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少华: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7 次 更新时间:2019-06-11 09: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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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少华  
而制造业资本则流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从统计数据上看,国家间的巨额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产业内和企业内的资本和贸易流动才是全球化的主体,也就是说全球资本和贸易流动主要是在同一行业或者同一跨国企业内部实现的。例如中国的海关出口数据虽然总量惊人,但是并不反映中国本土企业的资本增长、利润率和对外贸易额。

  

   在1990年,美国大约83%的贸易是在本国产业内流动,超过40%的进口和30%的出口发生在美国企业内部。在自由贸易体系里,企业内贸易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型多边利润来源,减少了一些部门的成本,结果是增加了净收益。例如,美国苹果公司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在中国大陆生产,因此中美海关统计的苹果公司产品的进出口总额不能代表中国的利润额度。苹果公司获得了利润的大部分,而中国公司仅仅赚取了加工费、部分原材料和元器件的利润。2009年,按照全部制造业成本计算,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苹果手机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亿美元,但是中国公司收取的组装供需费用在全部成本中的比例还不足4%。这意味着,中国创造的价值增值给美国带来的贸易逆差还不到7500万美元。而在这20亿美元中,超过96%的部分存在价值转移,其中3/4的价值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及美国。

  

   资本盈利源源不断流入美国,但是制造业却流向海外。冷战后的全球化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美国的制造业外流并非是新兴大国“偷走”了美国的产业工作机会,而是产业从国内分工走向国际分工后,美国制造业资本追求更高利润的结果。制造业资本的全球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产业的转移和技术的传播逐渐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制造业资本需要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廉价的优质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运输网络、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拥有这五大要素的国家成为资本逐利、制造业外包的首选目标。在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最符合上述产业资本外包标准的国家,因此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对于守成大国来说,重塑后的全球产业结构导致三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第一,新兴大国并不满足于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而是不断努力进取和攀升,逐步瞄准守成大国垄断的高端产业;第二,守成大国的既有利益集团为了维持高额垄断利润,反而成为阻碍新技术应用的保守势力;第三,守成大国国内制造业的空洞化和资本的超高利润率引发了大规模失业、技术工人梯队的断档、低端制造业衰败和极端的贫富分化,由此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党派纷争激化,进而引发民粹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回归,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裂。

  

   全球化中的国际产业再分工是一个动态过程,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和市场规模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技术增长极限、新兴大国在产业链中的攀升和守成大国既得利益集团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成为严重威胁守成大国产业安全的三大要素。市场竞争理论已经不能够有效指导全球产业再分工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新兴大国的产业政策让守成大国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从而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形成结构性矛盾。

  

   (二)产业政策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

  

   冷战后的全球化不但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而且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迅速改变了大国间的产业关系。新一轮的产业和科技竞争将使得大国重新洗牌:谁能够制定出适合本国现状和未来的产业政策,并且能够通过国家或者市场力量快速和有效实施这种政策,谁就能够保持赶超速度或者强化科技领先地位。2010年德国推出《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这是当代高端产业政策的标志性文件。在德国产业政策的启迪下,加拿大、日本、欧盟纷纷推出自身的产业政策规划。中国于2015年制订了《中国制造2025》;2019年年初,德国再次制订《国家工业战略2030》;2019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以《美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为核心的一系列总统行政令,并准备在2019年年内颁布产业规划细则。

  

   新兴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守成大国产业政策的目标则是确保在尖端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无论是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有效组织的技术生产和应用。其中有两个层次:一是技术生产和应用,一是有效的组织体系。换句话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超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团队协作阶段。当科技发展到已经不再是几家企业、几所大学甚至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负担的时代,就更加需要一套高效率的组织体系来加以支撑。技术的创新主体依然是企业,产业政策本身并不能指导技术创新,它的重要作用是为产业组织体系提供技术生产和应用的外部保障。

  

   新兴大国产业发展的障碍在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积累,而守成大国产业发展的障碍在于尖端技术瓶颈和利益集团的保守性。根据理查德·福斯特提出的科技发展“S曲线”理论,技术研发的时间、资金投入与产出回报不是线性关系。技术进步是一条包含“孕育、爆发、逐渐成熟”三个连续阶段的S形曲线。在研发初期,当资金投入到研发某种新产品和新流程时,进展会非常缓慢。当攻克了关键知识点后,新技术会立刻脱颖而出。在技术成熟阶段,当更多资金投入到研发这类产品或流程时,技术进步又会越来越困难,并且成本极为高昂。在一定阶段中,技术发展是有极限的。当技术达到极限点,无论投入多少资金和资源,也无法取得显著进步,而且成本急剧上升。例如在当前的半导体产业,摩尔定律已经到达极限且逐渐失效。

  

   福斯特认为,只有寻找一条新的技术曲线,才能突破技术极限。新S曲线不是以老S曲线的知识为基础,而是基于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知识。在两条S曲线之间,则是一个技术断层。对于老S曲线技术的拥有者来说,技术断层是非常残酷的,他们会陷入技术断层的困境之中:如果不突破,就等于停步不前,竞争对手会沿着技术发展路径快速模仿和追赶,这就是福斯特强调的进攻者优势。老S曲线的技术拥有者会变成防守者,眼睁睁地看着进攻者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蚕食其优势。然而如果试图跨越技术断层,投入巨额资金和资源,对防守者来说风险极大,因为迈入新的S曲线极为困难和昂贵。跨越技术断层一旦失败,防守者不但会丧失技术和市场优势,其高昂成本甚至还会拖垮防守者,使其技术引领者的地位崩塌。

  

   (三)产业政策竞争:自由市场机制和国家动员机制完善的产业政策

  

   不只是追求保持或发展某一领域的高端产业,而是最大限度地确保劳动就业、经济发展和科技引领的多层次全面发展。完善的产业政策的宏观目标是保证产业链安全和竞争优势,并且在产业转换和升级的时候妥善应对淘汰落后产业和产业周期衰退产生的社会冲击。产业政策的扶植对象是能源与矿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全产业链。实现手段则是建立和塑造有利于全产业链尤其是高端产业发展的有效机制。

  

   自由市场和国家动员是两种不同的产业政策机制。支持自由市场机制的理论认为,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并且保持竞争优势,必须不断提供技术更新、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应用新技术的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就能获取更多利润,自由市场会激励企业将利润投入新一轮的技术研发中。因此自由竞争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快速应用,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政府的职能只是“守夜人”。

  

   自由市场理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信息时代,技术的研发需要超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团队协作,技术的应用依赖复杂的新型基础设施。企业本身已经无力单独承担跨越技术断层的高额资金成本,也无法抵御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缺乏国家产业政策和政府财政的支持,单靠企业资金和各类市场融资,企业跨越技术断层的风险极大。这会导致技术防守企业无力或者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寻求新的S形技术曲线。在追赶者尚未打破其技术优势的间隙,技术防守者的经营重点往往会从研发转向市场营销,牢固地守住现有技术和专利以获取市场利润。例如高通公司的法务部门就比研发部门更加强势,被称为“律师比工程师多的科技公司”。

  

   产业集中度也是衡量产业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产业集中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结果,产业集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自然垄断,而行业的寡头垄断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客观趋势。成本是守成大国的行业寡头、利益集团与金融资本判断应用新科技的时机、速度和顺序的主要因素。新兴产业对新型基础设施的依赖越来越强,但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体系中,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基础设施网络,新产业自身无力承担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由于高额社会福利和军费预算导致的严重赤字,同时受制于政府职能的有限性,采用自由市场体制的美国无法直接投资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因而其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轮大潮中逐渐丧失竞争优势。

  

   然而全球化的速度、技术革新的频率越来越快。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历经了上百年的时间。然而如今,在美国全国性4G网络还未完全覆盖的情况下,新兴大国就已经着手推动大规模建设5G网络。可以说,在全球4G网络还未完全建成时,5G的应用就已经势不可挡。

  

   更关键的是,在自由市场理念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很难直接承担与5G网络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阿吉特·佩坚持认为:“必须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推动创新和投资,坚决反对联邦政府投资和运营5G网络。”然而市场需求不等人,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迅速的技术更新使得商业和技术的融合越来越快,让以“守夜人”自居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无法妥善应对。

  

   在新形势下,自由市场机制愈发不能适应科技发展,国家动员体制也因此脱颖而出。后者的优点在于能够制定出较为稳定的中长期产业政策,并且按照这一路线图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中投入资金和人员。国家动员机制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支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追赶的成本和跨越技术断层的风险。国家动员机制和自由市场机制并不矛盾。自由市场和国家动员是一种理论上的二分法,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大国是简单的非此即彼。例如,美国政府依然是全世界对企业研发投资总额最高的国家,因此美国也被称为“企业型国家”。

  

国家动员机制包括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这是国家协调阶段,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特征;第二阶段则是依据产业政策,投资研发市场所需的技术、建设匹配的基础设施和完善市场监管,然后由企业提供市场所需的各类终端产品,并依据自由市场原则,在竞争性市场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最终让企业获得更多利润,让政府获得更多税收。政府和企业在拥有充足的资金后,能够再次投入到更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之中,从而形成科技研发—市场应用的良性循环。国家动员机制是高度协同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地协调和配置全国资源。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资源调配机制。市场竞争和国家动员都能够集中优势资源实现科技追赶和突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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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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