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老眼空四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4 次 更新时间:2019-06-12 21: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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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马克昌教授是我尊敬的老一辈刑法学家。由于我的不善交接,且与马克昌教授存在年龄、阅历和气质上的差异,所以与马克昌教授交往有限:既没有畅快淋漓的酣畅对话,也没有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虽有数度亲炙,更多的还是心怀敬畏的台下仰视和身隐人海的远处围观。因此,我的这篇追思短文难以真实地还原马克昌教授的生活场景,也不能生动地刻画马克昌教授的性情人生。不过,以我几次受马克昌教授耳提面命的经历,尤其是拜读马克昌教授的如纛大作,使我对马克昌教授的学术贡献略有所知。值此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隆重推出纪念马克昌教授逝世一周年《追思文集》之际,将我对马克昌教授的学术印象付诸文字,以为哀思之寄托。

  

   在见到马克昌教授之前,我对马克昌教授的最初知悉应该是一件事与一本书,而这两样都在马克昌教授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件事是指为四人帮辩护。当然,这里的为四人帮辩护是笼统而言。具体地说,是为吴法宪辩护。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发生在80年代初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对于这件事当然是关注的。1980年10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开始时,我正好刚修完刑法这门课。给我讲授刑法的是杨敦先老师,也被列入辩护律师的候选名单,只是因为拟安排辩护的被告人不愿请律师而作罢。我观看了开庭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实况的电视转播,也就是在个时候从被害人名单中获知马克昌这个名字的。在这一历史性的辩护发生几十年以后,马克昌教授主编了《特别辩护——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使我们对当时的辩护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手头就有一本马克昌教授于2008年2月28日签名送给我的《特别辩护》一书,由于该书具有解密性,因此一度成为畅销书。从书中得知,为吴法宪辩护这一年,马克昌教授54岁。今年我也正好54岁,一种基于相同年龄的生命体验油然而生。不过,我想1980年正是马克昌教授因政治迫害蛰伏了二十多年以后重新面对社会,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时刻。因此,马克昌教授在精神上一定如同迎着朝阳、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其心理年龄肯定要比我现在轻得多。

  

   一本书是指高铭暄主编、马克昌、高格副主编的统编教材《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师从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攻读刑法硕士学位。此前,在我大学阶段学习刑法课程时,由于刑法刚刚颁布,所以刑法教科书尚未出版。我们是在没有刑法教科书的情况下,学完刑法这门课程的。在我毕业那一年,北京大学杨春洗等编的《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得以出版,这是我国在1979年刑法颁布以后出版的第一本刑法教科书。当然,它只是一本刑法总论的教科书,没有涉及刑法各论的内容。事实上,该书此后也没有再出版过与之相配套的刑法各论教科书。等我在1982年2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出版了,这是我国刑法学界一件可以载入学术史的大事。关于本书,我曾经做过以下评价:

  

   “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刑法学家的集体亮相,该书是这一代刑法学人的智慧结晶。统编教材《刑法学》的主编高铭暄教授和副主编之一的马克昌教授,都是民国末年接受过民国刑法学的教育,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又转而接受了苏俄刑法学的教育,具有较好的学术素养。从1957年到1977年,也就是这一代刑法学家从30岁到50岁的人生黄金季节,是在没有刑法的法律虚主义中渡过的,个人经历坎坷。但他们始终心存对刑法学的学术兴趣,一旦条件允许就给社会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以说,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的道统。”

  

   这里,我使用了“道统”一词,这是一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较为生疏的词语。道统一词,最早是唐代著名学者韩愈提出来的,指儒家传承的脉络与系统。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的道统,可以说是一种极高的赞誉。当然,如果把我们的眼光拉回到20世纪50年代,我们又可以发现这一刑法学道统的源头来自苏俄刑法学。经过统编教材《刑法学》的知识整合,我国初步形成了刑法的知识体系。从而为我国刑法学此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逻辑的起点。因此,统编教材《刑法学》对于目前我国刑法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此,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当然,学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理论本身就是用来被超越的,这是一种活生生的理论的宿命。统编教材《刑法学》也不例外。但它能够统领我国刑法学十多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从对以统编教材《刑法学》为代表的建立在苏俄刑法知识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刑法学的超越而言,我们都是叛道者。由于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没有标注写作分工,所以我们无从分辨该书哪些章节是马克昌教授执笔的,但马克昌教授作为该书的副主编,对于该书在整体上应该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虽然对马克昌教授早有耳闻,但当1983年4月底第一次见到马克昌教授,敬畏之心还是油然而生。1983年春天,为写作硕士论文收集资料,在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主任鲁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1982级的四位同学——赵秉志、周振想、张智辉和我,开始了一趟游学式的旅行:先到成都,后到重庆,然后经三峡到武汉。在武汉大学,我们见到了马克昌教授。因为当时硕士研究生还很少,到武汉大学以后,专门安排了马克昌教授和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其他刑法教师与我们进行座谈。现在想来,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预答辩。我们每人先汇报硕士论文选题的准备情况,然后老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当然,由于时间有限,而且马克昌教授当时工作较忙,所以只是短暂的接触,现在对于当时的情形已经极为淡忘了。

  

   与马克昌教授接触较多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88年3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共同犯罪,这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自1984年考上高铭暄教授的首届博士生以后,我的学术兴趣集中在共同犯罪,并且以此为题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法学研究》和《法学杂志》,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经过半年多的埋头写作,到1987年9月我就完成了将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交给高铭暄教授审读。此后,经过修改定稿,1988年3月25日举行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正是马克昌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因为马克昌教授对共同犯罪素有研究,我现在手头还保留着一本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著的《论共同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该书是马克昌教授赠送的,签名落款时间是1987年11月30日。因此该书出版时,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已经完成,所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几乎没有引用该书,而是引用马克昌教授此前发表在有关杂志上关于共同犯罪的论文。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著的《论共同犯罪》一书是1979年刑法颁布以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共同犯罪专著,也是刑法学领域出版较早的专著。可以说,马克昌教授是我国最负盛名的共同犯罪理论专家之一。因此,马克昌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就不是“形式审查”而是“实质审查”了。果然,在答辩会议上马克昌教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把我给难住了:横的共犯与纵的共犯是日本哪一位刑法学者提出来的?不要说横的共犯与纵的共犯是谁提出来的,就是连横的共犯与纵的共犯这一范畴我也没有听说过。因此,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答辩完了以后,马克昌教授私下告诉我,这一共犯种类是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提出来的。我回去查马克昌等著的《论共同犯罪》一书,也没有见到这一范畴。只是在当时影印的台湾学者韩忠谟教授的《刑法原理》一书中才看到关于横的共犯与纵的共犯的概念:“学理上因教唆犯从犯之行为使犯罪之因果联络为之延长,故有‘纵的共犯’之称,而于共同正犯以及实施之际为帮助行为之从犯,因其使犯罪因果幅员为之扩大,亦称之为‘横的共犯’。”但韩忠谟教授在该书中并未标明此系牧野英一教授的观点。直至1988年马克昌教授为我的博士论文《共同犯罪论》所作的序言中,才正式解答了这个问题。并且在2002年马克昌教授的《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一书中,也可以找到出处:日本著名刑法学者牧野英一将共犯分为六类,其中第四类就是纵的共犯与横的共犯。马克昌教授引注,见(日)牧野英一著:《日本刑法》(第64版)(上卷),有斐阁1939年版,第429-440页。从马克昌教授的博学足见当时我的寡闻,令我汗颜。不过,我的博士论文也纠正了马克昌教授论文中的一个小小不言的错误。马克昌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了《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历史考察》一文,该文后成为《论共同犯罪》一书的第一章。该文在论及革命根据地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惩治盗毁空室清野财物办法》第9条规定:“凡教唆或帮助他人犯盗毁空室清野财物之罪者,依刑法之规定从重处罚之”。对此规定,马克昌教授理解为:教唆犯、帮助犯较之实行犯从重处罚。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这是对该条规定的误解。这里的刑法之规定是指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关于教唆犯和帮助犯的规定。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边区还是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国民党刑法。因此,以上规定应当理解为:对教唆或帮助他人犯盗毁空室清野财物之罪的,较之教唆或帮助他人犯其他罪的,从重处罚。而不是较之实行犯从重处罚。对于我的这一见解,在私下交流中,马克昌教授不以为忤,虚心接受,表现了其从善如流的高尚品德。在1987年版的《论共同犯罪》一书中,还有上述内容。但《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历史考察》一文在1995年收入马克昌教授的第一部文集的时候,已将上述误解的内容予以删除。

  

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以后,我又做了进一步的修订与增补,拟付诸出版。为此,我除了请我的导师高铭暄教授作序以外,还请马克昌教授为我的博士论文作序。以马克昌教授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和共同犯罪理论研究权威的双重身份,马克昌教授是作序的最佳人选。马克昌教授慨然允诺,并在不久就给我寄来了序言。序言虽只有短短的二千余言,但内容绝佳,几乎是一篇简短的中外共犯学术史。作为序言主体部分的四段,分别介绍了德国、日本、苏俄和我国的共犯研究状况,以简练的文字生动地勾勒出中外共犯论的历史线索,由此可见马克昌教授的理论功底之扎实。我不说内容,在序言中提到的中外共犯研究的刑法学者达 27人,共犯著作 26 部:德国:布黎《共犯与犯罪庇护的理论》(1860年)、毕克迈尔《德国最高法院的共犯与裁决的理论》(1890年)。日本:牧野英一《共犯的基础观念》(1909年,论文)、草野豹一郎《刑法改革草案与共犯的从属性》(1932年,论文)、植田重正《共犯的基本问题》(1952年)、齐田金作《共犯理论研究》(1954年)、《共犯判例与共犯立法》(1959年)、大塚仁《间接正犯研究》(1958年)、西村克彦《共犯论序说》(1961年)、《共犯理论与共犯立法》(1962年)、《共犯的分析》(1966年)、齐田金作六十诞辰论文集《现代共犯理论》(1964年)、西原春夫《间接正犯理论》(1962年)、中义胜《间接正犯》(1963年)、下村康正《共谋共同正犯与共犯理论》(1975年)、大越义久《共犯的处罚根据》(1981年)、西田典之《共犯与身份》(1982年)、佐伯千仞《共犯理论的源流》(1987年)。苏俄:维辛斯基(无论文及专著,只提及其错误观点)、特拉伊宁《共同犯罪论》(1941年)、B.高里吉涅尔(只提及人名)、A.拉普捷夫(只提及人名)、M. д.孟沙金(只提及人名)、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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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刑事法评论》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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