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尚金: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新变化与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 次 更新时间:2019-05-29 23: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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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尚金  
藏匿于自由网络之中的民粹思潮更易激活草根民主意识和群体反叛行为,超越一地一域的非理性民粹抗议运动集体爆发,影响波及全球。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国民众频频发起各种抗议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实行广泛的参与民主。一些极端政党利用网络“朋友圈”,宣扬民粹主义,反对精英政治。它们不按常规出牌、反传统、反权威的言行,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从而赢得较高支持率。

   (五)政党政治日益“媒体化”

   当今新闻媒体及网络正快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网络媒体聚焦当今政治和社会热点,频频设置并炒作公众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导向,从而迫使政党迎合媒体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都希望同媒体建立良好关系,注重通过媒体来了解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并引导媒体发挥正面影响。一方面,现代媒体已广泛介入政党政治,部分地改变了传统政党的政治功能,成为政党争夺政治话语权的主要竞争者。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受媒体影响而弱化,政党越来越根据媒体的喜好来选择党的领袖,政党推举本党领袖参选、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教育和培训党员等作用都受媒体冲击而渐渐丧失,政党党内选举和决策等活动往往屈从媒体意志和舆论压力或紧随媒体舆论偏好而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精英都注重提高自己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善于利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甚至借助媒体“做秀”,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一些政客依赖网络、电视等媒体宣传,极力塑造领袖个人魅力和亲民形象,更容易成为民众接受的“网红”。西方国家各种选举与其说是候选人之间才能的比拼,不如说是一场多媒体真人秀。不少候选人为吸引女性选民和年轻选民,往往借媒体把自己打造成俊男靓女,以抓眼球的外部形象博取选民的情感认同。另外,候选人借媒体炒作造势,媒体也对参选人的道德操守、行为举止、政党对涉及公众利益问题的态度和处置方法等津津乐道。一旦被媒体披露有贪污受贿、渎职违法等行为,政党及其领袖形象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被媒体“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2009年5月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刊文,披露了以布朗首相为首的部分工党内阁成员的公款报销账目,200多名国会议员卷入“报销门”,反对党借此逼工党领袖布朗下台。①当今美国媒体报道中的党派偏见也愈加明显,比如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倾向共和党,而CNN、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则对民主党更加友好。以CNN、《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不满“政治局外人”特朗普的上台,借俄罗斯黑客干扰美国大选一事,频频炒作特朗普负面新闻。民众关注媒体,媒体以自己的偏好推送新闻议题,引导民众,如媒体对新闻认知差异超过一定程度,其舆论引导便会加剧民意的两极化。目前,世界大多数政党都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扩大自己的宣传阵地,争取民众对自己纲领主张的理解与支持。许多党通过网站和手机,及时更新和公开党内文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在线解答网民提问。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分重视媒体作用,利用手机短信、网络博客、在线交流等形式拉近与选民的距离,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革新党的活动方式,“网络党”和“媒体党”色彩愈加明显。意大利“五星运动”从网上“朋友圈”逐渐壮大为今天的主流政党,德国海盗党提出“网络问政”、“公民参与”的主张,吸引了不少人注意。西班牙“我们能”党是典型的网络政党,入党门槛很低,无须缴纳党费,只需网上登记即可,截至2017年2月中旬,该党网站显示其登记党员有456725人。近年来,日本网络右翼这一特殊群体同样异军突起,他们以匿名方式在互联网上发表支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宪法第九条(即放弃发动战争条款)和攻击中国等极端言论,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热点问题讨论,在网上聚成有数百万之众的右翼团体。

  

   二、西方政党政治扭曲效应

  

   (一)政党恶斗加剧朝野分裂和政治极化

   在政治日益沦为迎合大众工具的今天,西方政客更倾向将困难归咎于外部因素,民族主义容易成为他们赢得选票的一张王牌。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对伊斯兰教的偏见,从过去一般排外到高调反伊斯兰,排斥穆斯林移民和难民。如此敌视伊斯兰教,或再次掀起“文明的冲突”。西方多党博弈与制衡,多以裹胁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政客为取悦舆论或特定选民,往往特立独行走极端路线,进一步加剧朝野矛盾和政治极化,政党博弈与制衡演变为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如此,尽管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相互制衡,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无法弥合社会裂痕。美国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以党派划线,“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前些年,由奥巴马倡导、民主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国会表决时,参众两院竟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法案。特朗普上台是美国社会矛盾和政治极化的集中爆发,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他首次国会演讲的反响有天壤之别,一边是共和党议员全体欢呼,另一边是民主党议员集体静默。欧洲左、右翼政党政策主张虽大同小异,但左、右翼党派往往相互掣肘,议会成为角斗场,政治对立常态化。近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政治“极化”更加明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和在野党尖锐对立,政坛乱象不断。最近,委内瑞拉反对党“正义第一”党领袖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反对党议员团主席胡里奥·博尔赫斯(Julio Borges)等结成反对党联盟“民主团结圆桌会议”,试图通过发起罢黜公投、政治审判等举动,将左翼的马杜罗总统拉下马,府院朝野对立如同水火。亚洲的蒙古改行多党民主制以来,人民党和民主党风水轮流转,党争不休,政客缠斗绑架国家利益,导致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二)政党民粹化加剧“街头革命”

   民粹思想说到底是民众不满情绪的聚合反应,极端政党正是以民粹主义为旗帜,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及合法性。在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和主流政党怀有极大的不信任和失望情绪、希望为现政坛吹入新鲜空气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利用平民大众的朴素民主诉求,以国家和民族作为旗帜,刻意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感,以煽动性和不切实际的口号来取悦操弄民意,以民粹化的道德意识和非理性主张取代以权利与分配议题为中心的传统左右政治。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往往站在民意和社会公正的道德高地,推崇大众民主,视平民运动天然合理,放纵其中的非理性抗争行为,鼓动以反体制和保护个人权益为主要诉求的“街头政治”,引发多国社会风潮。当今街头政治往往“线上爆发、线下发展”,以占领地标性的广场街道、切断交通甚至打砸抢烧等激烈抗议形式,吸引各方注意。还有一些民粹政党利用网络,发泄对现实社会的失落和不满情绪,主张按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规则,重构现实政治。网络自由和虚无空间容易引发网络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偏激思潮。有人已经意识到,声势浩大的网络民粹主义对政府形成强大监督,但同时更容易导致民众“过度政治参与”,从而制约甚至绑架国家正常运行,影响社会稳定。民粹主义政党推崇大众直接民主,热衷于挟持民意搞街头政治,以激进手段表达不满和诉求,冲击现行政治秩序。西班牙“我们能”党利用当时出现的反紧缩社会思潮和民众愤怒情绪,以极富煽动性的言论攻击执政党,发动百万民众街头抗议,导致西班牙传统的两党治理结构崩塌,政局持续动荡。该党总书记巴勃罗·伊格莱斯亚斯(Pablo Iglesias)认为,只有街头革命,才使党施展拳脚。该党在2017年初举行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党的首要任务是为社会正义、人权、决策权进行斗争,将街头革命放在“政治行动的中心位置”。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迎合中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反体制、反移民、鼓吹直接民主、还政于民,其口号极具煽动性。该党在欧盟牵头组建了“国家和自由”欧洲议会党团,既是对欧洲一体化决策机构的一大嘲讽,也将增大欧盟内部决策难度。当今,一些极端政党虽归宗入流,实现角色转换,但其基本主张没有改变,反而会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使“街头革命”成为常态。

   (三)以政党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根基破损

西方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普选制和现代政党基础之上的,有着特定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空间,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广泛参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代议制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当做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事实上,多党竞争很难保证产生人民希望的为人民执政的政府,金钱政治下的选票很难选出众望所归的领导人。过分强调“选民是上帝”,导致一些政治势力刻意迎合并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借助民粹主义来获得选票。目前,西方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得势,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理论多么先进、自身能力有多高,而是极端政党与民族、宗教、部族、行业等密切相连,政党理念主张和活动方式民粹化,其民粹主义主张能吸引一部分民众。一些极端政党及草根型政治领袖借助民众对现行政府治理体制机制不满,挟持民意,批判现行政治腐败和议会民主低效无能,反传统、反权威,不按常规出牌,对抗传统精英政治,容易为那些渴望平等公正的中下层民众接受,从而赢利较高支持率。英、美是西方代议制的先行者和典范,历史上一直实行三权分立的间接民主,不搞全民公投和直接民主。由于难民、债务、恐怖主义威胁,全球范围内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普遍上升,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内顾”为主,“开放的欧洲”和“封闭的欧洲”、“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间冲突激烈,诸多冲突矛盾呼唤强大的国家和政府实行强力治理。英国独立党迎合本国民族、民粹思潮,突破代议制民主禁区,极力推动英国“脱欧”公投。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将“脱欧”公投付诸实施,最后出现微弱多数赞成票压制近半数国民不赞成的意愿。英独立党裹胁民意,以公投决定国家前途命运,这无疑是对英国代议制民主的巨大冲击。美国一向以民主、自由、人权“政治正确”自居,以民治、民有、民享为傲,宣称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和主流价值。事实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政治日益“极化”。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后,坚持美国第一,突出本国利益,将一批与自己性格、主张相近的保守分子聚集决策核心圈周围,如提名担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是第一位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的参议员,另外又选择两位富商来管理与底层社会联系密切的教育部与劳工部。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代议制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相去甚远,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美国的宗教、人口、文化多元,社会层次多元,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政治日益极化的今天,仅靠“美国梦”的西方价值观已无力凝聚各方利益,代议制民主也支撑不了日益复杂庞大的政治机器,许多美国人不得不质疑这个自称体现全民意志的“先进民主”制度到底怎么了?西方一些国家通过选举,将反代议制民主的极端势力和民粹主义政党送上政坛,有违西式民主初衷,如此种种的“二律背反”再次表明,以多党制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已陷入困境。在信息网络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内在要求与网络技术融合,加强了公民政治沟通的能力,提高了政治表达的自由,触发了公众对民主形式的再思考,各种利益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运作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参与模式。平等参与意味着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过渡,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广受质疑。有学者认为,网络民主形式是多元社会中的直接民主,将代替传统的代议制间接民主。一些美国学者批评说,美国民众正在丧失民主权利,这不仅表现在选举被人操纵,还表现在富人主导政治,民众的参与度逐渐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甚至说,当下美国“属于1%,由1%的人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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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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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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