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历史文化与古城记忆

————话说永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19-06-11 20:35:02

萧象  

   萧象:历史文化与古城记忆——话说永州

      

   “地方千里,东北连于长(沙)、衡(阳),西南接于广(州)、(南)海。潇、湘二水,分出于全(州)、道(县)。九疑、……浯溪、澹岩,此等胜概,郁郁苍苍,崔嵬叠列乎其间。山明水秀,民淳俗厚,诚乃伟哉之郡也!”——文中描述和称赞的,是当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湖南永州,语出明洪武十六年(1383)《永州府图志序》。

   永州,历史上也叫零陵。由于历史变迁,不少历史古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名称,如南京又称金陵,九江亦名浔阳。永州、零陵,也是如此,一地二名,并称互用。因此,我们说永州,也就是在说零陵。

   零陵,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34个古地名之一,最早见于《山海经》:“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至于释名,“陵”为帝墓,不难理解,唯“零”字多义,众说纷纭,存在多种不同解释:一曰“落泪、涕零”,意谓帝妃哭陵;二曰“零碎、零散”,与九疑之“九”相通,“九”者,多也,意指散而无定之陵;三曰“无有”,不存在墓陵。

   三种说法,各具其意。但在我看来,都可契合、融汇于当地流传的也是我少时听闻的一则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皇帝南巡时病死在这一带,他的妃子娥皇女英听到消息,一路哭来寻找他的陵墓,找遍了这里都没找到,于是此地就被叫着了“零陵”。唐代诗人刘禹锡,以优美的诗歌形式对此做了诠释: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无论怎样解读,零陵之名都关乎舜帝。而舜帝,是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传说与叙事中所谓“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与尧并称“尧舜”,为中华最古圣贤。 因此,可以说,零陵一名,意涵丰富,不同凡响,既连接着一段有关中华文明初始阶段的古老传说,又附丽着一节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此外,具有文化与美学意义的指代永州乃至整个湖南的“潇湘”意象,亦与此有密切关联。

   不仅得名,零陵设城亦历史久远,迄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实行郡县制,始置零陵县(治地为广西全州境),隶属长沙郡。西汉武帝时期(前124年),在现今零陵城设泉陵城,十年后增置零陵郡(治地为广西全州境),东汉初年(公元25年),零陵郡治移至泉陵县治泉陵城,也就是现今零陵城,此后直至明清,零陵均为郡(府)县同城,城址始终没有变易。隋文帝时期(公元589年)废零陵郡,置永州总管府,泉陵县更名零陵县(废广西零陵县)。从此,永州、零陵一地二名,交替使用,迄至今日。

   永州历史悠久,但地处偏远,远离中原,属于南蛮。因而若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似乎要等到千年之后,要进入唐宋时期,永州方始脱颖而出,放出光彩,在中国文化思想版图上占据一引人注目的席位。

   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本身经长期发展到此达到全盛,以京城长安、开封为中心,影响辐射全国;此时的永州,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名贤官宦流寓于此,加上本土秀彦俊才,一时人文荟萃,文风昌盛,粲然可观。他们触景生情,挥洒笔墨,感时忧世,著文立说,或赞美这里的山水形胜,或悲悯民间的贫穷疾苦,同时也用自己的懿言嘉行潜移默化影响永州,刷新永州,将永州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文化高地,永州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如以时间为序,在永州留下痕迹并产生过影响而值得提及的,在我看来,首先当推元结。这位中唐洛阳才子曾两度出任道州刺史,他带给永州人民的不仅是为官清廉、体恤民瘼的良好口碑,和《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一批反映现实政治和人民疾苦的优秀诗作,他还开辟创建了永州浯溪摩崖石刻,唐宋以降,颜真卿、黄庭坚、秦观、李清照、米芾、范成大、顾炎武等三百多位名人的书画诗文词题铭刻其上,如今已成为重要的国家级文化遗迹和文化遗产,让后人受益无穷。

   其后是怀素。这是一位永州本土人,世称“草圣”,书法与张旭合称“颠张狂素”,为中国草书史上并峙双峰。怀素少时出家为僧,酷爱书法,“贫无纸,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李白游永州,惊睹怀素酒后泼墨挥洒,纵横恣肆,笔走龙蛇,遂作《草书歌行》,赞其“草书天下独称步。”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一度问询有关零陵绿天庵和怀素遗墨事。只是很可惜,当年人们尚无文化保护意识,绿天庵业已拆毁,不复存在;所存怀素草书“千字文”残碑一块,系后代摹刻,全文保留不及五分之一,惟碑文字体龙飞凤舞,狂素神韵得窥一斑。

   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是另一位永州本土人。早岁在家乡道县月岩悟道,晚年隐居九江庐山,世称濂溪先生。很多人知道周敦颐,是因为他写有一篇仅119个字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但他真正的贡献是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作《太极图说》、《通书》等,提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至诚、无欲等理学基本概念,开创了宋代以降儒学的新形态,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近代名人王闿运有一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足见其影响深远。

   另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张浚、张栻父子。张浚以抗金名相载入史册,也因力主抗金而屡遭排斥,三贬永州,先后居住达十年之久。张浚为朝廷重臣,名动一时;张栻随侍父亲,在永州度过青少年,其后设坛讲学,主持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在永州,张浚和杨万里留下一段佳话轶事。杨万里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适张浚第三次谪居永州,闭门谢客,万里三次前往拜谒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始得接见。张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受之终身,遂名书室曰“诚斋”。

   当然,在所有这些留名永州的先贤中,影响最大、名声最著者,非柳宗元莫属。公元805年,柳宗元参与反对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和推行新政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至永州。从32岁到42岁,以“流囚”之身谪居永州整整十年。十年间,永州之野,民风之淳,山水之美,草木之秀,给了他莫大寄托与慰藉,让其因政治落败而被贬黜的满腔愤懑、屈辱与苦闷失意,暂时得以消歇与抚平,创作灵感与文思得以触动和勃发,《溪居》、《江雪》、《渔翁》、《永州八记》、《封建论》等一大批传世作品,于是在此诞生。其诗歌,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文章,与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东坡等合谓“唐宋八大家”。

   不惟如此。十年谪居,远离朝廷是非纷争,感同身受民间疾苦,柳宗元对现实政治有了更为贴近和冷静的观察,对朝廷兴亡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不仅提出朝代兴衰与社会发展取决于“生人之意”——即百姓的利益与意志,也就是民心的向背,而不是所谓的“圣人之意”;同时强调“官为民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吏应该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老爷,与今天的“为人民服务”何其相似乃尔!正是“生人之意”、“官为民役”等进步观念,使他站立在了整个唐朝的思想高地,文学之外,成为有唐一代杰出的思想家。

   永州是柳宗元的流寓地,又是创作的黄金地,他生命中最宝贵、最艰难的十年(柳宗元一生只活了46岁),也是创作最丰盛、最重要的十年,是在永州度过的。从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可以说,永州成就了柳宗元;反过来,也可以说,柳宗元成就了永州。如今永州对外文化宣传的一张重要名片就是柳宗元。杰出人物放逐荒蛮,从而点亮荒蛮之地的文明之光,中国历史上这一现象不是个例。韩愈贬潮州,苏轼谪惠州,潮州、惠州因此大放光彩,名闻遐迩。永州也是如此,套用前人一个句式,那就是,一自子厚谪楚南,天下不敢小永州。

   让我们以科举为例来说明。中国古代,科举是用以考察评判一个地方文化发达与教育先进程度的重要尺度。据本地学者依史志统计,终唐一代湖南共有进士29人,其中永州地区为10人,占比34.5%;有宋两朝,湖南进士938人,其中永州为371人,占比39.6%;湖南的第一个状员,也是唐代湖南唯一的状员——李郃,出在永州。永州举子曾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一届考取进士10人之众。南蛮之地的永州科举有如此不俗表现,与前述名贤硕儒的惠泽影响密不可分,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道:“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可为注解。

   惜乎明清之后,永州文化始趋衰落(原因复杂多重,有学者认为,入粤交通重心移至东南江西,为其之一)。以至于现代以来,百十年间,文化思想领域卓然成家而有全国影响者,盖李达而已。李达少时求学永州府中学,即今日永州一中前身,如此说来,应是我师长辈校友。青年李达曾负笈东洋,归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共一大十二名代表之一。建国之后专事高等教育和管理,先后出长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深孚众望。李达与毛泽东私谊深厚,互称兄弟,因性情耿介,1958年为大跃进而直言面谏,埋下后患。1966年文化革命伊始,作为“资产阶级权威”和“黑帮”即被揪出打倒,在一片红色海洋中遇没顶之灾。

  

   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的共时性和同一性。当李达在珞珈山下蒙羞受辱之时,千里之外其家乡零陵同样在上演着斯文扫地的一幕:一队队排列整齐而群情高昂的中学生红卫兵,擎着红旗,敲着锣鼓,呼着口号,押着一群戴着高帽的“黑帮”教师,在城内最主要的繁华街道——中山路游行。时为小学生的我,挤在围观的人群里,惊讶,兴奋,好奇,却也无知地旁观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的来临。

   半个世纪过去,这一幕于我,依然清晰如昨。

   80年代后期我再度外出求学,离开永州,其后留在了长沙。但永州留给我的,始终停顿在60年代少时的记忆。为什么是60年代,而不是70、80年代?这一方面或许是少儿时期对周遭世界充满好奇而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另一方面,这些年永州历史古城的定位宣传所产生的导向与路径效应,也让我更多地回想到那个见证古城遗迹的少儿时期。

   因此,当今天人们谈论零陵古城,让我首先想起与其匹配的,是那消失了的城门与城墙。中国古代城邑建筑最显著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是城门和城墙,它不仅起着抵制兵匪侵入、保护城民安全的防御作用,同时也具有雄伟壮观的美学效应。我在网上看过一张清康熙时期绘制的零陵城图,城墙包围的零陵城厢呈长方形,全城共有七座门——东门、南门、太平门、小西门、大西门、潇湘门、北门。据李茵《永州旧事》,至抗战前夕,这些城门尚保存完整。其后,因战争和战后城市建设原故,城门大多被拆毁。

   到我记事的60年代,城里还剩有东门、南门和太平门三座门。当时家住城南,距东门、南门和太平门都不太远,因而常有出入。记得出了东门,便是田野;南门之外,可见一片小菜园,再往南则是枣树林。城门有前后两座,由青石和青砖砌成,门洞高峨森然,夏日经过,阴凉凉的,让人不忍离去。太平门,是到河边码头取水洗菜洗衣的必经之门,不久似乎是因修建自来水厂而被拆除,时间在文化革命之前。

   既然有城门,当然就有城墙。我记得太平门北边有一节高大厚实的城墙。我外婆家住解放南路西侧,挨着太平门,我多次从外婆家后门穿过,翻越凹凸不平长满荒草的城墙,下到临河的那条街,对面是一排有着吊脚楼的居民木板房。

三国时期,吴、蜀逐雄,零陵为其竞夺之郡城,留下不少让人神往的故事。作为历史遗迹和物证,点将台应是对这英雄传奇的最佳诠释。它位于三中和四中之间的一片空旷地带,不是一座,有两座,相互间隔四五十米,由三合泥堆砌,方方正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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