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22:49:11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哲学     史学理论     当代中国史学     中国话语  

李振宏  
使得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矛盾的重新认识被提了出来。

   1995年,黄敏兰发表文章说:

   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了等级间的不平等……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27]53-55

   黄敏兰明确否定把秦至清时期的社会矛盾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传统观点,提出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之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这是一个理论突破。这一提法的简化表述,就是“官民对立”。当然,黄敏兰还没有明确使用“官民对立”这个概念。

   1996年,迟汗青发表《传统社会官民对立及其调整》一文,明确提出“官民对立”说。他说:“官民关系是传统政治的基本问题,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对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根本的规定和影响作用。”“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官民之间利益关系的对立性,而私有性质的政权又维护并强化了这种对立性。”[28]77,81

   1998年,孟祥才发文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特别是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与农民阶级同封建国家的矛盾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居次要地位。”[29]3-4孟祥才和黄敏兰的观点保持了一致,但却更加犀利和明确。当然,孟祥才说的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既包括自耕农与半自耕农,也包括不享有免赋免税特权的一般地主,他们都属于与“官”相对立的“民”的范畴。孟祥才阐述的也是一个“官民对立”问题,在他看来,这种“官民矛盾”是比“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矛盾,后者是存在的,但它是次要矛盾。

   到目前为止,将“官民对立”看作是秦汉以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论证最深刻的是张金光先生。他强调说:

   我们必须确立如下观点:官民二元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官民之间,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经济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以土地国有制、国家权力、政治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国家体制式社会生产关系或叫权力型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比之民间社会的任何经济关系都具有无可与之伦比的稳定性、凝固性、恶劣性、暴力性。这一对生产关系,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比之民间的任何生产关系都具有无可伦比的广泛性和普遍意义,此乃中国社会的历史基因。三千年间,这一生产关系总是以不同形式重塑中国社会历史,万变而不离其宗。舍此便不得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之本。[30]12

   张金光认为,官民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它是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整个中国古代一切问题的基础性存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论断。

   熟悉学术史的朋友会知道,“官民对立”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王亚南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就提出“官民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阶级分野的观点,认为“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31]192-193。但是,今天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却不是王亚楠观点的简单翻版,它是中国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抛弃了阶级斗争思维之后,面对中国历史实际所做出的一个既有理论勇气又有独立思考价值的新的判断,他们的论证,比起当年王亚楠做出同样判断的时候,有了新的角度和深度。

   但是,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就目前的状况看,官民对立的观点还并没有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并继续探索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官民对立”中的这个“官”,它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府,还是指官僚集团?如果是官僚集团,那么它是否构成为一个阶级?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有人提出了“官僚阶级”这个概念,但从学理性的角度看,“官僚阶级”能否成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阶级属性是什么?官僚阶级是否包括了皇权阶层,或者与皇权是什么关系?再说这个“民”,这是个什么概念,是一般的“社会民众”?它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它的基本成分如农民、工商业者阶层、非官僚性大土地所有者(地主)等等之间是什么关系?当作出社会矛盾是“官民矛盾”判断的时候,这种对立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对立?这种对立究竟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还是阶级性的?……这些问题都是“官民对立”社会矛盾说需要回答的问题。看来“官民对立”矛盾说,仍然是一个需要做出艰辛的理论探讨的问题。

   无论如何,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关系着对中国社会本质的理解,是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必须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四)中国文化属性、精神和特质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所系,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对民族文化的分析和认识,是认识一个民族的重要路径。所以,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是把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合逻辑地包含其中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的思想内核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使自己和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它反映着什么样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发展路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在中国历史哲学体系中给予回答。

   在这些问题中,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及文化属性的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总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数不清的说法。张岱年总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为:“(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32]78庞朴先生则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人文主义”,并对此做出较为充分的论证[33]70-96。冯天瑜著有《中华元典精神》一书,阐述元典精神部分有四章,分别谈到的内容有:中华元典的“天人之辨”(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中华元典的发展观(通变易,守圜道;追先祖,垂史范);中华元典的伦理—政治论(重伦常,崇教化;觅治道,求经世);中华元典的君民之辨(左翼—民本主义,右翼—尊君主义)[34]。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归纳。李宗桂早先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35]348-363。后来,他又把这八句话32个字,精炼成四句话16个字: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36]286-299。笔者在平时的文化史教学中,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总结为“刚健有为、取验务实、和谐中庸、道德至上”16个字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涵丰富,成分复杂,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精神内涵,尽可以见仁见智。所以,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很多很杂,作为中国历史哲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应该把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进行深入开掘,并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理论总结。

   关于中国文化思想属性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一般说,文化思想属性,主要是从民主性文化或专制主义文化两个方向上去认识问题。从民主性的角度说,几乎没有学者能把中国文化从整体上归之于民主性的文化,即使对中国文化持极端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只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发掘其民主性的因素。例如,人们抓住中国历史上比较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去分析其民主性的成分,从而将其赋予现代性色彩。现代新儒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即使是现代新儒家,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论证为是一种民主性文化,因为其文化内核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民主性的角度去解释。相反,将中国文化从本质属性上定义为专制主义,则是比较普遍的看法。因为近代以来,把中国古代社会视为君主专制时代,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视为专制主义文化,或者叫文化专制主义,应该是形成了深厚的思想传统。

   持有相反观点,不承认中国古代社会有君主专制的学者,为数极少。国学大家中,钱穆持此观点⑤;当代学者中,有侯旭东发表过相关论文[37]。但是,即使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君主专制的学者,也没有从总体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化是民主文化的见解。

   判断中国古代文化是专制主义文化,并有突出论证的,是以刘泽华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王权主义是刘泽华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属性的基本判断。刘泽华说:“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则是王权主义。思想文化的王权主义根源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历史事实。”[38]自序,4支配这一判断的,是刘泽华出版的系统著作,三卷本的皇皇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39]。笔者最近几年也致力于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并相应地论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专制主义属性[40]526-551[41]。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专制主义属性,尽管在学界是较为普遍性的看法,尽管已经有过一定的系统性研究,但真的要把这一观点确立起来,使其与我们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相统一,也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还是探讨文化属性,都不能忽视一个最基本的学理性问题,就是:中国这种极具民族特性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它的历史地理环境又是如何培育了它?这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理论工作。这个问题,学界还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真正下功夫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在这方面有过系统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的是冯天瑜先生。他和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其上编《中华文化生态》20余万字[42],就是他亲自执笔的关于中国文化生成问题的专门性研究。这个“上编”分为四章,依次阐述“文化生态界说”“中华文化的地理背景”“中华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中华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是第一次对中华文化生成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2013年,冯天瑜先生又出版了80多万字的专著《中国文化生成史》[43]。可以说,冯天瑜先生已经很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的生成问题。但是,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化理论问题,单单一个人的研究是不够的,需要众多学者的介入,需要有不同看法的汇聚与碰撞,才可能形成更成熟或更科学的看法。所以,中国文化的生成问题,也还是一个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中需要继续开垦的领域。

   在中国历史哲学范畴中需要讨论的文化理论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中国文化的特质或特性,中国式思维的特征问题,中国所特有的经学思维问题,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欧洲文化的比较问题等等,都有探讨之必要。

   (五)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其形成的道路也很具特殊性,中国历史哲学应该反映中国历史的这一特色。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在于,它存在一个主体民族——汉族,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道路及其多民族状况的形成与发展,与汉族这个主体民族紧密相关。汉民族的奇特性,在于它有特别强大的同化力和内聚力,对周边民族有着强大的磁性。这使得汉民族在其形成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显示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多民族融合过程,它本身则成为一个滚雪球式发展的结果。于是,在这个主体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融入了多民族的血液,其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又恰恰来自于众多民族的融入。因此,中国历史哲学应该阐述主体民族形成的动态历史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哲学     史学理论     当代中国史学     中国话语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573.html
文章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