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晓萌:俄罗斯地区选举与地区政治新发展

——兼论2018年地区选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0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1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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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晓萌  
这些因素都使没有签名优惠[44]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注册变得十分困难。俄专家对此认为,一方面决策层可借此控制体制外反对派或“未经中央核准”的体制内反对派进入选举;另一方面地区权力可以帮助一些没有真正选举实力的“搅局”党进入选举,以分流反对派的选票。[45]

  

   2.政治控制的结果

  

   普京第三任期起针对“舞弊”、“缺乏政治竞争”等抗议主题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增加了政党的数量(俄罗斯政党数量由2011年的7个迅速增加至2012年的77个);引入了一系列选举透明的保障措施(监控设备等)。

  

   然而从前文分析来看,尽管政党数量增加,真实的选举竞争并没有实现。2012至2013年间出现了大量新的政党,在地区立法机构中也出现了杜马党以外的政党,然而在严格的选举准入条件下,真正的反对派进入选举市场的可能性并不大。更有俄学者认为,随着各项制度的严格,自2014年起许多新建政党的积极性严重下降。[46]老的体制内政党一方面面临着来自“搅局者”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被联邦中央在某些地区取消资格,因而在现实活动中更多选择与政权合作。在克里米亚危机后,这些政党更一致对政权表示支持,尤其是在对外政治领域的决策上坚定支持政权,也因此一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的选举中不再存在反对派,俄共等体制内反对派被评价为“忠诚的反对派”[47]。

  

   综上所述,从普京第三任期开始,联邦中央对各级选举活动实现了进一步控制。俄联邦从2012年恢复直选起共进行了87次州长选举,其中2012年5次,2013年8次,2014年30次,2015年21次,2016年7次,2017年16次。选举的竞争性不强,只有2015年在伊尔库茨克州出现了第二轮选举。而且部分俄罗斯学者和媒体认为,伊尔库茨克州选举是联邦中央允许的“失败”,可以展示直选的“竞争性”,并不是联邦中心担忧的失控状态。[48]2012至2017年共进行了92次地区立法机关选举。其中2012年6次,2013年16次,2014年14次,2015年11次,2016年39次,2017年6次。在这些选举中,统俄党均保持着在所有联邦主体立法机关中多数党的地位。最终在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俄党重新夺回多数党的地位。在上述完全控制的局面下需要注意到以下特点:

  

   第一,政权党支持率并没有质的提高,地区选举、国家杜马选举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保障和克里米亚共识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代在经济发展顺遂的大潮下,统俄党不仅是总统权力的表现,更实质性地巩固了一部分中派立场的选民。然而经历了2011年复杂的经济政治局势后,其中派选民的基础受到了严重的冲刷。从民调数据也可以发现(见图1),虽然近年来政权党的支持率的起伏与普京本人的支持率走向基本保持一致,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自2012年起有增大的趋势。尽管2014至2015年统俄党支持率上升,但更多是克里米亚共识的红利。

  

   第二,俄罗斯靠制度设计和跨党派协商等方式,实现了高程度的政治控制。在精英领域,这一策略必然使部分精英的晋升通道受阻。比如有俄学者认为,“克里姆林宫指定的统俄党候选名单也没有保障地区精英代表的渠道。”[49]长此以往,本来忠于体制的精英也会被向其他方面挤压。这有引起精英分裂的可能。威权制度下选举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将精英纳入政权体系。政治精英们的利益附着于政权生存,从而维护政权本身的稳定。[50]如果政治精英在体制内的晋升渠道受到阻碍,就有可能破坏威权制度本身的稳定。

  

图1  普京及统俄党支持率走向图(2008年至2018年9月)

   资料来源:?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добралась до минимума.РБК. 05.10.2018. https://www. rbc.ru/newspaper/2018/10/08/5bb74f429a7947d234df963a

  

   第三,实行直选制度后,民选州长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部分州长开始要求一定的独立性,而与之相对,联邦中央不但在选前控制州长的人选,更在选后要求其绝对忠诚,不允许州长展现自身的独立性。比如2015年萨马拉州州长尼·梅尔库什金(НиколайМеркушкин)希望在萨马拉市形成忠于自己的市杜马,但随后就被威胁可能被清除出统俄党。[51]中央和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张力。

  

   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迎来了2018年的总统选举和地区选举,选举前进行了一定的地区层面的人事改革。

  

二、2018年地区选举分析


   2018年的地区选举尤为引人关注。从选举结果来说,4个地区的州长选举进入第二轮,为2012年恢复直选以来首次出现的状况;统俄党在4个地区的立法机构失去了多数党地位,为政权党2007年以来最大的选举失利。从选举的时间节点上来说,这是2018总统大选后的第一次集中选举,发生在俄罗斯社会近年来最受争议的退休年龄改革之后。从选举覆盖的地区来看,本次选举包含26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选举、16个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选举[52],选举地区既包括莫斯科等重要中心城市,也包括多个边疆区、共和国。从选情的复杂程度来看,选举不仅包括一些传统上抗议情绪较重、反对派较为活跃的地区,也涉及一些政权党实力相对较为薄弱的地区。从地区发展角度看:在选举前,大批在任州长提前卸任,总统新任命大量代理州长,大规模的干部轮替带来了地区精英的新变化。

  

   综上所述,2018年地区选举是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在国内选举领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在统俄党和普京在联邦级别的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后,作为整个2016至2018“大选举周期”的终结点,2018年地区选举值得具体研究。

  

   (一)新一轮干部任命

  

   2018年共有22个联邦主体以直选方式选举州长。本次举行选举的地区数量并非恢复直选以来最多的。2014年共有30个联邦主体进行了直选,且提前选举现象比本次更多,但当时三分之二的地区都是在任地区首脑谋求连任(即在任州长提前结束任期,以代理州长身份参加选举)。与之相比,本次选举中22个直选联邦主体中有16个为提前选举,都是在前任地区首脑提前卸任情况下,由新任命的代理州长参加选举。这涉及到近两年来大规模的州长轮替现象,是普京“干部年轻化”方针在地区首脑任命方面的体现。“干部年轻化”是2016年末以来总统办公厅主导的国家人才方针,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国家需要50岁以下的管理者。

  

   观察2012年恢复州长直选以来的选举情况可见,自2017年起,新任命代理长官的参选比例明显增加(如图2所示),其前任通常因各种原因提前卸任。其中以2016年10月为分界线,代理州长的人物背景和职业履历有了明显的变化。在2016年6月集中任命的4名代理州长中,苏联时期克格勃出身的官员占3名。如果继续向前追溯,则2016年参加地区选举的5名新任代理州长中有3名为强力派精英,分别出身于苏联时期克格勃、内务部、国防部。然而2016年10月基里连科(Сергей Кириенко)接替沃罗金担任总统办公厅负责国内政治的第一副主任后,俄罗斯媒体中开始频繁出现“年轻技术官僚”(молодыетехнократы)这一表述,以此解释联邦中央选拔地区管理人才的新趋势。俄罗斯地区层面开始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自那时起至2018年地区选举前夕,俄联邦共任命了27位代理州长(如果包括2016年10月6日任命的加里宁格勒州代理州长,则为28名),这27名代理州长先后参与了2017年和2018年的州长选举。

  

图2   2012年恢复直选以来俄罗斯地区行政长官选举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库具体选举数据总结,http://www.izbirkom.ru/region/izbirkom

  

   笔者根据俄网络公开资料,调查了27名州长的专业背景、政治生涯之前和之后的职业履历、地区和政党属性等基本资料。[53]从中可以发现“干部年轻化”方针执行以来新任命代理州长的一些特征,由此也可以分析新一轮干部轮替的逻辑。

  

   1.年轻化

  

   普京和总统办公厅均曾在不同场合对“干部年轻化方针”做出过解释,认为新一代的俄罗斯干部年龄应在50岁以下(甚至45岁以下)。在地区首脑层面,27位新任代理州长中,三分之二年龄在50岁以下,约一半人年龄在45岁以下。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任命都完全符合“干部年轻化”的年龄标准。不过一些代理州长虽然超过50岁,但与原州长年龄相比,也可以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年轻化”。

  

图3  2016年10月至2018年地区选举前新任命代理州长的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各代理州长具体资料整理(通过俄网络检索各代理州长的详细资料)

  

   2.专业性

  

从研究意义上讲,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官僚概念强调官员能够取得管理权力,是因为其具有知识,是“技术精英”的一员,认为技术官僚政府的领导人物应该在其担任相关职位前没有政党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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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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