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冬季读韦伯七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1 次 更新时间:2019-06-14 1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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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进入专栏)  

  

引子


   冬季学期开学不久,一位硕士生email我,说想跟我做“directed reading”(研究生在老师指导下的“阅读课”)。正逢开学伊始事务繁多,难以分散精力,本想和学生见一面后婉言推托。不料见面后,这位学生说想和我一起读韦伯的经典著作。问她为什么,答曰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只是想读点经典文献。读韦伯,而且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地读书,这让我怦然心动。她告诉我,因为其他选课缘故,没有学分了,不能登记为“directed reading”课程。但读书,读好书,讨论读书,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于是欣然答应。这位学生制定一个读书计划,每周一次一小时的见面讨论。就这样,我也跟随这个节奏重读韦伯,随手记下读书过程中的点滴心得,此为之一。

  

一、“以学术为业”


   这篇文章是韦伯于1917年在慕尼黑大学针对学生听众的演讲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反映了韦伯的一些基本思想。这篇演讲稿已经有了众多的分析解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下几点。

  

   首先,韦伯的比较历史、比较制度分析风格在这里有着充分的体现。韦伯将从事学术活动看做专业生涯。从历史上大学的演变和德、美两国的比较,来讨论大学教职作为职业生涯的不同特点,其中关于从业艰难、研究与教学间的紧张和职业生涯不确定性等情景,今天读下来似曾相识。

  

   蕴含在这篇讲稿中的是韦伯的历史观,即西方世界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而科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使得我们能够解释世界上许多现象,通过理性计算(calculation)来降低不确定性,导致了disenchantment和世俗化:“It means that principally there are no mysterious incalculable forces that come into play, but rather that one can, in principle, master all things by calcula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world is disenchanted.”正因为此,科学与宗教、文化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是理解西方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另外一点即是即是大家熟悉的韦伯关于学术“价值中立”的观点。在韦伯看来,以学术为业是一个专业化过程,体现出“价值中立”的专业化精神,包括传授与自己的信念不同的事实(inconvenient facts),这一点与从事宗教、政治等职业很是不同。韦伯也区分了教职的学术角色与道德领导者(leadership)角色的区别。他这样说道:“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是否有领袖特质。无论如何,使人成为一个优秀学者和学业导师的品质与使人成为领袖来指导人生或具体来说指导政治活动的那些品质很是不同。如果一个老师同时也具有后面一类品质,那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化中教师集授业解惑、道德楷模、家国天下于一身的情景很是不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西方专业化发展与中国角色重叠间的对比,而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也反映了社会劳动分工、政治设施的分化程度。

  

   韦伯的讨论指出了科学研究与意义解析之间的紧张。科学研究可以澄清许多事物间关联,帮助我们把握目的与手段(ends-means)间的关系,“to gain clarity”。但是,科学不能替代人们去理解其中的意义,去做出价值判断,去做出自己的抉择。换言之,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上或自然界或社会上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不能代替人们的的价值判断来做出抉择。这一观点对那种以为科学导致决策的思路很是不同。

  

   我想起,在一起讨论当代社会中评比制度(ranking institutions)盛行现象时,JM特别关注当代人的价值判断理性化在其中的角色。是不是说,科学的理性化与价值理性化导致了殊途同归的制度化过程,制造出rationalized myth,由此隐去了人为摆布的痕迹,如Mary Douglas所言?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学术职业的“天职”呼唤(calling)。在韦伯看来,学术为业需要有内在动力和身心投入,有如艺术创造活动,而不是科学实验程序那样按部就班的常规活动。“灵感在科学中起到的作用毫不逊于它在艺术中的作用。”(“inspiration plays no less a role in science than it does in the realm of art.”)  对这句话我特别有共鸣,也曾多次半开玩笑地说过这个观点:不能把我们这些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看做是从事按部就班常规工作的上班族,应该把我们当做艺术家来看待,因为我们会像艺术家一样受到灵感触发而思绪如涌,难以自已,(至少有时)像艺术家那样情绪起伏、魂不守舍、甚至疯疯癫癫。我想,absent-minded professor这个表达也有点这个意思吧?

  

   韦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科学体现为不断进步的过程(progress),科学发现只是长长知识增长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暂驻的,阶段性的,等待着被超越。与此相对的是,艺术创作不是体现出逐渐进步的连续性。

  

   与此有关的一个观点意味深长。韦伯说道,对于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因为个人生命只是长长知识链条的一个环节,虽然个人生命终结了,但知识却仍然在持续着、延伸着、发展着。字里行间,我依稀看到了学者们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的那些熟悉的身影。如果说,资本家体现了人格化的资本,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些学者身上体现了人格化的知识理性?

  

   由此联想到,在中国文化中,生命的延续体现在血脉和家族的传承上。资本、科学、家族如此不同的社会现象居然在人生意义这个层次上发生了如此有趣的关联,是不是体现了三种性质各异的文化价值体系? 抑或是我的想象力stretched too far?

  

二、“以政治为业”


   当韦伯于1919年1月在慕尼黑大学发表这个演讲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几个月前德国战败投降,当时德国社会动荡四起,对政治和领导力的关心和期望可以想见。这篇演讲稿着眼于以“国家”政治这一主题,从不同侧面审视政治家这一职业兴起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各种政治组织和政治性职业(如议员、政党领袖、党委书记)已经成为人们熟视无睹、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但在欧洲历史上,“以政治为业”—职业政治家的出现—是17世纪以来的现象。韦伯关于政治家职业兴起和意义的比较历史分析,给了我们重新认识这一社会事实的机会。

  

   韦伯指出,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关于权力分配、维持和移交的活动,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来自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誉(social honor)的驱动。韦伯首先将“政治”限定在一个较为狭义的范围内,即有关国家权力(the state)的政治, 进而提出他的基本观点,即国家的基本特点是对使用合法性暴力的垄断。这一论断与韦伯讨论过的三种合法性权力类型—传统型、卡里斯玛型、法理型—融为一体。

  

   给我印象深刻的仍然是韦伯的比较历史、比较制度的研究风格,尤其体现在本文主题上的开掘,即国家权力演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官员兴起的历史过程。韦伯在不同历史政治文化宗教制度间纵横捭阖,同时涉及到关于不同权威类型、官僚组织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简言之,在欧洲诸国的国王与贵族或封建庄园主的斗争中,随着欧洲专制国家(absolute state)出现,权力逐渐集中到国家手中,国王通过政治任命来委托官员行使权力、执行行政职责。政治任命而来的官员(“政治官员”)这一类型应运而生,由此引出了“以政治为业”这个主题。

  

   这些历史过程在近些年来政治学有关“现代国家兴起”研究中有着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根据我的阅读,至少在西方(欧洲、北美)背景下的这些研究工作与韦伯提出的脉络大致吻合。

  

   韦伯提出了政治官员的五个来源:(1)教士;(2)人文教育而来的文人;(3)被剥夺权力而进入宫廷的贵族;(4)具有自治组织能力的士绅;(5)法学人士。这些类型的人士在专制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渐为国家最高权力即国王或王室所用,成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的第二类中,中国的士大夫扮演了主要角色。韦伯说道,如果西方历史进程中也受到类似中国文人政治的影响,其演变轨迹将会大为不同。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周游列国的谋士谏客大概算是职业政治家的最早雏形吧?但进入中央集权后的士大夫在“进而从政为官、退而士绅文人”这两种角色间游动,与韦伯笔下的“以政治为业”相去甚远。

  

   韦伯关注的主题是职业政治家的兴起。在这里他特意区分了政治官员与文职官员。政治演化在权力争夺中产生了职业化和专业训练的需要,由此推动了组织形式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在公共领域中分化出两个不同的类别:政治官员与行政人员。前者受命于国王,以政治指令为命,而后者是专业化的实施执行机制。前者由自上而下政治任命,随政权更替而更替,后者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基本稳定不变。

  

   韦伯视角一贯强调人们对荣誉地位的追求影响了其行为,在这里也不列外。在韦伯看来,影响两者的“荣誉”机制很是不同。“政治领袖的荣誉来自于他对自己行为的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一责任他无法拒绝也不能转移他人。”与此相对的是, “文官的荣誉(honor)源于他有意识地执行来自上级权威的指令的能力,似乎这些指令与自己的信念完全吻合……若非如此至高意义上的道德纪律和自我否定,整个制度设施就会坍塌。”在这里,韦伯的讨论已经隐约预见到了阿伦特笔下“平庸的恶”。

  

在一战废墟背景下,这篇演讲稿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政治领袖(political leader)的品质。韦伯再次使用他的比较历史视角,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对比讨论来追溯政治组织、政治领袖、职业政治家产生的历史过程,其中涉及到了王权、贵族、议会组织、民主政治等诸多因素间关系。在这些多途径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政治组织、政治家、政治职业应运而生。政治领袖垄断着合法性暴力、拥有生杀予夺权力,正是这篇讲演稿的关注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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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近韦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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