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00:19:23

进入专题: 五四运动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五四运动发生时, 身在中国的现场观察人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 而当事人傅斯年则看见“社会”的出现。这样不同的即时认知既充分表现出五四蕴涵的丰富, 也告诉我们“国家”与“社会”这两大外来名相尚在形成中。这些五四重要人物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概念, 又成为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 表现出“早熟”的意味, 因而其诠释力也有限。实则国家与社会大体因“天下”的崩散转化而出, 五四前后也曾出现一些非国家和超国家的思路。如果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 从新的视角观察, 或可增进我们对五四运动及其所在时

  

   五四学生运动时, 正在中国的杜威 (John Dewey) 曾把运动描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 (the birth of a nation) ”。(2)而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傅斯年看到的, 则是此时“中国算有了‘社会’”。(3)两位一是运动当事人, 一是现场观察人。他们对五四的即时认知, 显然是不同的。这样的歧异表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提示出五四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存在, 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 “国家”和“社会”这两大外来概念及其反映的实体, 此时或许尚在形成中, 所以出现这类见仁见智的表述。

   这样看来, 五四不仅如我们一般所知的是个时代分界点, 它还见证和表述了“国家”和“社会”在中国的“诞生”。而尚在诞生中的国家和社会, 又已成为观察和认识五四的媒介和描述时代变迁的诠释工具。不仅如此, 五四时代其他重要名相, 包括标志性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等, 同样也是模棱的。时人据此进行的相互探讨和争辩, 常常也是“无共识的共论”。(4)

   名相的模棱本身意味着它们的意义正在形成, 尚未凝固;而其背后隐伏的, 则是那个时代的脉动。中国的近代, 用梁启超的话说, 就是一个过渡时代。(5)在这一较长的过渡时代中, 五四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段, 很能体现其所在时代的过渡特性:它常被视为界碑, 似乎划分了时代;却又以其丰富而多面的实践,能动地连接了时代(6);更以其难以磨灭的遗产, 展现了历史的延续。(7)而五四时期“国家”和“社会”这类基本名相的模棱, 又揭示出那个时代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变化——天下的崩散。

   十多年前, 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说, 五四前后, 特别是五四后, 思想界对究竟是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造还是“政治”层面的革命, 曾有一场辩论。这些争论背后, 是怎样认知、界定和因应“社会”与“国家”的问题,其核心则是“天下”含义的现代演化。(8)换言之, 五四前后国家与社会的紧张, 很大程度上是天下的崩散所致。这是一个那时尚在发展之中的问题, 相关现象不少研究者也曾提及, 窃以为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到意识层面, 以深化我们对五四的认识, 也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的许多重要现象。本文侧重于“国家”, 惟因新名相的相互关联, 也会不时附及“社会”。

  

   一、从名相模棱看国家概念的“早熟”

  

   德里克(Arif Dirlik)早就注意到, 对五四思想有决定性意义的“民主”概念, 在(广义的)五四运动进程中,以及对运动中不同的社会派别, 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学生运动前的《新青年》杂志中, 民主更多意味着“思想民主”, 有着疏离于政治的明显倾向。到1919年5月, 学生运动带来的“政治化”使民主转而成为强调人民参与权的“政治民主”。而同年6月工人阶级加入后, 民主的含义又出现向“经济民主”倾斜的新转化, 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澎湃。而学生、工人和妇女这些运动的参与者, 则分别从民主概念中找到了罢课、罢工和离开家庭的正当性。(9)

   换言之, 民主概念不仅是抽象的, 它更是可转化的, 且在实际运动中已转化为多种社会概念, 成为思想斗争的目标。民主也不仅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 由于各种时空因素的作用, 它在社会实践中被“在地化”(10)为各种具体的内容。这些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引伸义, 可能与它原本的涵义有所疏离。因此, 除非从五四倡导者和追随者的互动中挖掘出民主这一可转化的概念“在运动的进程中所获得的多层意义,我们对此民主思想在运动中所起作用的理解是毫无意义的”。也只有掌握了这一术语在社会层面的多重具体意义, 才能真正认识五四时代的“德先生”。

   “德先生”如此, “赛先生”亦然。对五四前后的中国读书人以及后之研究者来说, 科学同样有着多重的“在地化”含义, 有的人看到了科学的精神, 有的人注重所谓的“科学主义” (11) , 更多人关注的是表现在技术层面的物质力量。 (12) 在陈独秀等人眼里, 科学常常意味着更本质也更准确的社会理解 (13) ;而在学人中影响更大的, 可能是胡适所说的清儒治学方法。 (14)

   正因“德先生”和“赛先生”各有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多重意义, 五四后对科学与民主分别有过一场较大的辩论, 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 (玄学) 之争和北伐后关于“人权”的论争以及九一八之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 (15) 这些争论的参与者多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 他们之间辩论的持续既表现出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 也反映出此前名相模棱留下的时代痕迹颇具韧性, 久久挥之不去。

   名相模棱的形成, 有时可能是随意的, 有时却是有意的。如西文的nationalism或nationalisme, 国民党人译为民族主义, 青年党人译为国家主义。对后者来说, 这是郑重其事的有意选择。李璜明确指出, 一般人把这个词译作“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 容易强化人和种族之意, 而淡化“一定领土、相当主权的重要意义”, 所以必须要译作“国家主义”。 (16) 问题是两种译意的西文原词是同一的, 马君武便从两者“自相冲突”中看到“不通可笑”的一面。 (17)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轻松, 在20世纪20年代, 尊奉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与尊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已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彼此都想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18) 这个现象可能比较极端一些, 但也充分揭示出社会实践中的“在地化”可以发展到离题甚远的程度。

   在前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歧异的背后, 有一个更基本的名相尚待厘清, 那就是“国家”。国家和社会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概念, 当年却是外来的“新名词”, 其含义尚在确立之中。 (19) 而其定义的形成, 不论是在抽象层面还是在社会实践层面, 又是相互影响的, 多少带有庄子所说的“非彼无我”特色, 既相生又相克。 (20) 因为近代中国一个宏阔的时代转变, 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变——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中国”, 向内转化成了“国家”和“社会”。其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 让人无所适从又不得不有所抉择。(21) 前述杜威和傅斯年的不同认知, 就直接提示了这一对名相在当时的扑朔迷离。

   用报人朱春驹的话说, “因为无所适从, 便会人自为政”。 (22) 对名相尤其新名词的理解和使用, 就常因无所适从而人自为政。很多时候, 特定名相的意义, 可能形成于有意无意中, 往往在使用者不知不觉、亦知亦觉的状态下逐渐“众志成城”, 进而约定俗成, 过程可能很长。五四前后的时人, 大体就是在熟悉的进程中使用“国家”和“社会”来诠释他们的所见所闻。名相的使用也是其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 当其从抽象概念被“在地化”为各式各样的具体“社会概念”之后, 其意义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仅从汉字言, “国家” (以及“社会”) 都是很早就出现过的组合。但在近代, 却又是名副其实的新名词。 (23) 陈独秀就曾说, 八国联军进来时他已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以前就不知道“国家”是什么。 (24) 而陈独秀大概还是敏于新事物的少数, 别人到那时也未必有和他一样的认知。庚子后不久, 我们就看到梁启超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 (25)从这些先知先觉者的特别强调反观, 那时很多国人确实没有国家观念或国家思想。

   其实梁启超是举人, 陈独秀是秀才, 他们当然熟读科举考试最看重的“四书”。孟子已说“天下之本在国” (《孟子·离娄上》) , 《大学》中也有治国和平天下的区别与联系, 故中国传统中本有关于国家的论述。他们对这些经典中的言说弃而不顾, 而径取西方关于国家的定义, 其取舍本身就揭示出“国家”名相的断裂 (26) , 特别能展现思想领域的权势转移。下面所说的国家, 也循“名从主人”之意, 基本不出新定义的范围。

   据此新的国家意旨, 梁、陈两位都侧重“知”。这既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 也是一种认知上的需要。国家这个外来词, 有多个层面的意思。若用英文说, 至少有country, nation和state, 其中country和state两个层面又都有超出于群体人的含义, 特别需要有所分疏:当我们说世界与中国时, 这个“国”可能近于country多一点, 而不一定是state;然而与“社会”相对的“国家”, 却正是state。五四常被称为“爱国运动”, 而一般所谓爱国主义里的“国”, 又介于两者之间。如果从所谓普遍抽象的意义言, 这个“国”应是country, 但时人却常常是从state的角度来讨论“爱国”。

   从清季开始, “爱国”就成为一个广泛讨论甚至引起争辩的议题。 (27) 这些讨论其实就是怎样认识这新兴的“国家” (或反省国家概念) 的进程。当张之洞说“保教必先保国” (28) 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在清季就此进行辩论时, 他们说的国基本是country。 (29) 但陈独秀到1914年则说, “国家者, 保障人民之权利, 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故“保民之国家, 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 爱之也何居”? (30)这里的国, 显然已改为state了。几年后他更明言:“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 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 (31) 这个国仍是state。

   这些“先知先觉”者不能代表所有人, 但可以看出从country到state的转移。需要注意的是, 在国家还被一些人推崇时, 已开始被另一些人质疑。傅斯年说他看到“社会”诞生时, 已在打算放弃国家。他那时说过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 小的方面有‘我’。”这中间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 “都是偶像”。 (32) 对五四人来说, “偶像”是拿来“打破”的。 (33) 我们甚至可以猜测, 或许就因为傅斯年有放弃国家之想, 他才求仁得仁地从五四运动看到了“社会”的诞生。

   而傅斯年眼中特别看重的“社会”, 在清季同样是个让人看不清楚的名相。傅斯年的同学田培林回忆说,他的小学老师 (大致和陈独秀是一代人) 在清末时使用的新教科书里有“社会”一词, 学生“知道有‘人’有‘家’有‘国’, 可是社会非国非家”, 怎么也不懂。而老师显然也不知道“社会”那从外国引进的新意思, 只能以过去演戏、救火一类的“会”和“社”来解释, 反复讲了一礼拜, 还是没讲通。 (34) 可知在河南的新学堂里, “社会”这一新词给师生带来很大的困扰。

不仅如此, 直到1920年, 北大学生的一篇文章还说, “现在有些人看着什么上帝、国、教会、礼法一类的鬼玩艺失了效力了, 又横抬出‘社会’两个字来哄吓人”。 (35) 这是一个看出新旧更替的敏锐观察, 而“社会”可以抬出来哄吓人, 又很能体现五四后思想界的权势转移。注意这里“社会”取代的名相之一就是“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五四运动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59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