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竹: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3 次 更新时间:2019-05-30 13: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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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云竹  

  

   〔内容提要〕40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美国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军事博弈。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关键词:中美关系 军事关系建交后 军事交流与合作 竞争对手

  

   1978年12月16日(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19年,中美建交已经40周年。当我们回首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历史时,不能忘记40年前,驱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始动力,是共同的地缘战略考虑和一致的军事需求。中美建交后,军事领域曾经是两国政府高度关注、并致力于优先进行合作的领域。

  

   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美国亚太同盟体制的强化及其亚太前沿兵力部署态势的提升,随着中国军事战略目标的多元化和军事力量的海外拓展,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利益碰撞面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在涉台问题上。而进入21世纪后,军事利益的冲突逐渐扩展到东亚其他地区。这突出反映了两国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关系,预示着两国在东亚陆海衔接地带发生军事危机的风险不断升高。针对这一情况,中美都有预防和管理军事危机的强烈愿望,并进行了实际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双方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东亚以外的地区,在全球军事与安全事务中,中美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多边框架中进行军事合作的机会也日益增加。

  

一、中美军事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民众反战呼声日益高涨,与苏联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信心亦有所下降。而中国在深陷“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同时,还要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严重安全威胁。中美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都认识到共同抵御苏联和维护亚太安全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1972年,中美双方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恢复了交往,军事合作是早期交往中颇具实质意义的内容。例如,1976年中国军方曾邀请一些美国专家来华走访和座谈,提供详细的军事咨询。1977年美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访华时,随行人员中有负责空间与防御科学的副顾问本杰明·休伯曼(Benjamin Huberman),与中方的会谈包括了军事合作的内容。同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率领科技代表团访华时,随行人员中也有非常敏感的军事科技部门的代表,如宇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还没有制定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而中国强烈反对美国与台湾保持联盟关系,在台湾驻扎军队和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中美的军事合作只能是初步的和试探性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军事关系得到优先发展。1979年美国参众两院代表团分别访华,讨论了中国购买美国军事技术、美舰访华、情报合作等问题。1980年两国国防部长实现了互访,开启了其后十年积极和务实的军事合作。1983年9月,美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 Weinberger)访华,双方确定了以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交流框架。1981至1989年,中国派出包括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海、空军司令员等九个高级别代表团访美;美国则派出包括国防部长、副部长、助理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太平洋总部司令、军种参谋长等15个高级别代表团访华。高层互访深化了对抗共同敌人的战略共识,为军事关系奠定了友好发展的基调。两军之间的对口交流活动也频繁进行,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观摩、条令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对口交流促进了两军各层级的互相了解与信任,促进了操作层面的合作。然而,军事合作的最大亮点是在军事技术领域:美国国会不断放宽对中国出口军品的限制,给予了中国相当于非北约盟国的友国待遇,中美就军品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黑鹰”运输直升机、反潜鱼雷,战术防空雷达通信器材等军事装备的采购,歼-8战斗机电子设备的改造等。整个20世纪80年代,军事关系的发展具有起点高、进展快、内容实的特点,是两国关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中美军事合作的蜜月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戛然而止,随后出现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抽走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双方的军事交流全部停止,未完成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被终止,美国还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长期实施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2005年,当欧盟讨论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时,美国通过一轮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强力阻止了欧盟对华解禁的行动。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无法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而且成为双边关系中最脆弱、最波动、也是最缺少实质内容的关系。如果中美总体关系可以用“时高时低”来形容,军事关系则只能用“时走时停”来描述。中美两军关系时断时续,有不少时候完全处于停止交往的状态。造成关系停摆的大多数事件涉及台湾,如1992年9月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5和1996年两次台海危机,2008年底小布什总统、2010年和2011年奥巴马总统的对台军售决定等。同时,突发事件也曾导致两军较长时间停止交往,典型的有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4月美国EP-3侦察机与中国歼-8战斗机在南海相撞等事件。其次,美军不断加大对中国进行抵近海空侦察的力度,不但严重破坏军事互信,还大大提升了擦枪走火的概率。除2001年撞机事件外,还有2009年美海军的“无瑕号”(Impeccable)、2010年的“胜利号”、2013年的“考彭斯”号,以及2018年“迪凯特”号(Decatur)等与中方执法船和军舰对峙的事件。此外。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限制美军与解放军进行交流,如《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要求国防部审查与中国军队的交往情况并评估利弊,就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禁止中美两军在12个领域进行交流等。这些法律为两军交流合作设定了明确的底线,即任何交往都不能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从而大大限制了两军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当军事关系的持续低落影响到中美总体关系发展时,如何建立新型两军关系就成为中美元首峰会中讨论的重要议题。2013年中美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两军应当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2014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时,也曾积极评价两军交流取得的重要进展。2015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会晤时再次重申了要促进持续性及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动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此后,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三次正式会晤中,双方也都强调了建立良好军事关系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美军事关系逐渐趋于稳定。这主要表现在:尽管中美在台湾、东海、南海和其他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并时有危机发生,但双方始终保持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极少出现军事交往全部停顿的情况。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之间的机制化对话平台,如战略安全对话(2017年后升级为外交与安全对话)、国防部工作会晤(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 DPCT)、国防部防务磋商(Defense Consultation Talks, DCT)、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稳定运行,并新增加了战略规划部门、军种和联合参谋部之间的对话,交流机制日益健全。

  

   双方都认识到预防冲突和避免对抗符合共同的利益,并于2014年11月在构建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签署了《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2015年两国国防部又为两个备忘录新增了“军事危机通报”和“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附件,并同意就其他附件进行磋商。

  

   两军之间的务实交流涵盖了军事教育、学术研究、军事医学、档案合作、海上搜救、抢险救灾、反海盗、维和行动等内容,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努力探索新的合作形式,每年规划的交流项目多达数十项。

  

   此外,中美军队开始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联合国授权的亚丁湾护航、运送叙利亚化学武器、抗击北非“埃博拉”病毒等任务中进行合作,显示了双方超越双边的利益冲突,在亚太和全球为共同利益进行军事合作的潜力。

  

   2017年12月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战略与安全文件,其高官也不断发表讲话,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敌手,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了全面强硬。2018年3月,美国政府开始以对抗姿态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使贸易摩擦很快上升为贸易战。贸易战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很快超出了单纯的贸易问题,扩展到市场开放、企业政策、技术转让、金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向地缘战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社会文化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扩大。

  

   对华强硬的政策趋势也反映在军事关系中。美国防部先是以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为名,取消了对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其后又针对中国军队从俄罗斯采购武器装备,宣布制裁解放军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部长。美军还把更多的战略能力部署到中国周边,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对中国的指向性,强化了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以更加强势的姿态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主张,压制中国军队的影响力,安抚地区盟国和伙伴国的焦虑情绪。

  

尽管如此,两军领导人仍然保持了正常的互访活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于2018年6月正式访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也于2018年11月正式访问美国并出席第二轮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该对话的联合声明确定了双方将就建立两军《危机预防沟通框架》保持沟通,这是继2014年《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备忘录后,中美军队致力于加强沟通、降低风险和避免冲突的又一个重要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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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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