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4 次 更新时间:2019-06-10 23: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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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结合西方层出不穷的社会理论,对若干新发现的史料进行剪裁研析,较易铺陈成篇。故新的研究方向对史料多采“发现”珍稀私有一途自然有其道理。如“思想史”研究多聚焦于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除个别的私人史料偶有公布外,其资料经多年积累几乎穷搜殆尽,单靠“发现”似已很难有所创获。实际上这也构成了思想史被边缘化的理由,或已构成研究突破的瓶颈,似乎这些近世史上大人物的经历和思想已题无剩义,再没有什么开掘的价值。

   其实,“思想史”的没落不仅在于精英人物史料的发现瓶颈难以突破,更是因为即使受到社会科学的密集训练,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具备良好的历史感悟能力,有时情况可能会恰恰相反,对西学方法过于训练有素反而会抵消中国学者的人文敏感度。“思想史”探索之难可能还与如下因素有关:一是思想史感觉的培养和对时事洞察的阅历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二三十岁的年纪很难拥有深厚的涵养和感悟能力;二是思想史是最敏感的领域,极易率先被一些先入为主的政治逻辑所固化和占领。在这种情况制约下,即使有新史料的发现,也极易被强行纳入常规政治概念刻板运行的轨道。

   因此,思想史研究渐趋萧条的症结并不在于资料拓展和发现的程度无法和新领域相提并论,而在于缺乏见识的超卓以引领对既有史料的重新“发明”。黄侃先生曾说过,史料的“发明”比“发现”更加重要,故他鼓励对常用“文本”史料的解读和分析。笔者的理解是,史料的发现是一个无限扩大的过程,如以此来判断史学价值的高低,则无异于鼓励反复追逐史料类型的多样与囤积数量的多寡,反而忽略了史识能力的涵养和对敏锐感知能力的敬畏,其结果是史学界变成了匠气十足的庸人寄居之所。

   简言之,目前史学研究的最大症结并非在于甄别史料一定要划清“田野”或“文本”之别,“发现”与“发明”史料的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如中国社会史的田野调查吸收了人类学的方法旨趣,又因中国幅员广阔,具有南北差异的鲜明特点,故其对地方田野的调查带有相当明显的“在地化”色彩,即相对注重运用家乡身份的感知力去建构基层社会的解释框架,丰富了对中国区域历史乃至基层社会形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探索在其他领域磨砺历史解释敏感度的方式。

  

   三、历史解释的焦灼:“化约论”还是“语境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于大量概念和方法呈雪崩之势不断撞击着史学家的心灵,面对纷然杂陈的理论世界,我们始终处于饥不择食无从选择的焦灼状态,似乎只有在一波波理论的冲击下被动接受其中某一派观点,才能不为时潮所弃。历史学家为了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往往喜欢更加过激地笼统采取趋新策略,大量社会理论的名词被搬用到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之中。如以“现代化”替代“革命正当性”的历史叙述,但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的过程和目标,均同样容易陷入“目的论”的泥沼,笔者统称之为“化约论”的叙述策略。

   面对被西方理论持续绑架的窘境,有的学者提出一种“语境论”解释模式,试图消解对抗“化约论”的暴力规训和话语霸权。“语境论”更多强调历史人物面对当时复杂境遇做出历史选择的合理性,“同情性地理解”或“了解之同情”一度成为时髦用语,其实强调的就是历史语境对当事人的制约和塑造作用。有学者则提出,中国近代历史材料太多,故应采取“顺放电影”而不是“倒放电影”的办法,说的也是相似的意思。“语境论”对历史的同情性解读固然比“化约论”式的解释要复杂许多,具有削弱“目的论”式史学解释的明显效果,但从另外的角度把历史图像做了简单化处理。我们仅以“道统论”和士阶层的历史演变为例,对此做一概要分析。

   “道统”作为一种思想谱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并发挥过重要作用,“语境论”依托于“道统”传承源流的梳理,给我们营造出了黑暗政治世界之外一个清纯无比的思想境地,但如果把“道统”和士阶层的演变关联起来加以理解,难免出现歧义。以往关于“士”的研究总是强调他们一旦拥有道统,也就拥有了“内在超越”王权势力的资本。“内在超越说”有一个假设,即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此无法借助上帝的外来力量超越自身的肉体,形成敬畏性的精神世界,只能依靠内在的道德修炼达致内心的自我完善。从历史上看,士的得志与失势往往取决于和王权瓜分现实权力与利益的多寡程度,其屈从于功利目的的暂时性,可能恰恰因为并不存在足以制约王权的精神资源,“超越”也就无从谈起。

   从重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角度把士的角色理想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内在超越说”从一种思想状态的假设误读为一种历史真相,并刻意将其合理化,就容易做出太过乐观的解读。因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士作为文化精神的承担者和传播者,从明清以来不断趋于萎缩,日益丧失了其独立的精神品格。换言之,“道统”不但越来越无法制衡王权的力量,而且也越来越无法成为“士”和“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底蕴和行为基石。自清初以来,“道统”不断遗失、变形,至康乾时期几被剿灭无余,或扭曲湮没乏善可陈,真正“道”的阙失才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主体特征。

   尽管“语境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士”之清冷高绝性格的理想画面,而且是刻意回避“化约论”弊端后的选择,却并不意味着历史一定按一种可以完全超越政治轨则的路径顺利发展。如果一味强调士之精神道德纯正的一面,反而会使我们失去从现场语境感受中国真实历史的能力。之所以这么说,并非要回归“化约论”的立场和态度,相反,我们应该彻底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下面仅以章学诚为例对此予以说明。

   章学诚在清初思想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并不从属于乾隆时期的主流考据学派,亦不属于理学残余的分支,而是独标自己之学问为“经世史学”,其以史学对抗经学颇有传承“道”之余脉的气质。以往史学界也多从“道”之持守延续者的角度探讨章学诚的思想,往往不是强调其与“义理之学”的差异,就是疏解其史学对“道”的彰显作用,甚至有学者把章学诚放在世界思想家的地位予以观照和评价。如章学诚研究者倪德卫就说,中国思想家往往强调直觉和实践的作用,所以其思想很难构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章学诚却是个例外。仿佛章学诚的思想具有能够完全超越王权支配的纯粹独立意义。

   但章学诚所谓“经学即史学”实际上还另有深意,即“史学”对“经学”权威的削弱,特别是章学诚对“回向三代”的诉求,其实恰恰消解了唐宋以来士人阶层所建立的“道”的超越性,而将其降低到了相对世俗的层面。更为明显的是,章学诚的史学经世的思想与乾隆皇帝所设计的“大一统”控制策略有暗合呼应的迹象。如章学诚把方志修纂作为吏胥之职能的看法,完全是基于对“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全新理解和自觉贯彻,这与清初遗民士人对“道”之意蕴的解读已有相当大的不同。“语境论”在彰显“道”之尊严和伟大的同时,亦不应把“道”的存在完全超拔出历史的真实环境,置于一种理想状态,而须直面政治暴力支配的严酷,以及士之难以坚守时所表露的合谋态度与行为。

   士阶层操守的滑落与“道统”的消解当然与政治规训技术日臻强化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明末士阶层还有维系道统遗存的自信的话,清代对“道统”的剿杀已是相当决绝彻底。有的学者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指出江南印刷业和藏书楼的兴起,使得清代当地学者具有更加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读书人气质,是其区别于以往朝代的特色。其实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以“道统”的持守加以衡量的话,学问的职业化也许正是清朝士林精神日趋萎缩化的另一个原因。

   可以说,士林精神不但不受政治控制和支配,还可修正王者施政的阙失与弊端的看法,明显高估了“道统”的制约力量。士林不但无法教化帝王,而且君主集“治统”“道统”于一身,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也有一套自成一体的逻辑,一旦拥有对经书的解释权,它就会缓慢地消解士林对“道”的解释权威。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迷信士林对“道”的持守仍具备超然的性质,甚至误认为士人对“道”的崇信具有某种至上性,就会偏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士林的精神结构和身份认同也必须放在制度与思想互动纠葛的状态中才能确认其位置。近年来,“五四”的意义多被否定,即与那些沉迷怀旧传统的学人对士林世界过度纯净的想象有关。故笔者以为,对“五四”精神实有重新开掘继承的必要。

  

   余 论

  

   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日益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强烈影响,改变了自身解释的格局。弥漫在中国历史中的“人文”气质似乎无嗅无味,却又无处不在,会不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方式。不过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如何把握和承袭中国历史中所蕴含的人文气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考虑要尽量和现实问题贴近对话,目的是直接为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显然那些和现实不那么有关的属于软性的“人文”气质的传统无法用社会科学的框架予以解释定位。西方按照社会科学研究套路已经建立起了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想象,牢固地支配着他们的认识取向。即以绘画为例,他们认为,西方绘画中具有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统,与之相反,中国绘画必然被想象成以“自然山水”为中心的风格,“人”在其中显得渺小而无足轻重,但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分析似乎并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因为人融于山水物质之中,并不意味着“人”本身彻底消失了,只不过生成了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我们对这种生存方式的理解就不能固化在一种思维中,从更为贴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情绪状态的角度去把握历史的多样性更应是我们未来的任务。

   对这种“感觉世界”的洞察未尝不可以通过辨析感悟历史当事人经常使用的概念入手。比如“文-质”这对概念就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讯息,是贯穿数千年的一种历史观的反映,我们不能仅仅从一种最表层的含义加以理解。如果用现代语言概括,“文-质”至少包含了以下复杂的涵义:对世事变迁的预测、奢靡与勤俭的关系、文体由优美到简约的变化、鼎革时期的生活态度、官僚机构变化的若干原则、族群与地域差异的认同等等,当然这样概括是为了叙述之便,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实应从“文-质”本身的意义中去小心翼翼地接近当事人的使用语境,并注意把他们和现代人的理解细致地剥离开来。

   总之,中国历史学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倾向于运用诸多域外观点去解决当下的现实困境,这些问题意识与许多社会科学领域起源地的问题意识往往相互重叠交集。比如中国历史学一度对所谓“中国中心论”很感兴趣,并引为同调,好像从中国内部观察历史的方法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独特发现。实际上,“中国中心论”是美国中国学对以往研究之得失成败做出的一种自我检视,采取的也是西方社会科学进行自我反思的逻辑,如果我们照搬这类模式,往往找不到真正属于我们自身历史演变特色的“人文”表达方式,这种“错把杭州当汴州”的误会早应该受到检讨了。(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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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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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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