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东北全面振兴 解放思想如何先行

——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19-06-12 14: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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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在种试验田——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浙江那块“试验田”庄稼长得好,东北本来“土地”是最肥沃的,但是改革开放40年,东北不但没有“大丰收”,反而成绩单很难看。2018中国民营经济500强,浙江一省就有93家,拔得头筹;而东北三省加一起才9家(黑龙江1家、吉林2家、辽宁6家)。

   2018年国庆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用4天时间,行程2000公里,跨越东北三省,围绕深入推进东北振兴这一重大课题,实地考察调研,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明确提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振兴东北就开始了。改革开放40年,东北应该反思什么?

   解放思想必须先行

   《中国民商》:在新时代,东北全面、全方位振兴,要从哪些方面破题?

   常修泽:东北第一位的问题,是东北振兴的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没有“破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思想没有跟上。从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东北振兴”这个口号,到2018年提出全面、全方位振兴,中央一以贯之,都是强调深化改革。这15年当中一些重要的提法、重要的思路,我们跟上中央的思路了吗?

   2014年,对于东北的深层“问题”,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两个“归根结底”,第一个“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第二个“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这两个“归根结底”指出,东北第一个就是体制病,另一个是结构病。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出台。这是中央专门给东北下的文件,这个文件有针对性很强的思路,就是提出建立新体制和新机制。新体制新机制中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国有企业,重点是增强活力”,还有控制力、影响力,但是把“活力”放在第一位。东北的国有企业比重很高。黑龙江是64%、吉林是56%、辽宁是45%,而全国平均30%左右。如果比重高、活力强也不能说是大问题,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活力不强。中央文件针对这个问题指出国有企业主要的工夫应放在“增强活力”上。

   我认为,中央这个文件写的很好,是一个难得的好文件。这个文件指出“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这个文件出台之后,我到东北调研过几次才知道,有些干部把这两个词给颠倒了,本来中央文件写的是“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结果惯性地说成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了⋯⋯

   2016年我做了调查,东北三省一共有国有企业7076家,净资产1.1万亿元,银行贷款1.7万亿元,合起来总资产是2.8万亿元。这是整个东北2015年总资产数,2016年创造多少利润?整个算下来是亏了52.7亿元。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国有企业效益不好、活力不强,要“增强活力”。

   大家注意,中央在提法上已经做了重大的修改,中共十九大报告,把那些大家说熟了、背熟了的话——“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已经改成叫“国有资本做大做强”了。要从国有资本角度考虑问题。至于具体到企业层面,则要分类:第一,真正好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没有问题;第二,国有企业还有很多中间的企业,不是做大的问题,而是要改造、要转型、要升级;第三,这里还有不少“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是僵而没死,还“活”着,还要输液、输氧、输血。

   中央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这一提法,改成 “国有资本做大做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性的修改。但是,十九大报告我们学习了那么长时间了,有些干部至今没有跟上中央的思想,还是说“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这个思想一些地方并没有把它作为重点来贯彻落实。问题在下边,可能根子不在下边。所以,需要我们跟上中央的步伐。

   在2018年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讲到“实践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更无止境”。习近平的讲话中提到的一句特有力度的话——“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这句话如果通俗一点理解,现在有些人思想上有迷雾,而且这些迷雾很重,看不清,它束缚着我们的发展,困扰着我们的发展。眼下的任务就是要廓清这些迷雾,把它驱散。

   解放思想从哪儿解放出来

   《中国民商》:解放思想要先行,问题是从哪里解放出来,解放什么,针对什么?

   常修泽:我简要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解放思想从计划经济体制与观念中解放出来。

   根据东北的实际和中央的精神,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从计划经济的体制和观念解放出来。这个体制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也是根深蒂固。我们虽然已经提了多年了,但这个问题迄今没有解决好。

   中国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1984年中共中央做出第一个改革的决定,当时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第一个决定在起草过程当中就有分歧,一派主张用商品经济理论来推进中国的改革,另一派主张用计划经济或者换一个提法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思想来搞改革。起草班子拿出来的第一稿,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这个思路起草的决定初稿报给了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据我后来看到的史料记载,胡耀邦同志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他说倘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来搞改革,那还改什么呢?现在中国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退回去,重写。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以后,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再到2013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基础性”三字改成“决定性”,这就不是一般的说市场经济仅仅起基础作用了。

   中国的资源配置谁说了算?谁来决定?按党中央的文件,整个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是“市场决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之后,第一次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可惜,党中央这么好的文件——市场决定论的文件,到现在并没有被真正落实,尤其是在东北。又有人提出 “驾驭论”,谁驾驭呢?政府驾驭,政府在后边驾驭着市场,这实际上是拐弯抹角地否定中央的市场决定论,这是中国经济界的迷雾。按照“政府驾驭着企业来决定”,市场决定论的文件势必打折了。

   可见,这种计划经济的政府干预思想根深蒂固,虽然说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政府干预、政府主导,不让市场、企业决定。我说句忠告的话,计划经济这种思想在东北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一定要从计划经济这种思想中解放出来,让企业自己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决定。

   前不久,为纪念莫干山会议34年,我到了浙江做了些调研。浙江省的各级政府是怎么对待企业?八个字:“不叫不到,随叫随到。”

   第一句,“不叫不到”。企业不叫你,你别去。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去企业视察,前呼后拥,一大帮,企业生产经营没有问题,你去视察什么?

   第二句“随叫随到”。企业遇到困难、遇到问题、遇到障碍、遇到挑战,政府要帮着解决。我们政府工作人员是服务员、是公仆、是仆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论述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理念,提醒工人阶级政权一定要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现在我们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不是社会“公仆”,而变成社会“主人”了。什么时候我们东北的政府工作人员能真成社会“公仆”,企业就有希望了。

   第二个方面,解放思想从“官本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到今天,相比之下, GDP挂帅开始有所淡化,但是,官本位依然十分严重。“官本位”从哪开始?我看,从2000多年前专制就有了,到今天官本位连绵不绝。我们国家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向“官本位”提出挑战。

   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独立性、平等性、开放性。独立性不喜欢“官本位”,平等性不喜欢“官本位”,开放性也不喜欢“官本位”,都要向“官本位”提出挑战。尤其是在东北,“官本位”还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要从“官本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三个方面,解放思想从封闭和狭隘的眼界中解放出来。

   东北还有封闭性、狭隘性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和企业都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

   首先,各种所有制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2018年,我主笔出版了《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理论,“两朵花”理论。马克思讲,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都是香花,各有各的香味”,然后他又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只能允许一种形式存在呢?”我说公有和非公有经济,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罗兰,都是鲜花,都有香味。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全国民营经济座谈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注意:是“内在”要素,不是“外在”要素,是制度里边的内在要素。接着又一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第二,政府自身要改革,重在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按照WTO规则,政府应该中立化,对国有、民营必须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重点是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但实践中有差距,例如,企业家毛振华在黑龙江“雪乡”旅游点对地方政府发泄意见,视频在网上流传,反映这个事。辽宁省第一个颁发《营商环境条例》,但要落实,防止黑龙江“雪乡”事件重演。

   第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以我之见,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社会,人力资源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一财富。由此带来产权关系的重大变化,使产权的重心从物力产权向人力产权演变,而且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据我实际调查,对于人们不熟悉的非经济物品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重视不够,因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导致的纠纷非常多。实际上,在国有单位里,科研技术人员创造的价值,固然有国家的产权凝结,比如单位提供了薪酬、实验室等,但创新者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应当予以明确,适当量化。这里面就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调整以及法律法规的优化问题。

   总之,整个东北,可能“经济的严冬”还没有过去,要做好思想准备。中国的改革方式,一种是内源性改革,如小岗村,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内在的自发的改革;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外源性改革,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逼着你改革,你不改也得改,这个问题很严峻。中国,尤其是东北要实行内源性改革与外源性改革相结合。

   来源:《中国民商》2019年第三期

   《中国民商》记者 李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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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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