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中国法理学的时代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 次 更新时间:2019-06-13 0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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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 (进入专栏)  

  

   当下,法治中国建设开启新征程,法治强国实践进入新起点,中国法理学又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创新发展机遇。法理学应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向党、国家和人民,向法学法律界,向法治实践,交出一份新的更高水平和质量的合格答卷,为实现法治强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新时代,法治实践是出题者,法理学人是答题者。我们每个法理学人都不仅需要思考,更需要回答“中国法理学的使命”这个时代问题。

  

   我认为,推动新时代中国法理学创新发展,应当聚焦和把握五个基本向度:

  

   一是法治中国的法理向度,运用法哲学、法理学、法政治学、法社会学等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新时代中国法治实践、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现象、法治运行、法治改革等重大问题,做出符合法治科学精神和中国法治国情的法理总结、法理阐释和法理表达。

  

   二是政治中国的政理向度,坚持正确方向和政治导向,思考法律中的政策问题,关注法治中的政治问题,研究法学中的政治学问题,融合法治理论与实践中的法理和政理,推动政治的法治化运行,实现法治的政治化引领,确保政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是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以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作为法理学研究导向,以新时代出现的新矛盾作为法理学研究重点,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律大国迈向法治强国的基本规律,对“法治中国”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对良法善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法理研究。

  

   四是法治效能的实证向度,采取科学方法,对法治运行实施状况进行观察、实验、调查和统计,获取法治实效的大量客观真实材料,分析计算出中国法治实施的作用状况和实际功效,总结归纳出法治运行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发现法治体系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和不足,做出法制改革的前瞻性分析预测,提出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对策建议。

  

   五是法治世界的国际向度,一方面要坚持中国法理学的民族性、原创性和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要坚持中国法理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国际性,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成功经验和有益成果,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法理学。

  

   此外,针对个别人对中国法理学(法学)作出的所谓“糟得很”“大倒退”“重灾区”等负面或者消极评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评价标准的问题。

  

   我认为,评价和检验当代中国法理学(法学)的成败得失,主要应当遵循以下标准:

  

   一是实践性标准。法理学研究提出的概念、原则、理论、方案、方法等,要能够回答和解决法治中国、法治世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重大的法治实践问题和基本的法学理论问题,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二是科学性标准。法理学研究要秉持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采用科学方法,既要符合自然科学的科学性要求,更要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特点,把法治实践理性与法学科学理性结合起来,把法律科学方法与哲学抽象思辨结合起来,构建更加科学理性的中国法理学。

  

   三是价值性标准。法理学研究要矢志不渝地追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尊严、公平正义、幸福文明、安全秩序等人类基本价值,以“良知”和“良法”思维引领推动法理学创新发展。

  

   四是政治性标准。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法理学研究必须明确的“高线”和“前线”,也是必须把握的“底线”和“红线”。“高线”“前线”是引领,是道路和导向,要了解中国的政治国情、历史国情、法治国情和社会国情,任何时候都不能走错路、导错航;“底线”“红线”是边界,是规则和临界点,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底线不可逾越、红线不可触碰。处理好法理学学术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政治话语体系的关系,加强“法政治学”研究和法政治学学科建设,但不能把法学蜕变成“政治学”,不能把法理学缩变为“法政治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明确提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我们要不忘法理初心、牢记法学使命,团结一致、砥砺前行,共同为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法理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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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卷首语(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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