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19-06-16 23:34:17

进入专题: 刘贺  

王子今  

   在“昭帝崩”后,霍光等决策迎昌邑王刘贺即位。《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立十三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

   “典丧”,颜师古注:“令为丧主。”“玺书”,颜师古注:“太后玺书。”“乐成” 即“行大鸿胪事少府史乐成”,“光禄大夫吉”即“丙吉”。“宗正德”应为刘德。

   “中郎将利汉”则“不知姓”。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也记载,在帝王继承者人选否决广陵王刘胥后,“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所谓“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确定为刘贺往长安提供最高等级的交通条件保障。《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胡三省注:“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传;今乘七乘传。”

   “乘七乘传”,应当体现出对“征”“迎”对象的尊重,也反映了对“征”“迎” 行速的要求。

   “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使者包括级别甚高的多个部门的长官。而“乘七乘传诣长安邸”,体现出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

   有关“乘传”的记录,已见于秦史。《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二世立,“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子婴进谏,“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蒙毅说:“……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于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唯大夫留心!”然而,“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所谓“御史曲宫乘传之代”,因其使命之急迫且机密。《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 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

   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  所谓“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也说“乘传”是非常的交通方式。而“布使人追,不及”,从黥布属下“剽疾”的节奏风格考虑  ,可知“乘传”疾行迅捷。汉代“乘传奏事”,应是行政惯例。《汉书》卷七五《京房传》记载:“京房罢出”,“为魏郡太守”,“不欲远离左右”,“自请”“岁竟乘传奏事”。 除急速且保密的特殊要求外,“乘传”优先保证安全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  即其例也。《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 霍去病“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与田横故事类同,有保障安全同时又有监护之意。

   “乘传”交通,多见于迅速推行政令之需要。如《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 类似情形又有《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牺和置酒士,郡一人,乘传督酒利。” 紧急情况下落实行政,稳定地方,也采用“乘传”方式。如《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至邯郸,遣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司法史信息可见“乘传案治”、“乘传逐捕”形式。《汉书》卷八六《何武传》: “遣使者乘传案治党与。” 又《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传》李贤注引《华峤书》曰:“丹死,衍西归,吏以亡军,下司命乘传逐捕,故亡命。”  当然,因“兵之情主速”  、“凡兵欲急疾捷先”  、“兵贵神速”  ,以及“发动必亟”、“以疾掩迟”   等军事学理念的作用,具有特殊交通效率的“乘传”用于战事,有颇多史例。如“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 ,又杨仆“请乘传行塞” ,以及《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部豫州,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荆州,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 又《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汉代曾有“矫伪”“乘传”或说“诈乘传”情形。贾谊曾经批评疯狂“逐利”世风:“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颜师古注:“服虔曰:‘吏矫伪征发,盈出十万石粟。’师古曰:‘服说非也。几,近也。言诈为文书,以出仓粟近十万石耳。非谓征发于下也。’”“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钱谷,得高爵,或乃为使者,乘传车循行郡国,以为荣也。’师古曰:‘如说亦非也。此又言矫伪之人诈为诏令,妄作赋敛,其数甚多,又诈乘传而行郡国也。’”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 直接说“乘传求利”,即利用高效率的交通条件牟取经济利益。《汉书》卷九〇《酷吏传·杨仆》载录对他“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的指责  ,揭露了另一种“诈乘传”的情形。

   “乘传”的形式,史籍中可以看到相关说明。《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颜师古说:“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  关于“一乘传”,又有《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 《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  此“乘传”应当就是“乘驷马车”,可能即前引所谓“四马下足为乘传”。《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注:“《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参考前引“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的说法,或许“四封乘传”也与“驷马车”有关。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记载,代王刘恒往长安“乘六乘传”:“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裴骃《集解》:“张晏曰:‘备汉朝有变,欲驰还也。或曰传车六乘。’”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

   “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  袁盎对汉文帝说:“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  所谓“乘六乘传”、“传车六乘” 与“六人乘传”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因而所谓“乘六乘传”的具体情形并不明朗,但这是极高等级的交通方式,却是确凿无疑的。另一著名的“乘六乘传” 的史例,即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故事。《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   刘贺事迹所见“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乘七乘传”,明显超越了刘恒往长安及周亚夫“乘传东”的交通规格。

   “乘传”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象征。汉宣帝时,龚遂为渤海太守,设想安民措施得宜,“上闻遂对,甚说。”又提出“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发,得一切便宜从事”的请求,“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  “乘传”成为恩宠的标志。而鲍宣“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颜师古注:“言其单率不依典制也。”  “典制”规范显然有关于“乘传”的级别限定。“乘传”这种特殊的交通形式,有时会导致严重扰民的社会危害。《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所记载新莽时期“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的情形,成为行政史的特异风景。当时民众暴动,竟然以“乘传”官员作为目标:“盗发不辄得,至成群党,遮略乘传宰士。”比较清醒的地方官员提出挽回颓局的建议,即包括:“宜尽征还乘传诸使者,以休息郡县。”

   这只是一般的“乘传”,而刘贺往长安“乘七乘传”,等级是最高的。他对行进速度的特别追求,尤其体现出这一交通行为对所“经历郡国”原有社会秩序的惊扰。

   刘贺行程据《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经历地方有:昌邑—定陶—济阳—弘农—湖。而自昌邑至定陶的行程,刘贺有比较特别的表现: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

   “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的记述形式是:“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 说“玺书”传达到昌邑后刘贺反应的紧迫。而“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亦体现刘贺的急切心情。这与代王刘恒往长安时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笔者曾经在讨论驰道即“区别于普通道路的高速道路”的通行效率时,说到刘贺“日中”自昌邑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的行进速度:“昌邑王刘贺入长安,日中出发,晡时已达定陶,行一百三十五里(《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这在当时确是罕见的高速。刘贺幸方舆  ,亦‘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汉书·王吉传》),也可以说明驰道的通行速度。” 这是两例有关汉代交通速度的明确的文献记载。关于刘贺昌邑至定陶行程,据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引西汉简牍资料,“日中为正午一段时间”,相当于 13 时,“餔时在日昳之后”,相当于 15 时至 16 时左右。 我们曾经分析,“从前引昌邑王刘贺日中至晡时行百三十五里的记载看,汉代乘车的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 45 至 67.5 里。所谓‘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  ,也说驰车速度可以超过骑者。《汉书·王吉传》说,刘贺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也是可以说明秦汉车速的例证。《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传车自河内发,‘必数日而后及绛’。   传车为通信用高速车,河内至绛约四五百里,两相比较,可以看到秦汉车速的明显提高。”

依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中汉制一里相当于 414 米的比率折算  ,“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约合 56 公里。则刘贺时速为 18.6 公里或至 28 公里。依陈梦家根据对居延地区汉代邮程的考证,认为“一汉里相当于 325 米的直线距离”,“用 400 或 414 米折合则太大”的意见  ,“百三十五里”大致相当于 44 公里。则刘贺时速为 14.7 公里或至 22 公里。昌邑在今山东金乡西,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北。  据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相距大约 67 公里。   如此计算,“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时速也达到 22.3 至 33.5 公里。《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畮百为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刘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731.html
文章来源:《南都学坛》2018年0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