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麒麟:定位、测量与形态: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0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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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麒麟  

   内容提要:作为现代政党政治生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政党与社会关系成了政治稳固诉求下政党政治生活的重要考察维度。基于政党的社会本位逻辑,政党的社会根基成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主要考察维度。而在政治稳固诉求下的政党政治场域中,合法性则是政党社会根基较为科学、合理的测量指标。依据合法性程度,可以将政党与社会关系分为强合法性和弱合法性两种基本形态。

   关 键 词:社会本位  合法性  政治稳固  social standard  legitimacy  political stability

  

  

   从当今的政党政治生活实践来看,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每一个政党存在的合理性论据,成为每一个政党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处理好的一对关系。因此,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成了政党政治生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成了政党的政治稳固功能的重要变量。然而,由于政治实践以及认知局限等原因,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甚至存在着一些偏差和误区。为此,本文试图从定位、测量和形态三个方面,澄清现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误区。

  

   一、社会本位: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定位

  

   (一)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两种理解

   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下,大众政治时代风云起,17世纪所出现的体制内政党、精英型政党开始逐步向体制外政党、大众型政党转型。正是在此情形下,政党便与社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首先会遇到谁为本位的具体关系问题。应该说,厘清这个问题,是理解和考察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前提。然而,在政党与社会二者关系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如下两种不同的理解。

   1.社会学路径的理解

   由于现代政党滥觞于西欧,因而有关西欧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研究相当多。而在有关西欧政党制度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析路径,他们强调社会(分裂)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塑造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和斯泰因·罗坎(Stein Rokkan)。在他们的《政党体制与选民结盟》一书于1976年出版之后,社会结构成了理解和分析政党政治的主要路径(Mainwaring,1999:4)。在李普塞特和罗坎看来,19世纪伊始的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四条分化线,即“中心—边缘”、“国家—教会”、“农业—工业”以及“业主—工人”。这四条分化线分别造就了以种族和语言为基础的政党、宗教政党、农民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等政党。据此,他们认为,当政党形成时,它们会反映当前的社会分化结构状况,而且在分化已经变得不显著时,仍然会保留这一分裂结构。简言之,大众民主参与的结果便是特定的政党派系倾向固化(freeze)成稳定的选民联盟,从而凝结成稳定的政党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政党制度“固化”假设。在政党制度的“固化”假设之下,社会分裂通过稳定的政党制度得以整合(Lipset & Rokkan,1967:1-64)。显然,在李普塞特和罗坎的政党制度“固化”假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观点:政党属于社会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政党政治则是社会分裂结构的反映。

   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普塞特和罗坎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上述社会学理解路径中的具体社会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该理解路径的适用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批判。但是,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学者斯蒂芬诺·巴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在专门考察了西欧的选举状况之后,再次证实和支持了李普塞特和罗坎的社会学理解路径(Bartolini & Mair,1990)。同样,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理解路径也被用于分析拉丁美洲地区以及其他新兴民主化国家的政党制度(Yashar,1995:72-99; Kitschelt,1992:7-59)。另外,美国学者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艾芙琳·胡贝尔·史蒂芬斯(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约翰·史蒂芬斯(John D.Stephens)更倾向于将政党视为一种特殊社会分裂(指阶级)的表达(Rueschemeyer,Stephens & Stephens,1992)。

   总之,正如英国学者艾伦·韦尔(Alan Ware)指出,在社会学的理解路径下,政党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如下:“社会力量发生的变化总会推动某些政党及政党制度自身相应地发生变化。从一种极端角度讲,可以把政党理解为是各种社会力量在国家处于某一关键时刻互动的产物,但此后,只有社会出现大动荡才会引发政党发生变化,一些不太剧烈的社会变迁对政党或政党制度不会产生多大影响。”(Ware,2011:16)简言之,政党是特定社会分裂结构的产物。

   2.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解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李普塞特和罗坎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上述社会学路径的理解,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首先体现在对社会结构因素上。一些学者指出,李普塞特和罗坎那里的社会因素尤其是阶级,已经逐渐被后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分裂所取代。例如,美国学者罗纳德·因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认为,越来越多的公民进行选举的目的和缘由,不再是那些与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的生活质量方面的(Inglehart,1977)。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罗坎共同关注政党的阶级投票(class voting)行为的李普塞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学者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一同注意到了西欧所谓的“阶级投票”的衰落(Clark & Lipset,1991:397-410)。总之,不少学者指出了社会分裂对于投票行为的解释能力的下降,都在质疑社会分裂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适用性。

   在质疑和批判社会结构因素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制度主义路径。与社会学路径相反,在政党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制度主义路径强调的不再是政党依附于社会,而是政党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甚至是政党对于社会的主导和形塑作用。具体而言,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解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政治分裂结构对于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形塑。制度主义路径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类型不是由社会分裂结构类型决定的,而是受到某种程度上形塑政治分裂结构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选举制度是制度主义路径最集中关注的一种政治制度安排。而关于选举制度之于政党制度的影响论断,最著名的应属“迪韦尔热法则”:简单多数单名选区制的选举制度趋向形成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则趋向于形成多党制(Duverger,1955:217、239)。(2)议题对于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形塑。正如美国学者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所言,“党纲必须与政党所代表的选民的特征区别开来。比如,某个政党得到了天主教选民格外强烈的支持,并不会自动使它成为一个天主教政党,也未必表明宗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维度。”(利普哈特,2006:54)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政治分裂层面之外,政党之间为何出现差别以及政党制度为何如此形塑,还有议题层面的原因。(3)政党的竞争法则对于社会结构的形塑。在某种程度上,在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政党政治是一种竞争型的政党政治。因为自由民主政治的形式是熊彼特所谓的“竞争选举式民主”。为此,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专门讨论了“选票最大化”的竞争法则(唐斯,2005:23)。在此法则下,很容易出现政党趋同和政党极化两种极端,以致要么淡化原有的社会结构分裂,要么加剧社会结构分裂。

   上述三个方面是自由民主政体场域中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制度主义的具体理解路径。除此之外,这种制度主义理解路径在某些非自由民主政体场域中(主要是指政党—国家体制)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国家的失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处于“丛林法则”状态,是政党将国家重新组织起来,从而造就了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出现了“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结构。这种政治实践被上升和标识为“政党中心主义”理论(杨光斌,2010)。这种“政党中心主义”显然直接突出政党对于社会的主导性和塑造性。

   (二)政党的社会本位

   在某种意义上,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上述两种理解,实际上是对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两种实践形态的理论提炼,即“社会形塑政党”形态和“政党自主于或者形塑社会”形态。应该说,这两种实践形态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取舍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因地因时分别存在罢了。例如,李普塞特和罗坎的社会学理解路径就非常适用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而正如美国学者斯科特·迈沃林(Scott Mainwaring)指出,这是因为:(1)那些国家当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仅将工人整合进政治体制内,而且还提出许多诸如卫生、健康等社会议题。(2)那些国家当时的工人比例远远高于后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3)那些国家当时工人阶级的地位并未受到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的挑战(Mainwaring,1999:41)。另外,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上述两种理解及其相应的实践形态,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实这只是政党政治在政党与社会关系方面的不同即时状态罢了,它们实际上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政党的社会根源性(即社会本位)逻辑。其中,正如前文所述,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路径主张政党是社会的产物,是属于社会范畴的,显然蕴含着政党的社会本位逻辑,其“社会形塑政党”实践形态更是明显体现了政党的社会本位逻辑。而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制度主义路径虽然强调政党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以及政党对社会的主导性和形塑性,政党表现出自主于甚至形塑社会的形态,但这里要追问的是,政党是否绝对自主于社会?政党为何要形塑社会?如前文所述,政治分裂和议题对于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形塑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两种制度主义路径的具体理解,二者凸显了政党对于社会的自主性。但是,从前文可以看出,政治分裂以及议题大多都是来源于或者涉及社会分裂以及社会问题,另外,即使是选举制度等政治制度对于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塑造,也要遵循政党的社会选举法则①。显然,政党对于社会的自主性,是相对的,是即时的,不是绝对的。此外,政党的竞争法则对于社会结构的形塑,同样要遵循政党的社会选举法则。这就是政党形塑社会的原因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民主政治场域中,政党的社会选举法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了政党的社会本位逻辑。当然,必须提及的是,除了在自由民主政体中,政党在其他某些政体中,虽然无社会选举法则可循,却也同样会遵循政党的社会本位逻辑。

那么,如何来理解政党的社会本位逻辑呢?而这需要将政党放在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来考察。众所周知,17、18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掀起了后来席卷全世界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浪潮。而这一世界性浪潮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社会由此也获得重新整合,而国家、社会和政党则是这一重新整合过程的现代结构要素。其中,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国家出现了民族国家生成的现代化转型。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就是国家对社会的现代扩张与整合的过程。但正如学者杜赞奇指出,国家对社会的现代扩张与整合其实包含了扩张与整合的具体过程以及对该过程合法性的证明这一双重进程(杜赞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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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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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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