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晓萌:俄罗斯地区选举与地区政治新发展

——兼论2018年地区选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5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1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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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晓萌  
2005年有15位在任州长加入统俄党,还有8位统俄党成员被任命为州长。总体来说,2005年至2011年没有一个新任州长是反对派政党成员。此外,随着联邦中央对地区政治的掌握度增强,外来政治精英越来越多地进入地区政治层面。普京第一任期时,非本地新任州长的数字为0;第二任期时,非本地新任州长的比例为13%。梅德韦杰夫时期这一数据为48%。[26]

  

   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方面,统俄党自2006年起在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中的优势越来越大。自2008年起,在所有地区选举中都取得了胜利,并在地区立法机构中占据多数党的地位。(2007年统俄党只有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选举成绩逊于公正俄罗斯党)。总体来说,大部分地区立法机构席位主要在统俄党和其他三个杜马党之间划分。统俄党通常占据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席位,其他三个政党瓜分剩余的三分之一席位。剩余几个没有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在地区选举中基本丧失影响力。更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实际上只存在“一党半制度”(即地区实际活跃的政党数量平均只有1.5个)[27]。

  

   3. 地区选举改革的内在隐患与2011年的选举危机

  

   地区选举改革以后,从地区选举的外部形式上,联邦中央对地区实现了完全的控制。这一控制主要依靠政权党实现。联邦中央期待依靠“垂直政党”对地区进行控制和管理。这是对于联邦改革中行政再中央化、经济再中央化的补充。但在完全控制的态势下并非没有隐患,这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统俄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协助中央实现对地区政治的管理,而不只是外在形式上的控制。作为从上而下建立的政党,统俄党在完成众多分支机构铺设的过程中,在尽力实现选举最大胜利的过程中,必然将大批拥有选举实力,把个人利益、派系、意识形态上差异性极大的精英纳入自己党中。地区各方精英则放弃了过去“投资”多个政党或组织的方式,转而进入统俄党的地区分支机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地区精英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了党内的分歧,最终导致地区精英之间的斗争以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方式展开。[28]与此同时,为了保障这种多个派系的联盟,必然会产生一个意识形态松散的政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政党自身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培养真正忠实的选民群体。在这一时期,统俄党尽管取得了极大发展,但是作为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党,作为与“领导人”紧密绑定的政党,有时被认为只是一种“虚拟的”霸权政党[29],政党的实际决策权被认为掌握在政党以外的人手中。

  

   第二,州长任命制下的地区管理能效和选举动员问题。在取消州长直选后,州长不再需要从选民手中争取选票,只需对中央负责,而中央对州长的忠诚度要求高于对其经济管理能力的要求。有欧美学者在考察了2005至2010年期间的州长任命情况后发现,联邦中央在任命州长时更多考虑其对选举的动员能力,即州长能否在地区和联邦级别选举中保障统俄党的胜利,并以此评价其对联邦中央的忠诚度。中央对州长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表现的考虑是次要的。选举动员能力强的州长得到再次任命的可能性更高。[30]这种任命取向实际上与国家对地区治理的要求并不相符。此外,虽然中央对地区领导人有选举动员的要求,但是在取消州长直选后,苏联解体后经历了长时间选举实践建立的“地区选举机器”也面临着逐渐失去能效的情况。

  

   第三,地区精英并没有在中央建立垂直权力后消失,而是在各地区依然保存着各自的实力。在这一时期,联邦中央对地区干部和精英的控制方式主要是要求其加入政权党,成为“垂直政党”中的一部分。“不听话的”干部则可能面临刑事指控,被剔除出地区政治。[31]相较于叶利钦时期,地区精英确实放弃了离心倾向。但在非竞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地区精英并没有停止与中央进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32]。一些关键地区的传统地区精英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第四,政党竞争空间的减少一方面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反感,一方面从技术上反而增加了反对派集中抗议选票的可能性。地区选举改革通过限制准入机制,虽然极大地减少了总体的政治竞争,压缩了反对派,但是在社会经济情况差的情况下,对政权党不满的民众反而容易集中抗议投票。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阿·纳瓦尔内(АлексейНавальный)提出“为随便哪个政党投票”的口号后,体制内的反对派政党获益最多的原因。

  

   2010至2011年间,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开始集中体现。2011年末,统俄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失利,且俄罗斯爆发了2011年至2012年的抗议危机。这一危机是大的时代背景与中央的具体决策复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第一,世界局势中的不稳定和变化触动到许多国家(阿拉伯之春、整个欧洲2010年至2011年期间的抗议潮等),俄罗斯也未能置身于整个世界环境之外。第二,自身不断发展的俄罗斯经历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中产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技术革命对全世界政治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交媒体在俄反对派和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上述社会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经济发展不顺遂的条件下,前文提到的改革隐患使统俄党的选民基础发生动摇。此外联邦中央在选举前的决策也是造成选举结果的部分原因。在维·沃罗金(ВячеславВолодин)[33]倡议和普京支持下建立的全俄人民阵线在客观上分化了统俄党的支持率。[34]梅德韦杰夫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州长更换,将民选时代的一批州长换成更为忠诚的官僚,寄希望于其努力调动投票,结果反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35]

  

   在上述复合条件下,统俄党在2011年的地区选举前就遭遇了支持率下降的危机,最终在联邦级别选举中遭遇了失利,甚至被诟病选举舞弊。选举后,俄罗斯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二)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地区选举和地区政治变化

  

   1.表面“放松”与实质“收紧”的政治进程

  

   2011年末至2012年的街头抗议,导致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局不甚理想。体制外的反对派通过组织抗议动摇国内政治的稳定,体制内的反对派利用政权党的支持率下跌增加了自身的政治“分量”。普京第一、第二任期设定的一系列制度被认为有失效的可能。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沃罗金接替弗·苏尔科夫(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担任总统办公厅负责国内政治的第一副主任[36],被认为将重塑在2011年开始失效的制度。沃罗金上台后,俄罗斯国内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带有宽松性质的具体改革,以提高政治领域的“公开性”、“竞争性”、“合法性”。改革内容包含:放松政党注册门槛、恢复州长直选、严格选举监督措施等具体立法改革。

  

   然而这些改革现在来看,只是面对民众情绪的妥协性回应,其背后反而隐藏着一系列严格政治控制的实质。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实际上面临着威权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一系列政治制度及实践发生了原则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通过制度和非制度手段扩大对反对派政治人物的压制(对2011、2012年的街头抗议领袖和积极分子的监禁);系统地进入公民社会,扩大意识形态管控的领域,并加强对个人领域的干涉;对媒体进行政治控制(包括“外国代理人法”及其他媒体监督选举领域的立法改革)等。

  

   上述变化中当然也包括了一系列选举立法及相关政治制度的修正,联邦中央进一步增强了对各级选举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第一,恢复州长直选和加强竞争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制度上的约束,选举的准入机制进一步收紧。第二,通过混合选举制度的回归及其他配套的选举制度改革,保障统俄党在国家杜马的席位数。[37]第三,通过放宽政党注册条件,用众多新政党分化选举市场,将集中的抗议投票引向众多小党、新党。

  

   在地区选举层面,制度上的约束体现在,即使最为令人瞩目的州长直选也存在着各种保障机制和“过滤器”,比如:

  

   第一,2013年俄联邦进行立法修正,规定联邦主体有权力自行决定地区首脑产生方式,可以选择直选或由议会代表投票的方式选举地区首脑。这一规定为一些地区取消直选提供了可能性。当前俄罗斯已经有数个地区采用议会投票方式选举地区首脑。这主要为北高加索等地区的民族共和国或自治区,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汉特-曼西自治区、阿迪格共和国、涅涅茨自治区等。这一改革被普京认为有利于保障有民族问题的地区的稳定。[38]对此,有俄罗斯专家质疑,虽然当前只有少数地区实行议会选举州长的方式,但鉴于统俄党在各地区议会多数党的统治性地位,通过修改地区法律取消直选,从法律上讲是可能的。[39]

  

   第二,设置“犯罪过滤器”(Криминальныйфильтр)[40],将真正的反对派排除在合法的选举舞台之外。犯罪过滤器不仅针对地区选举,而且针对俄联邦各级别选举,指的是对候选人的犯罪记录限制。2013年以前,犯罪记录并不是参加选举的障碍,候选人前科未消灭(即有犯罪记录)也可以参加选举。这一规定被认为使一些反对派候选人不可能通过注册手续。比如2018年总统大选最受瞩目的反对派候选人纳瓦尔内,其候选人资格被中央选举委员以犯罪记录问题为由驳回。实际上纳瓦尔内不仅不能参加总统选举,因为犯罪记录限制,他也不能参加俄联邦各级别的选举。

  

   第三,设置“市政过滤器”(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ефильтр),将有实力的、但非中央“属意”的反对派候选人排除在选举舞台之外。市政过滤器指候选人必须收集到所在联邦主体市一级领导、议员的支持签名,才能最终完成注册并参加选举。这些签名包括:各市级立法机构代表和(或)市级行政领导的支持签名。根据各地区具体法律规定,签名的立法机构代表或领导比例应达到所有代表和领导总数的5%-10%,而且这些代表或领导应该至少来自该地区三分之二的市级立法机构或市政府,即不能在某几个行政单位一次收集多名代表签名。市政过滤器对于在任州长和政权党来说是有利的。现任州长拥有地区行政资源,政权党在地区、各市级立法机构中占优势地位。比如在2018年州长选举中,只有统俄党有能力在全部22个联邦主体、俄共有能力在3个联邦主体,靠自身政党实力通过市政过滤器,独立推出自己的政党候选人。[41]否则,候选人通常需要经过跨党派协商,得到中央和统俄党的支持,才能注册为候选人。因此,尽管2012年以后出现一些体制内的反对派州长,但他们还是经过联邦中央“允许”的人选,不可能是真正的反对派。

  

除了对于州长选举的准入限制,立法机构选举中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注册难度也进一步提高。这首先体现在2014年春,俄法律恢复了对选举签名的要求,且标准较之前法律有极大提高。[42]这一收集签名的标准被评论为“苏联解体以来最严格的收集签名要求”[43]。此外,其他注册流程也较以前更为复杂,需要提供的文件繁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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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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