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2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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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  
基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能够有助于指导当今中国历史问题解决的一种历史理论。在对中国古代具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尝试提出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自己的解释。作者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是,用哲学对中国历史道路进行思考,写出像黑格尔的作品那样的历史哲学著作。”[8]111然而,我们看到的李杰是书,解决的却并不是这样的问题。李杰是书的目录如下:

   引论什么是历史真实?

   第一章什么是历史?

   第二章什么是历史认识?

   第三章什么是历史学?

   第四章什么是历史哲学?

   附论一个宏大叙事梦想:中国历史道路模式

   后论历史真实观念前史②[9]

   从这个简目看,它显然是一本属于历史认识论方面的著作,只有其附论谈的是关于中国历史道路问题,书的整体内容和王严的评论并不相同。也即是说,李杰本人的著述表明,他所要建立的中国历史哲学,和笔者所主张的中国历史哲学,仍然是没有多少相同之处。笔者要谈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新的学术课题。

   根据笔者的理解,中国历史哲学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论解读。我们要建立的中国历史哲学,是一部从理论层面解读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中国史,它具有哲学思辨的色彩,又不脱离实证性的特征,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表述。如果要用一句话表达我们的学术夙愿,那就是:建设一部《中国历史哲学》,表达当代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哲学思考。这种历史哲学具有如下特色:从属性上说,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过程本身的理论考察,属于本体论的范畴;从研究对象上说,它区别于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不是对整体人类历史进程的哲学思考,而仅仅是对中国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哲学思考;从理论的抽象层次上说,它要比一般的历史哲学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低一个层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确定性和具体性,使它更具有实证性的色彩;从学科性质上说,它又是确定不疑的理论性学科,是一部理论中国历史学,是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性抽象性理论研究,无论是问题的宏观性,还是论证的思辨性,都不失理论性学科之特性,并因此能够对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意义。

  

   二 建设中国历史哲学必要性之论证

  

   本文提出建设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说,有着相当急迫的必要性。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学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殊的历史学发展道路的自然诉求。

   首先,建设中国历史哲学学科,是当代史学寻求本体论突破的唯一可能的选择。

   在整个史学理论体系中,寻求历史本体论研究的突破,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无论是认识论推进,还是方法论的创新,都是要依托本体论的,没有对历史自身的本质性认识,关于史学理论的大厦是建筑不起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都在本体论。不仅如此,就是整体历史学的进步,也都依赖于本体论研究的突破,这一点已经被古往今来的史学史所证明。在拙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版第五章《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中,笔者所总结的中国史学发展规律之一,就是“历史观变革推动史学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春秋战国间史学的变革和发展,还是近代史学的革命性变革,抑或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史学的变化,都能证明这一点。所以,笔者得出结论说:“自古及今历史学的几次大的发展转变,每一次都是由历史观的改变所引起,所促成。由此可以看到,历史学的发展随着人们的历史观的改变而改变,历史观的进步,推动或支配着历史学的发展,这的确可以认定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10]116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也在于本体论研究的突破,也在于历史观层面的突破,这是中国史学几千年的发展规律所昭示的历史学进步路径。而本体论、历史观的突破,在现实的中国语境中,在我们当前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有实现的可能吗?我们几无可能。

   1949年以来的中国史学,抱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基本理念,笃信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发现和认识历史规律,把认识和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看作是历史研究的崇高使命。然而,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已经将近70年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是否有了新的突破呢?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得到的几条定律,我们有任何新的发现吗?我们高喊着认识历史规律的崇高口号,而在本体论、历史观研究的路径上,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却没有任何发展或突破。被我们自诩为发现和认识历史规律的崇高历史研究使命,至今仍然是言不由衷的一句空话!事实证明,在既定的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发现历史规律,实现本体论、历史观的突破,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历史学的发展有赖于历史观的突破,而现实的状况是历史观的突破不大可能,那么,中国史学的出路何在?于是,在这个关系历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们需要转换思路,另辟蹊径。笔者的想法是,既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上我们不能突破,在对历史观的研究上不能有新的推进,那么,降低一个层次,我们能不能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有一些新的认识呢?我们总不能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上也都依赖马克思吧!

   历史观研究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基本规律,而这些普遍的基本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有不同的表现;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也总是无例外地表现着各个民族历史的顽强特征。于是,在历史观的研究方面,也应该关照不同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提出对特定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本体论研究目标,探寻特定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可视为是历史观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具体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史观的研究问题,以表达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哲学性解读。

   中国史观研究,就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体论研究,是关于中国历史哲学问题的研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也就意味着在历史观问题的研究上实现了突破,也就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是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下,为历史观研究取得进展、实现突破找到的一条现实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认识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寻求对中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至今为止的中国史研究,已经有过一定的学术探索,已经有了一些有益的学术成果。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或曰刘泽华学派,就创造了一个王权主义的中国史观,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或曰集中的专制王权,是一种基本的支配性力量。刘泽华的大量研究,证明了他所提出的王权主义历史观。他曾经在《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笔谈)及《王权主义概论》中对这种历史观有过这样的总结:“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11]60[12]31

   当然,刘泽华没有直接把他的研究结论冠以“历史观”的称谓,反倒是时时处处回避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王权主义历史观,则是笔者对之所作的理论概括:“刘泽华用‘王权’来取代了他原来使用的行政权力、专制权力、国家权力等概念。并且,王权主义也不再是单一的指称专制权力控制下的文化观念体系,而指称整个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体制。这样,‘王权主义’就完成了一个概念转换,变成了一个如同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一样的表示社会属性的理论术语。”“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刘泽华所讲的王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历史观。王权主义既是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是社会的存在形态,更是社会存在的中枢和基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属性和本质的理论抽象。认识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13]8,8-9

   2013年9月,笔者和刘泽华先生就“王权主义学派”问题在南开大学有过一场学术对话。刘先生曾发问为什么要把他的王权支配社会说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我的回答是:

   您的王权主义观照了整个中国社会,解决的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认知,您说它不是个中国史观又是什么呢?至于说,这种中国史观能否与哲学上讲的唯物史观等量齐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二者也的确是有区别的。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言,有如下三点区别:第一,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而您的史观只是中国史观,只是对于中国历史的本质抽象和整体把握,两者相比,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第二,王权主义历史观应该是继承了唯物史观的某些东西,没有完全背离或脱离唯物史观。比如,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您也是承认历史的客观性的。又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您也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存在来讲思想的发展,并且特别注重政治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第三,王权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对唯物史观有所突破,如果没有这个突破,我不会认为您是一个学派。……您的突破就在于您不再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样一些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强调中国历史发展中政治权力的决定性力量和支配意义。总之,我感觉,“王权主义历史观”不是对唯物史观的抛弃,而是在承袭唯物史观的某些方法论并将之运用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形成了与唯物史观相区别的一个中国史观。[14]13-14

   其实,中国历史学界对类似王权支配社会这样的“王权主义历史观”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接受,对王权支配社会、国家权力支配社会、国家意志支配社会等等提法,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认同。笔者在一篇评述当代史学的文章中,曾经比较集中地讨论过这个问题[15]78-80,此不赘述。

   王权主义历史观只是研究中国史观的一个案例,是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论思考,这一历史观未必就是对中国历史本质的唯一正确的认识。我们所呼吁的中国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应该可以提出对中国历史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关于中国历史的哲学思考,也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王权主义历史观的例子,只是说明我们中国学者有能力对中国历史达到历史观层面的抽象性认识。我们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能力和志向。最近一些年来,笔者已经多次呼吁开展历史观方面的创造性研究: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观的创新不仅困难,而且令人忌惮。……笔者时常想这样的道理,古人尚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通达,而我们今天的学者为什么就不能有“人皆可以为马克思”的自恃?当然,古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的是尧舜的品德,而“人皆可以为马克思”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马克思的思想权利?难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愚昧,还要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弥漫?每个人都有思想创造的权利,包括创新历史观的权利;特别是历史学家,创新历史观更是自己建树独特学术业绩的前提。今天讨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鼓励人们大胆创新我们的历史观,在对历史、思想史本质过程的洞察中,提出具有学术个性的一家之言。[16]28

   笔者相信,一旦中国历史哲学作为一个课题被确立起来,并能引起多数历史学家的兴趣与关注,关于中国历史观的各种看法就会蜂拥而至,对中国历史的哲学解读就会真正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热潮,而它最终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其次,重视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是史学理论研究与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发挥理论研究之实践价值的基本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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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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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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