此目的,董康力邀其好友罗振玉参与调查工作。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当他从董康处听说伯希和携敦煌唐人写本留京的消息后,便约王国维等好友于1909年9月28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上午同访伯希和,参观敦煌卷子。罗振玉回家后,于9月29日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罗振玉撰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首要目的,是为王式通、董康发起的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计划而服务,撰成后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诵芬室刊印,于10月3日印成8页单行本。(26)

   1909年10月4日,北京士大夫圈子里一部分愿意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敦煌文献的积极分子,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27)罗振玉因病缺席,但他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得以在席间散发。参加这次公宴的宾主共24人,但至今尚无完整的名单。其中记录参宴者人名最多的一条资料,是江瀚的1909年10月4日日记:

   日昳,到署。晚赴六国饭店,公法国伯希和君,并美国马克密君。晤宝瑞宸、刘仲鲁、恽薇孙、刘幼云、王书衡、柯凤荪、徐梧生、金巩伯、姚俪桓、董授经、蒋伯斧、王静庵、王捍郑、吴印臣(昌绶)、耆寿民(龄)。盖伯希和游历新疆、甘肃,得唐人写本甚多,叔韫已纪其原始。同人拟将所藏分别印缮,故有此举。伯君于中学颇深,不易得也。(28)

   由此可知,参加公宴的宾主除了伯希和、马克密和江瀚外,还包括学部右侍郎宝熙(瑞臣,1868-1931)、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仲鲁,1861-1929)、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薇孙,1862-1918)、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幼云,1868-1932)、王式通、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凤荪,1850-1933)、学部国子监丞徐坊(梧生,1864-1916)、金绍城、大理院推事姚大荣(俪桓,1860-1939)、董康、学部咨议官蒋黼(伯斧,1866-1911)、学部总务司行走王国维、学部编译图书局副长王仁俊(捍郑,1866-1913)、内阁中书吴昌绶(印臣,1868-1924)、农工商部左侍郎耆龄(寿民,1870-1931)等人。

   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晚参加公宴期间,与伯希和约定次日上午8-12时前往伯希和在八宝胡同的租屋参观敦煌文献。当晚,金绍城给民政部左丞汪宝荣(衮甫,1878-1933)打电话,相约次日一起前往。10月5日,金绍城和汪荣宝如约一起参观了伯希和携带的敦煌文献。据汪荣宝1909年10月5日日记记录说:

   早起。闻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获得古书数十种,大半寄回中国。今其人在京,尚携秘笈十余种。都中士大夫嗜古者,争往求观。昨金巩伯电约,今日午前八时至十二时均可往观。十时倾,诣八宝胡同访之。得见唐写本《书·顾命》一页(内异文甚多,“率循大卞”作“率循大法”)、唐绣《佛说斋法清净经》一卷、唐写《老子化胡经》;又唐拓《太宗温泉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化度寺碑》残本,均精妙无伦;又宋刻(太平兴国五年)《大随求陀罗尼经》数种。罗叔蕴参事为作书目,中有数种已付照印云。午刻回寓,闻南皮相国以昨日午后十时大去。(29)

   伯希和在接待来访的中国学者过程中,反复强调英国的斯坦因先他而到敦煌考古的事实,以将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引到斯坦因的身上。据王仁俊于1909年10月14日(宣统元年岁在己酉九月朔日)为其《敦煌石室真迹录》一书撰写的自序中说:“先是,英印度总督已派员斯待讷(即斯坦因),搜石室书梵夹文,载归伦敦博物院。伯君所得,则三分之一也。所得四部各经卷之尤精者,已寄回巴黎矣。伯君来都,贤士大夫咸往访之。俊则赍油素,握铅椠,怀饼就钞者四日。”(30)罗振玉于1909年12月7日、1910年1月6日在《东方杂志》第6年第11期、第12期上连载的《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中也说:“伯希和君言:英人某亦尝游窟室,购去不少,而以旁行书为多。伯君返国,拟往伦敦一观,允寄其目,不知其中更有秘籍几许?耿耿此心,与伯君归帆俱西驰矣。”(31)此后,中国学者的注意力也集中到了斯坦因的身上。

  

   四、金绍城与张元济在伦敦的会面

   斯坦因、伯希和返回欧洲后,商务印书馆董事、编译所长张元济捷足先登,远赴欧洲调查敦煌文献。张元济于1910年3月17日从上海起航,经东南亚、红海、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于5月2日至荷兰鹿特丹,于5月4日抵达英国伦敦。张元济到达伦敦后,很快拜访了清驻英公使李经方(伯行,1855-1934)和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安生,1871-1919),得到了李、陈二人的大力帮助。

   张元济逗留英国期间,斯坦因也正在英国,经常往来于伦敦和牛津之间,但主要居住在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1910年6-7月,在斯坦因的组织下,大英博物院举办了第一次敦煌文物展览,主要目的是在欧洲学术界范围内征集各类文物的整理考释合作者,所以只限于学者小圈子参观,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伯希和此时也来到伦敦,快速检查了斯坦因所获1万余件敦煌汉文写本,并主动承担了编目任务。由于张元济此前并不知道斯坦因的中亚考察,更不知道斯坦因搜集品的收藏情况,所以在访英之初没有立即前往大英博物院调查敦煌卷子,也失去了参观第一次敦煌文物展览的机会。

   就在伦敦举办第一次敦煌文物展览的前后,张元济历游了英格兰和爱尔兰,又赴欧洲大陆旅行,先后访问了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等国,再从意大利到法国巴黎访问。张元济至法国巴黎的时间,应在1910年10月下旬。张元济在巴黎期间,于1910年10月26日参观了伯希和搜集品。伯希和当时正着手为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编目,他在和张元济交谈过程中,透露了有关斯坦因敦煌考古以及英国藏斯坦因搜集品的情况。张元济得知斯坦因搜集品的情况后,于1910年10月30再从巴黎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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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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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敦煌学辑刊》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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