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忠:论伍德命题的误导性及其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9-06-07 16: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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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  
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对此进行解释:一是在当时影响广泛的黑格尔理论体系之中,正义或法的关系以抽象形式头脚倒立地作为社会的最高存在,而从青年黑格尔派脱离出来的马克思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念。他如此写道:“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1]为了避免误解,顺带提及的是对这段文本的恰当解读是马克思揭示了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不是马克思完全无视物质的生活关系或市民生活中的正义问题。

  

   二是马克思当时的论敌如拉萨尔等人对正义概念的错误使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比如它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而马克思要从根本避免这点同时又防止陷入相对主义泥潭,可取的一种做法就是少用正义范畴,或者揭露当时那些只欲求在生产产品的分配领域中寻求“公平”而不触动其根基(即私有制或雇佣劳动制度)的学说。例如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所做的报告中,马克思在揭露约翰·韦斯顿的“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22]这一错误观点的过程中,如此写道:“同时,即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23]

  

   依据这两个理由,马克思避免使用正义或不正义的词汇,不是否定正义维度在批判资本主义中的重要性,更不是以剥削维度替代正义维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割裂不正义与剥削的关系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势必带来严重的误读。在涉及分配的地方,自然包括涉及生产条件分配这个部分,正义等作为利益相关方对分配的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将涉及生产条件分配层面的正义问题整个地从马克思视域中剔除出去,不仅难以解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立场,也难以理解马克思投射在对共产主义进行框架性勾勒中的价值诉求。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我们除了承认马克思并非不重视正义价值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之外,还要发展蕴含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文本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是理想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不必争论的问题,[24]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向人们展示共产主义社会的可欲性,而这势必涉及对正义及其相近概念如公平、平等、中立等的使用。在这意义上,G.A.科恩是先行者之一。他如此写道:

  

   虽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极少用哲学术语来谈论公正,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对公正漠不关心。相反,我坚信,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公正而感到心焦,自卡尔·马克思以来,对公正漠不关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自我欺骗。我从来就不认为规范性原则与社会主义运动无关,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却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被压迫的人们争取自由的运动,所以其中没有特殊的道德思想存在的余地或必要。[25]

  

   据此,相应于这两个层面的分配领域,我们需要区分出两个层面的正义,一是它涉及生产产品的分配,作为现存的法形式或意识形态,隶属于上层建筑,反映并趋向于辩护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另一是它涉及生产条件的分配,它表达了每个人以适当方式对待其他人的那种观念,投射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框架性勾勒之中。为了便于论述,我暂且将前者称为功能正义,后者称为条件正义。

  

   这两个名称是分析性的,是从马克思思想或论述中分析出来的,而非马克思本人曾使用过的术语或概念。尽管如此,这两个名称仍可能不够恰当,但我暂没想到比它们更合适的名称。因此,这里解释一下“功能”和“条件”这两个限定词是必要的。在一个给定的框架中,它的某个构成部分的功能是确定的,它总是服务这个框架。与此不同,条件则是框架的基础,决定了构成框架的各个部分的功能。据此,当我分别用功能正义与条件正义这两个名称时,我是想提示:在社会这类框架中,作为其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包括功能正义观念——总是为框架的正当性辩护,而作为其基础的生产条件及其分配状况,它不仅决定了框架的性质,也决定了构成框架的各个部分的功能,但是它正义与否的问题,取决于它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涉及规范性的后果。

  

   借助功能正义和条件正义的区分,我们清楚地看到“伍文”依然忽视马克思视域中的条件正义,或者说它的整个辩护都停留在马克思的功能正义之中。这点可引布坎南的相关评价作为佐证:“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依赖于两个命题……第二个命题是:马克思采用的解释类型是目的论的,或如伍德有时提到的,是功能性的。”[26]因此,当伍德如此澄清其观点——“就正义和其他法权概念的运用而言,我们所能发现的最为可能的合理标准,乃是这些概念从有限的、上层建筑的和意识形态的司法立场出发对它们所赖以成立的那些生产关系的表现程度。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命题的真实含义。”[27]——时,他与其说是回应“段文”的批评,不如说是在重复马克思的功能正义观念。也正因为伍德把功能正义等同于马克思视域中的正义的全部内涵,因此他对《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交易正义的一段话,以及剥削与不正义的关系的理解,都是片面的。以下我将对前者进行说明,由此展示马克思视域中的条件正义与功能正义的关系。至于剥削与不正义的关系的相关分析,则留到第四节。在批判吉尔巴特时,马克思如此写道:

  

   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28]

  

   对于这段话,伍德在回应“段文”时,如此写道:“马克思再明确不过地论述了在他眼里什么是交换正义……当交易的内容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或相协调时,它就是正义的;当交易的内容与生产方式相矛盾或相冲突时,它就是不正义的。”[29]从伍德的回应来看,他依然只是重复了马克思文本字面上的关于交易正义的观点,却遗漏或有意忽视了整段话所蕴含的观点。因为在这段话中,“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提示人们注意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根源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则提示人们注意具体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或正义性。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将“这个内容”肯定为当下的正义,并不意味着为正义确定了一种不变的性质,因为正义与变化着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着,而不是一经从思想中抽象出来就不再变化的逻辑的东西。[30]因此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那么同理,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雇佣劳动制度也是非正义的。这是一个显明的推理。伍德无视它,除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是根据正义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功能来看待正义概念的”[31]并将之等同于马克思对正义概念的全部理解之外,还因为他有意无意忽视生产方式内部涉及生产条件的分配正义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讲,因为“伍德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建立在非历史主义方法论之上的”。[32]

  

   三、伍德命题的误导性

  

   因为不加区分地使用功能正义和条件正义,所以当伍德宣称“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时,这一宣称存在双重的误导性。一是马克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宣称,因而这种宣称不利于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以及两者的历史联系。在前文中,我已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二是伍德虽在论述过程中表明马克思“旨在澄清正义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防止它在意识形态上遭到滥用”[33],但是他割裂正义视角与整体视角的关系,从而既不利于人们从正义视角也不利于从整体视角来批判资本主义。以下我将具体说明第二重误导性。

  

   在1972年的那篇论文中,伍德借马克思之口说,马克思反对这两种观念:(1)以“不正义”为由要求终止资本家的剥削行为;(2)以一些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正义或权利标准,资本主义是可以被斥责为不正义的。[34]但是伍德所谓的“马克思反对”是含糊的或误导性的。让我们对此逐一加以分析。

  

   (1)伍德说:马克思反对“以‘不正义’为由要求终止资本家的剥削行为”。

  

   伍德认为,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有人以‘不正义’为由要求终止资本家的剥削行为,他就是在用一种缺乏理性说服力的论证,竭力要求人们从事某种既缺乏实践基础,其目标也缺乏历史内容的行动”。[35]

  

   然而,如果不正义是从功能维度来说,那么它并不能被做出,因为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总是辩护其依赖的基础,除非是从与资产阶段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做出的不正义判断,可以指向不同的分配领域。如果指向涉及生产产品的分配,那么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36]如果指向涉及生产条件的分配,那么“不正义”便是从条件维度来言说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同而不是反对以不正义为由要求终止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或者用马克思激烈的言辞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7]这里,马克思的论述是清楚的。如果有什么矛盾的话,那只是由于伍德错误地把不正义与剥削两者对立起来。这个错误根源于伍德割裂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描述性特征与规范性特征(见第四节的分析)。

  

   (2)伍德说:马克思反对“以一些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正义或权利标准,资本主义是可以被斥责为不正义的”。

  

伍德认为,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这两个理由:一是“试图把后资本主义的法权标准(无论你怎么理解它们)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这只能从某种作为永恒法权结构——凭借这种永恒结构,人们可以衡量当前的事务并发现其诉求——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才能推导出来。但,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社会观和社会变化观拒绝这样的视角”。[38]二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后资本主义社会将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对应着不同的权利标准。而从长远来看,马克思当然相信,随着阶级社会的终结,社会也不再需要那些容纳‘权利’、‘正义’等概念的国家机器和司法制度。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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