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 李国聪: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思潮流变与工业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19-06-13 23:26:09

进入专题: 香港电影  

饶曙光   李国聪  

   内容提要:香港是一个电影的城市,商业化包装下的香港电影不仅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几代港人的情感记忆,也为华语电影工业提供了充分的香港经验和发展思路。植根于殖民历史和商业社会的香港电影,暗含着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特质,成为华语电影版图的重要脉流。时至今日,北上的香港电影以合拍片的方式逐渐成长为华语电影的主力军,承载着传播主流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等多重希冀,促进了多元化、多类型、多品种电影新格局的生成,有效革新了内地电影的制作观念和创作思想。文章将视角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电影思潮流变,并紧紧依循这条主线,动态呈现香港电影在文化、美学、市场和工业层面的变革历程。一方面,将“香港电影”放置在历史坐标体系内,从“香港电影新浪潮”“‘九七大限’风潮”再到“港人北上”,纵深爬梳其演变历程,呈现香港电影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流变规律;另一方面,将“香港电影”作为审视香港社会文化的“横断面”,探求香港电影工业转型、港人北上的内在复杂动因,以期能够全面、立体化地描摹出香港电影的跨域新图景。

   关 键 词:香港电影  本土意识  类型片  CEPA协议  合拍片  华语电影  Hong Kong film  local consciousness  genre film  CEPA agreement  co-production  Chinese film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以其高效、专业的商业化社会形态、渐趋成熟的市场体系以及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社会版图上愈发耀眼夺目。与此同时,香港电影人凭借着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灵活应变的香港精神,在栉风沐雨中砥砺前行,在兢兢业业中悉力打造了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这座约6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在其灵活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机制的驱动下保持着惊人的电影产量,制作电影的数量远远超过很多西方国家,输出电影之多仅次于美国,奠定了香港电影业的兴盛根基,风靡海内外的“港产电影”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影像记忆。事实上,“香港电影对于香港文化的影响一直很重要,从过去到现在。八九十年代,我们可以说香港的文化就是电影文化。”[1]可以说,那些独具风格、独一无二的“香港制造”,在工业化的包装和商业化的洗礼下,仍积淀凝练为不可复制的香港流行文化,演变成为香港文化的代表,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珍藏。

   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其专著《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中,所涉及讨论的大部分香港电影基本上隶属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细致入微地剖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国际影坛的影响与贡献,深入解密了“香港电影”为何如此多产的奥秘,也颇为翔实生动地注解了在最辉煌的年代香港被赞誉为“东方好莱坞”的巅峰时刻。在他看来,“那些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包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是香港给全球文化最大的贡献。最佳的港片,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商品,更载满可喜的艺术技巧。”[2]如若细腻审视这些“娱人作品”,严肃叙事与娱乐包装碰撞出极致化视觉体验和极高的观赏价值。在几近过火的笑料、过于夸张的噱头里不乏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在“嬉笑怒骂”“刀光剑影”里融入鞭辟入里的深邃体悟与灵魂独语,不得不说,这也是香港电影在娱乐精神外包装下所收获的独特美学财富和文化魅力。

   诚如李欧梵先生所言:“香港是一个电影的城市,香港的文化也大多是电影孕育出来的。世界各大国际都市可以与之比拟的恐怕只有纽约、芝加哥、柏林和多伦多。”[3]196“癫狂”“火爆”也好,“纵情”“感性”也罢,80年代的香港电影里投射和潜隐着无数港人的身份认同和本土情感,也流动着与母体文化“剪不断,理还乱”的血脉。王德威先生认为香港这所城市虽作为殖民地,却“与母国的牵连从未尝间断,岛上异国政经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华族传统的色彩却依然不绝如缕”[4]。香港电影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情感宣泄和爆发关乎着几代人情感记忆、国族想象和在地经验,作为曾经的“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总有太多的成就让后来人无止境缅怀。正如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所言,“港片能满足观众所需,源源不绝推向市场,不仅口味新鲜,而且生动刺激兼而有之。港片堪称70年代以来全球最富于生气与想象力的大众电影。”[2]7直到现在,仍有香港电影人喜欢回头喟叹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并生发出无限感慨和良多唏嘘。

  

   一、本土意识的觉醒: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

  

   地处亚洲、太平洋地区中心的香港,有着“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及“购物天堂”的美誉,水深港阔,位置适中,不仅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融、碰撞与互动的重要地带,而且以其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迅速跻身为工商业中心。它不仅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纽约港’”,还以“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制闻名于世”[5]97。另外,随着具有现代化结构特征的小型经济实体迅即崛起,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强力驱动香港经济的腾飞,助力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位置。

   (一)香港电影“本土意识”觉醒的社会文化语境

   众所周知,经济的腾飞强力助推文化的发展,“战后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文化随着经济的成长而成长,植根于香港都市生活的本地文学艺术兴旺起来。再经过80年代的继续发展,一个自由开放、融合中西、商业都市型的多元混合文化体系开始成形,昔日的‘文化沙漠’,已经萌发了新芽,披上‘嫩绿’的新衣。”[6]27由于香港居民人口结构的复杂,文化差异导致文化冲突不断,粤语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发生交叉、叠合,岭南文化、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渗透,在“东西对流”中达成某种情感的融通。它们在寻求着各自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形成了“中西交融”的显著文化特征,使香港显现出特有的多元混合、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都市文化形态,逐渐成长为兼具东西文化元素的港口型、工业化城市。在这种经过改造、创新的中西结合的文化语境下,香港民众普遍形成了颇具开放性、求实性、本土化的思维观念。

   长期以来,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语境下,香港逐渐生成了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这种“商业性”和“娱乐性”也成为香港电影及香港电影工业的重要基因。尤其是战后,香港电影的商业机制始终以“经济利益”为终极意旨和运作轴心,尽最大可能地运用、汇集更多的商业元素,以争取更多的观众和市场,这是香港电影亘古不变的运行法则。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香港本土文化意识的上扬,处于动荡变革的香港电影、电影工业及市场格局,开始秉持着“本土意识”逐渐走向现代化、国际化。于是,不少香港电影中的本土怀旧表达在商业娱乐元素的包裹下,往往呈现出后现代式的调侃与戏谑,而这似乎也是彼时香港商业文化浓厚、政治文化稀薄①的某种症候写照。对此,有学者认为:“香港已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个充满个人事业发展机会、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一个发展出本土意识与文化的社会。作为既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娱乐消费主导力量的香港电影,一直在适应并贴合这种社会的演进,也经历了本土意识从觉醒到鲜明的过程,其中心意识便是全面强调娱乐性。”[7]211我们不妨对香港电影“本土意识”觉醒的社会文化语境加以历时性的观照。

   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起,“本土意识”和“娱乐意识”作为两大显明特征,已然融入和渗透进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电影创作之中,形成了颇具“本土化”“在地化”的银幕新景观:一方面,粤语片与国语片实现合流,新兴粤语片大批出现,受到香港观众的普遍欢迎。诸如1973年由王为一执导的《七十二家房客》斩获3162.67万港元的票房,导演曾回忆当时的上映盛况:“这部由上海滑稽戏改编的粤语版的《七十二家房客》经中央文化部审查通过后,就在两广地区、港澳地区以及海外侨民地区公开放映了,并普遍受到欢迎。”[8]69这部影片也引发了香港多家报刊的评论、舆论热潮。另一方面,武侠片、言情片成为香港电影业的两大类型主力,从张彻的《独臂刀》、罗维的《精武门》、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到胡金铨的《大醉侠》《龙门客栈》以及袁和平的《蛇形刁手》《醉拳》,经典武侠电影纷纷涌现,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武侠电影的第二次创作浪潮”②。除诸上武侠类型片及以李小龙、成龙为代表的功夫片外,还有许氏喜剧片、深谙港味的色情片、恐怖片、枭雄片、黑帮片、赌片及科幻片,它们合力织就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质的香港电影文化景观。不难发现,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香港电影工业没有固守类型成规,而是在类型化的基础上求新求变,酝酿着进入现代化、工业化高度发展的“黄金契机”。

   随后,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有效遏制贪污现象,社会走向公正、开放,也大大改善了政府与市民的关系。进入7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资本涌入,华资财团崛起,香港经济迈入腾飞阶段,多元化经济格局迅速生成,并走向空前繁荣。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中产阶层大规模崛起,改善城市基础建设的蓝图浮出水面。其中麦理浩所推行的新政中就有关于城市空间重构的多项规划,试图以“准福利政权”政策稳步推进福利供应,以此增强民众社区归属感。由此,以抚慰民心、避免恐慌为旨向的民生政策渐趋完善,诸如推行“十年造屋计划”、义务教育、新市镇以及建立社会安全网、扩大文化活动等重要举措。可以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文化结构、产业结构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调整,这为香港电影的技术提升和资金扶持夯实了根基。

   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虽然有不少知识分子掀起爱国热潮,并在连锁反应下触发了“反殖民”“爱国”“民主”等一系列思潮,但大多数港人将提升生活质量的希望寄托于自我而非社会改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阶,次第出现的各种力量在角逐争锋中愈演愈烈。彼时以中西结合为特质的香港文化,其复合化的内部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动态演变,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超越中原文化渐成主流大势,在现代化文化中熏陶成长的新一代香港人渐趋褪去浓厚的民族意识,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审美趣味上呈现出了愈发成熟的本土化倾向。诚如有学者所言:“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身份的即将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有了大量的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9]262

   可以说,香港新旧文化并存的现状投射到电影业便是新旧秩序的急剧交替,以院线为基础的产销模式以及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出现,将80年代的香港影业推向了新的巅峰和高潮。诚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傅葆石先生所言,“8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辉煌岁月。邵氏王国的日渐式微造就了嘉禾公司的兴起和独立制片的兴旺,以院线为中心的产销系统的形成令香港电影票房收入不断上升,也引来富商财团的大量投资(如雷觉坤、潘迪生等),再加上一批在欧美受过电影训练的‘新浪潮’导演的逐渐成熟,种种一切促成了电影业的百花齐放。”[10]

   (二)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发生

1976年,香港无线电视台(TVB)节目部经理梁淑怡创立了用16毫米胶片拍摄电视节目的“菲林组”,召集了诸如严浩、徐克、许鞍华、余允抗、蔡继光、谭家明、章国明等年轻编导,来拍摄能够反映香港社会面貌和现实生活的影片,而这些人也在参与大量电视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8年,梁淑怡率领刘天赐、石少鸣等人跳槽加盟“佳视”,在引发“挖角热潮”后又策动“七月攻势”,大规模的宣传造势严重损耗了“佳视”营运资金,收视效果却寥寥无起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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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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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艺术百家》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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