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法律行为效力:公法与私法之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19-06-12 14: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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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必新  
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当事人进行法律行为要顾及的规范越来越多。其中,特别要关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中,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最能够体现国家对个人意思自治与行为限制的控制。究其根本,民事法律行为虽然系彰显意思自治、保障权利实现的工具,但此种自由必须限定于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范围内。一旦超越法律所容许的限度,就构成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侵害,其效力自然就应予以否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正是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所施加的限制,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如果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情形。[25]这就涉及对法律规范所作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区分。一般而言,任意性规范的目的是引导、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体现的是法律对当事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指引,具有选择适用的属性,因而并不具备强制性效力。反之,强制性规范则体现了法律基于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等的考量,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所为之民事法律行为就会被判定无效。

   第四,要看意思表示是否具有侵益性。如果侵犯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的效力类型是无效或者可撤销。比如,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等。

   第五,要看意思表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所谓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一同构成了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控制。公序良俗的概念属于不确定的概念,在实践中可以通过类型化的方式进行归纳。根据相关立法文献,公序良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1.危害国家政治、经济、财政、税收、金融、治安等秩序类型;2.危害家庭关系行为类型;3.违反性道德行为类型;4.违反人权和人格尊严行为类型;5.限制经济自由行为类型;6.违反公正竞争行为类型;7.违反消费者保护行为类型;8.违反劳动者保护行为类型。[26]

   第六,要看意思表示是否合理和正当。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要求,在公法与私法中的法律行为具体表现存在着差别。在公法领域,公法行为是否合理、正当,由于行政机关更具有专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所以司法机关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进行判断。同样的法理表现在关于诉请颁发学位的案件中。按理应由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委员会来认定申请者是否达到了获得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的水平。如果学术委员会认为达不到这个水平,司法机关不能代替学术委员会的专业判断而认定该学生具备这个水平,只能审查学术委员会作出判断时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违反了必要的正当程序规则。如果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司法机关可以撤销该行为要求高等教育机构重新作出,没有违反就只能驳回申请人的请求,而不能随便改变高等教育机构的决定。但是,针对明

   显滥用职权、不合理、不正当的公法行为,司法机关可以依法撤销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在私法领域,司法机关则享有较大的裁量权,比如,对过高违约金的酌减。[27]

  

   三、认定法律行为效力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

  

   在法律行为效力认定的具体过程中,需要根据法律法规,结合待决案件,既全面系统又细致人微审查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各实质要素是否齐备,方能对行为效力形成准确的判断。

   (一)要注意把握各个效力构成部分的生效时间并不完全同一

   建立在法律行为效力内容划分基础上,不同效力内容以及发生效力时序存在相对独立性。法律行为一旦成立就会产生各种法律效果,不同效力内容所生之效力具有时序性、阶段性。比如,某一依法成立的行政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维持自我存在的存续力,在未经有权机关撤销、变更、废止之前,其就依法存在因而产生实质存续力;待法定异议期限届满,行政决定自然对相对人发生形式上的存续力。实质存续力是羁束力和实现力存在的前提,是其他两种效力内容的保障。羁束力是行政决定内容所具有的约束力,其法律效果体现为任何主体不得作出与之抵触的事实认定或意思表示,居于行为效力的核心地位。实现力是法律行为内容得以落实的保障效力,是行为效力的最终体现。其中.即便是就存续力本身而言,形式存续力与实质存续力产生的效力时点也具有阶段性。实践中,大多数行政法律行为在成立时就对行政主体产生了实质存续力和羁束力,不得朝令夕改,一般不可以撤回。但在行政法律行为成立但未通知相对人之前,尚未产生信赖保护利益。此后,当据以作出行政法律行为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致使该行政法律行为不再适应现实,甚至会损害相对人的利益,此时基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考量,在遵循行政程序的基础上应当可以撤回。随着行为向前推进,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或期限届满时,实现力的生效条件成就而发生效力。

   可以说,重塑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是弥补现行法律行为效力制度体系不完善、更为有效地惩戒失信等行为的一种尝试。其中彰显的理念在私法领域亦有体现。比如,英国契约法专家阿狄亚认为,“尽管英国法律工作者和理论学者传统上倾向于认为应将法律和道德加以区分,但是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德标准和社会理想却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大量的合同法背后其实蕴含了一个人应信守允诺和遵守协议的简单道德规则。……至少在合同法中有一种强大的潜流来源于应当信守允诺的道德义务观念……”[28]

   (二)要准确把握非有效法律行为的类型及其条件

   非有效行为主要包括完全无效、可撤销、部分无效、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

   无效的法律行为指法律行为具有重大明显瑕疵,完全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标准,无法发生当事人意欲的法律效果的情形。无效的法律行为是当然、自始、确定的无效,即无需任何人主张,无效的法律行为自成立时即不产生当事人意欲发生的法律效力,而且以后也无再发生效力。

   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指因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具有一定程度的瑕疵而赋予特定主体以撤销权,该主体得行使撤销权消灭已生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在被撤销之前为有效状态,对行为人、相对人甚至第三人均有拘束力,在被撤销后转为无效,而且此种无效可溯及至法律行为成立之时。[30]

   法律行为的部分无效,指无效原因仅及于法律行为的部分内容,而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可有效。[31]这表明,只有在法律行为的内容效力可分且互相不影响的情况下,部分无效才不会导致其他部分同时无效。当然,如果部分无效的法律行为影响其他部分效力时,其他部分亦应归于无效。[32]

   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指法律行为的实现力既非有效,也非无效,其实现效力有待于第三人确定。与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相似,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的实现效力具有不确定性,但不同的是,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的实现效力取决于某一不确定的事实成就与否,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效力的确定取决于第三人追认与否。比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33]无权代理行为、无权处分行为。

   (三)要注意把握请求撤销的法律行为的期间

   与无效不同,可撤销针对的是具有一般瑕疵的法律行为。所谓一般瑕疵,指法律行为的实施不符合法律规定,但程度上不严重且不明显。对于具有一般瑕疵的行政行为而言,出于法安定性的考虑,除非存在更高的利益需要作其他对待,否则就应当清除其法律后果,并且在此之前有时还需要中止其效力。[34]亦即,有关机关有义务除去具有一般瑕疵的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有义务)撤销行政行为的有关机关既包括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包括其上级行政机关。比如,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69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超越职权等作出行政许可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35]引而有权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是因该行为的存在而利益受有损害之人。无论基于何种事由申请撤销法律行为,都应当在一定期间内行使。从根本上看,这是由撤销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权利类型上,撤销权属于形成权,即行为人可以通过己方行为直接行使权利,实现权利目的。但由于行使撤销权将导致可撤销的法律行为效力终局性地归于无效,无疑将对相对人甚至其他相关方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享有撤销权的权利人就应当在一定期间内(除斥期间)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利,从而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期间经过,撤销权终局性消灭,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因而成为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

   (四)要注意把握法律行为效力判断的裁量规则

   实践中,法律行为的效力难以直观得出结论,往往需要对相应法规范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方可得出结论。以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为例。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在总则16条中对公司担保行为作出概括规定,目的即在公司自治与保护公司、股东权利之间进行平衡。2013年《公司法》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据此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应由公司机关作出决议。从立法本意看,因为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担保,属于公司的重大经营行为,具有较大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股东和债权人损失。故《公司法》16条第1款、第2款作出了2方面规定:[36]其一,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由公司机关作出决议。[37]按照一般原则,公司章程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将公司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策权授予股东会或者董事会。通常而言,涉及数额较大的,授权由股东会作出决议;[38]数额不大的,授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当然,公司章程也可规定,决策权全部授予董事会。但须注意存在的例外——当公司在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获得股东会决议同意,是法定的前置程序。其二,在公司章程中,若存在针对公司对外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总额、单项投资或者提供担保数额的限制,不得违背。同时.为了预防多数决滥用,当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该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应当回避,不得参加表决,以防止借助决议损害公司与其他股东的利益,而谋取与公司利益不相符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之利益。当然,有违此规定即便形成了决议,其效力也存在瑕疵。

   从司法实践来看,针对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瑕疵,当事人提出异议或抗辩的事由,几乎无一不是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时未按照《公司法》16条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其中,又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越权以公司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最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公司法》16条规范属性的论争。

   上述问题反映出判定法律行为效力的难度。作为裁判者,在行使裁量权时,应当把握以下几对关系。

   1.合法性原则与合目的性约束的统一

在法治国家,合法性价值居于首要地位。判断一个法律行为是否有效,通常的标准是合法性,即取决于它与法律的关系。因为在法治国家,法律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应当得到尊重。此外,法律是获得国民自由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要保证社会的能见度和可预见性,法律是基本准绳或路标。但另一方面,完全拘泥于合法性,也会带来很多问题。首先,法律有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完全将法律作为唯一的标准必然带来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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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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