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海贝勒:“代表”概念的回顾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00: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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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海贝勒  

   内容提要:本文对有关政治代表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论,并为研究中国语境下代表的新政治主张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按照行文顺序,作者回顾了代表概念的发展历史,并对政治流派和文化流派的代表概念进行了辨析;评述了西方文献对代表的意义、定义与特征的讨论;探讨了中国语境下的代表概念;评述了中文文献关于代表概念的讨论;区分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代表和参与;探讨了作为代表制的独有特征的选举问题;概括了本项研究的初步发现。

   关 键 词:代表  威权主义语境中的代表  关于代表的中国话语  参与  选举

  

   一、观念史中的代表

  

   代表这一术语可以追溯至拉丁语中的“repraesentation”(视觉的再现)和“repraesentare”。这些术语拥有多种含义,而不仅仅是一种确切的政治术语。这两个术语都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带有一系列广泛的意义,例如鲜活的现实、视觉现象、让某事物在场、当前正在发生或者正在做的某事,所有这些意义都与某项行为的实际情形及其后果有关。在后罗马时期,它所指的是为会议而聚集或者在集会上聚集。之后,它与基督教的语境存在关联,例如,耶稣基督在神圣共同体(Holy Community)中的“再现”,或者,教皇或教会对上帝和教徒的代表。从14世纪开始,“representation”作为他人的代理人而被使用。君主往往在这一意义上被视为某一共同体或政治实体的代表。

   在哲学家笛卡尔看来,代表与“观念”有关,在“事物的再现”这一意义上,某事物的客观现实通过“观念”而被理解。①对于霍布斯而言,相反,绝对的统治者被视为依照与人民的契约而代表着人民,虽然他作为代表既不承担责任,也不受控制。②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代表”)与霍布斯(政治科学意义上的“代表”)之间的不同突显了欧洲学术史上关于“代表”的两种不同理解。在洛克的代表观中,人民代表的选举至关重要,因为公共权力的行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的。不过,代表的权力应取决于“(他们)为公众提供的协助所占的分量”③。

   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才成为了一个与政治上的人民的代表和观念的代表关系更紧密的术语。④

   在政治意义上,代表在政治观念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伯克(Edmund Burke)、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卢梭等人是最早分析与政治代表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学者。伯克支持一种代表的“受托人”模式,其含义是指代表的行为独立于其选民,他们主要依据共同利益以及整个国家的利益作出决议。而麦迪逊坚信,公民不可能作为一个集体而行动。因此,应该选举那些能同时向其选民负责的人作为代表。反过来,卢梭严厉批评了代表概念,因为代表可能会导致政体失效。⑤

   到目前为止,关于代表的著述中,被引用最多、影响最大的著作是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的《代表的概念》,⑥在该书中,民主背景中的代表是该术语的规范性意义。

   就政治代表而言,政治科学主要关注的是立法机构、选举中的制度化代表以及民主过程中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问题。⑦人们普遍相信,只有在竞争性选举程序中选举产生的人员才能被视为合法的代表。⑧

   然而,只关注规范性问题和民主选举,就会忽视代表在其他领域的动态变化,不管是在民主环境中的变化,还是在威权主义环境中的变化。因此,塞沃德(Michael Saward)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远离如下观点,它认为代表首要的是一种特定的、确凿的选举结果,而不是关于动态关系的一种不确定的、充满好奇的主张。”⑨他进一步超越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来探究非国家制度(non-state institution)问题和政治代表模式的多样性。⑩

   施密特(Carl Schmitt)指出,被代表的是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人民之中的政治实体。该实体只有通过代表才能被人所察觉,而代表和议会必须确保该政治实体的正当性。不过,该实体可能会因为多元主义(例如大量政党)、联邦主义等这样的因素而遭到破坏。因此,施密特指出,代表是个人化的,只能通过行使权力的个人来实现。代表的客体是拥有权力的个人或者由单个(拥有权力的)个人所代表并被人民自愿接受和认可的观念。根据施密特的观点,政治实体(既包括国家的政治实体,也包括人民的政治实体)也能被某个独裁者所代表。这是一种关于威权主义代表类型的观点。因此,施密特引用了法语中那句被认为出自路易十四之口的著名的话——“朕即国家”,意指即使是拥有无上权力的君主也能代表国家实体和国家身份。在施密特看来,“统治者参与了代表”可以被解读为,在威权主义条件下只有统治者在发挥代表的作用。他同时指出,只有知识精英才能够在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之间作出谨慎区分,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11)

   如前所述,我们在有关代表的学术文献中发现了两种主要的思想流派,可以将其归类为政治流派和文化流派。后者可以追溯至霍尔(Stuart Hall)。霍尔关注的是“思想的代表”。他指出,存在两种并行的体系:(1)概念和形象(关于事物的思想)以及(2)通过语言进行的交谈和交流。在霍尔看来,“代表”是这两者的结合,例如,“通过语言进行的意义的生产”。(12)他进一步指出:“代表是某一文化中的成员通过其使用语言的过程。”(13)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霍尔的观点指向了“代表”的另一个来源,它意指一种游戏,行为者在该游戏中“代表着”特定的角色。

   塞沃德试图通过指出霍尔的“文化代表”的概念与“通过共享‘密码’实现意指”有关,来将政治流派与文化流派联系起来。他的观点是,代表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同时是审美和变化行为,因而不可避免具有符号维度。(14)在代表的过程及其解释中,代表必须具有创造力,因为关于如何代表相关利益和群体发声,他/她几乎接收不到任何明确的信号。

   塞沃德的观点意味着,政治型的代表不仅会带来政治环境和特定政治文化方面的问题(例如选举制度、投票或组织行为等),而且会带来如下方面的问题:身份及身份建构、规范、信念和价值、日常生活、文化限制以及行为模式,例如特定的文化“密码”。(15)在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互动中,“每一个被编码而具有意义的能指都必须被接收者进行有意义的解读或解码”(16)。因此,我们不仅将话语理解为关于特定主题的某种形式的社会讨论,而且是通过语言进行的意义的生产。

   符号型代表(例如上文提及的符号维度)是政治代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理论中的政治流派和文化流派在该类型中实现了融合。符号形式哲学是由卡西尔(Ernst Cassirer)提出的。在卡西尔看来,符号是解释现实的模型和定位系统。(17)实际上,符号型代表使得国家、民族主义、宗教、自我形象、信念、政治认知等的概念意义(ideational meaning)在视觉上呈现出来,这些概念意义各自的受众借此来赋予这些符号特定的意义。这种代表当然会具有一种综合效应,从而发挥一种特定的社会功能。(18)在这里,符号代表着主要的政治价值和社会实体的秩序原则。

   鉴于中国与“西方”在政治文化和话语之间的差异,我们提出如下问题:“representation”这一西方术语是否与中文中的术语“代表性”具有相同的意义?在当前课题的进展过程中,我们将追溯“代表”这一概念和术语对于中国而言是否完全引自西方国家,还是说,我们能够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找到一个类似的观念?

   代表这一术语自唐代和明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其意义之一是“取代”、“替代”;另一层意义是“显耀”。后来,日本人将英文中的“representation”翻译成“代表”。(19)在中文翻译中,中国的译者借用了日文的译法。在最权威的《汉语大词典》中,“代表”有三种释义:(1)代替个人或集体发表意见或担任工作的人;(2)受个人、社会组织或政府委托或指派办事或发表意见的人;(3)显示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讲,现代汉语中“代表”这一术语主要有两层意义:(1)使某个人或某个事物再现;(2)符号化地体现某个事物。(20)

   问题是,与现代术语的各种相似性是否只是建构起来的,或者说,“representation”与“代表”之间是否存在语义上的差异。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讨论它们的语义学内容以及各自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心中对它们的看法和认知是否是同一的,或者,因为各自文化和语义学方面的特殊性,我们是否沦为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提出的“语言游戏”的牺牲品。(21)

  

   二、代表的意义、定义及特征:文献回顾

  

   皮特金也清楚阐释了被代表者与代表某事物或代表某群体行动的代表之间的互动。在有关代表的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选举的问题,该问题围绕着各种模式(例如,关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授权与独立、代表与选民、受托人与代表之间争论的话语)展开。

   然而,被代表的不仅有个人群体,还有观念和政策领域(例如国家、环境、自由主义观念、民族主义情感以及与特定问题有关的代表类型)。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个人的代表与事物的代表之间不存在太大区别。无论是个人,还是事物,都需要某个人为其发表意见。(22)不过,如果被代表的是观念或政策领域,那么它实际上是由个人来代表的,因而被人格化了。

   在西方思想中,“代表”的观念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例如,卢梭是最早批判代表的人之一,因为他认为由其他人代表会对直接民主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也对个人的自由产生不利影响。(23)当代对(民主)代表概念的批评指出,建立在代表基础上的集体行动总是会因为代表有可能采取的挪用权力行为而受到威胁(24),而国家的权力不必然源自人民(25)。此外,就像塞沃德所指出的,代表是一条“双行道”(26),例如,它不仅要涉及代表,也涉及被代表者,不仅涉及代表是什么的问题,也涉及代表做了什么的问题。(27)从历史上看,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导致的结果就是必须加强基层民主、公民投票、建立议会制度或者是公众听证会或参与式预算这样的基于共同体的参与形式。

   关于代表的学术文献展现了各种不同的、涉及广泛的定义,这些定义表明政治代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争议性。早在1960年,梅奥(Henry B.Mayo)就指出代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不再有多大用处的术语。(28)雷菲尔德(Andrew Rehfeld)告诉我们,不存在一种将所有的政治实体、背景和基础性观念涵括在内的一般性的代表概念。(29)

   最开始,皮特金影响深远的研究将代表定义为“使其重新在场”,意思是指在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利益和意见通过其代表而得以“在场”。她进一步指出:“(被代表的)事物同时在场,又不在场。”(30)这样一种定义显然过于模糊而无法在经验层面得到验证。她的定义回到了施密特的代表概念,即通过公开的当下在场的存在,使不可见的存在被人所看到和认知到。

塞沃德反过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定义。根据他的观点,“发挥代表作用(representing)是在履职(performing),是行动者采取的行为,履职就意味着某人是或者可以是‘代表’”(31)。他谈到了“提出权利主张”,比起某个人在真实地代表着特定的选民或利益这种论点,“提出权利主张”更加灵活。在这一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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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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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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