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00:31:14

进入专题: 欧洲传统     美国传统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方法论多元主义  

谈火生  

   内容提要:现代政治学自诞生之初内部就存在不同学科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竞争。从19世纪末到二战之前,政治学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欧洲传统中受益良多,并逐步发展出自身的研究传统;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传统开始反过来影响欧洲,并引发了以欧洲各国为代表的人文研究传统的抵抗;进入21世纪,美国政治学界内部出现了欧洲传统的回归和两个传统走向平衡的诉求。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之间的分合与竞争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必须防止政治学学科的“美国化”,保持学科内部不同分支学科、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平衡,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关 键 词:欧洲传统  美国传统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方法论多元主义

  

   众所周知,尽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有,在西方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中间经过了古典政治学、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学和近代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但是,作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现代政治学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物。19世纪后半叶,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独立和分化,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摆脱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的阴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按照华勒斯坦的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分界线;(3)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①。

   在10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史中,政治学学科内部存在着不同学科传统之间的相互竞争。有人从分支学科的角度将其分为两个主要的模块,即政治哲学传统和政治科学传统;有人从研究方法上将其划分为方法导向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和问题导向的政治学研究传统。本文拟从历史脉络将政治学的学科传统划分为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之所以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梳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政治学学科的发展确实扎根于各自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分类能更好地解释二战以来政治学学科内部的互动,以及其对政治学自身发展的影响。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政治学学科的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作一点说明。本文理解的政治学的美国传统,主要指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传统,具体言之,就是行为主义传统以及与之配套的量化研究方法;政治学的欧洲传统,主要指以欧洲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它强调哲学、法学、历史学在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强调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平衡。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这两个传统相互竞争,各自都希望保持自身的研究传统,努力不为对方所俘获。从实际的效果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一度大获全胜,欧洲传统受到排挤。尽管政治学早已进入后行为主义时代,但量化研究方法仍独步天下,其他研究方法的空间日益狭窄。最近10多年,美国政治学界出现了欧洲传统复归的趋势。系统梳理两大研究传统之间的竞争与分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方向。

  

   一、选择性吸收成就美国政治学

  

   我们在追溯现代政治学的源头时,故事通常是从美国讲起的,一般会将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院作为政治学学科建立的标志。詹姆斯·法尔为《剑桥科技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所撰写的“政治学”一章就指出,政治学的学科体制首先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这一学科的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发明,而且这一状况一直保持到今天。在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学科才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而且,当时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才发展起来的。[1](P266)按照这个判断,似乎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和欧洲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法尔紧接着又说“这一学科的伟大理论几乎总是欧洲的,因为它以国家理论为开端”。[1](P266)这句话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欧洲及其研究传统在政治学中非常重要,因为它贡献了这一学科中几乎所有的伟大理论。其二,欧洲传统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研究方法。在欧洲传统中,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个体行为。与之相关,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哲学的(对政治价值和理想政体的规范性研究)、历史的(国家形态的演变及其机理)和法学的(国家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认真梳理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就会发现,一方面,尽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欧洲建立非常晚,但政治学研究在欧洲却是起源很早,而且法脉一直未绝;另一方面,尽管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首先是在美国诞生,但是,其在诞生过程中从欧洲受益良多。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学科诞生的源头来考察政治学学科不同学术传统的分合。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讲欧洲传统时,其实是有大而化之之嫌的,因为在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最粗略的意义上讲,存在着欧陆传统和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差别;从国别上讲,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是哲学取向、历史取向和科学取向的混合,德国的政治学研究思辨色彩更重,法国的政治学研究则主要沿着行政法的脉络展开。

   美国政治学早期的发展受欧洲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欧陆传统和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分别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研究内容上,美国政治学主要受德国传统的影响。现在西方政治学界一般将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院作为政治学学科建立的标志,当时的功臣约翰·伯吉斯(John W.Burges)也因此被尊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尽管伯吉斯是美国政治科学之父,但他常常强调政治学的德国根源。美国内战后,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很多领军人物纷纷赴德学习,伯吉斯是其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之一。他们学成回国之后,在美国从事政治学专业研究,逐渐在美国建立最早的政治学科。如果我们看看哥伦比亚大学早期的课程表就会发现,在这个课程体系中尚未形成美国自己的研究特色;相反,德国国家学的痕迹非常重。按照伯吉斯的解释,课程是围绕着国家概念来组织的。低年级主要学习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考察政治组织发展的几个阶段,一直到现代宪政国家;随后,学习现存的国家的实际状况和法律关系,最后,学习政治哲学的原则,通过比较,避免单纯经验主义的危险。[2](P41-71)政治科学关心的是与国家相关的各种问题:政府及其功能。当然,正如威尔逊所观察到的,对国家的系统研究并没有在美国扎下根来,美国人在输入德国和法国的国家理论时对其进行了重大的修正,从原来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中观层次的问题,使之具有研究上的可操作性。[3](P8-11)这也是美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别于欧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研究方法上,美国政治学则主要受盎格鲁—萨克森传统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争论,基本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社会科学可以采取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进行研究;另一派则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取人文学科的模式来进行研究,也就是通过历史学、解释学的方式,将其作为社会探究的概念基础。前者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后者则以法德为代表。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没有陷入持久的争论之中,因此,尽管欧洲的这两个传统都传入了美国,并在美国不同的大学中扎下根来(人文传统的主要据点在美国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哥伦比亚大学,自然科学传统的主要据点则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是,美国人很快就表现出对自然科学模式的青睐,自然科学模式在19世纪末即在美国取得了统治地位。[4](P2-3)具体到政治学的发展来说,尽管欧洲的两个政治研究传统在美国早期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竞争,但在一战期间,两个传统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伯吉斯代表的德国传统虽然确立了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但他在方法论上没有确立起领导地位。在方法论上,美国政治学选择了盎格鲁—萨克森的科学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5](P85-100)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的中心已经从哥伦比亚大学转移到芝加哥大学,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成为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政治学的基本品格。1921年,梅里亚姆发表《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正式提出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统计学的技术和成果应用于政治学之中,这一年被视为政治科学运动开始的标志。[6](P230)正是通过经验转向,二战之前的美国政治科学才得以彻底摆脱德国和法国的阴影,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3](P13)美国政治学研究重心已经从对国家法律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对政治过程和行为的动态研究,大量引进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对政治现象进行量化分析,[6](P209、219)这一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那里表现尤为突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今日政治学界的诸多争论仍是在与半个世纪前的这场革命对话。20世纪50年代,政治学所使用的术语完全变了,此前作为政治学核心词汇的“国家”甚至几乎从政治学的词汇表中消失了(除了国际关系领域),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需要呼吁“重新将国家带回来”。行为主义的出现可以说重新设定了政治学这个学科的研究议程。那么,行为主义的革命性到底体现在哪里?答案是:它有选择地将政治学学科早已存在的某些趋势激进化。其结果是,尽管“制度”并没有被人们忘记,但行为确实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并使制度黯然失色。[7](P487-492)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围绕着政治系统的稳定问题、政治社会化和合法性等议题展开,其重心是以决策为核心来阐释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国家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系统;作为政治科学核心的权力概念也碎片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威和影响力。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的是量化、测量、理论建构和价值中立的研究。[5](P85-100)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学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从1880年开始,美国政治科学花了约70年的时间,一步步媳妇熬成了婆,从小学生变成了大先生。

   从以上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美国政治学在诞生之初从欧洲传统中受益良多,在此过程中,早期主要是德国传统和法国传统占据优势,但最终是英国传统(而且是英国传统中的科学传统)占据了美国政治学的主流并被不断强化,最终被打造成为政治学的美国传统。

  

   二、美国传统的影响与欧洲传统的抵抗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主要是美国受益于欧洲,那么,20世纪50年代之后则主要是美国反过来影响欧洲。行为主义作为政治科学被介绍到欧洲,欧洲开始关注从美国传过来的新的政治学议题:压力集团、投票研究,并追求精确性。美国政治学开始为欧洲政治学设定研究议程。[5]同时,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让美国的政治学家们野心勃勃,芝加哥大学的伦纳德·怀特(Leonard D.White)将美国政治学者的使命感表露无遗:“我们具有一个以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政府的精神对全世界进行教育,并以它的形象进行改造的实际的使命。”[1](P277)尽管在二战前,很多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事政治学研究,但是,只有美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政治学学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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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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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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