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圆:法学范畴分类中的隐喻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9 00: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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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圆  

   【摘要】 范畴分类乃学科之根本,法学中无数理论争议最终都可被归结为范畴之争,而民法学界对“公司—股东”关系范畴划分的争议即为典型。学者们围绕“公司—股东”关系应被划归为哪种法律关系展开了激烈争论,却未意识到自己乃是站在经典范畴理论的立场上。当经典范畴理论被原型范畴理论所取代,我们就必须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法学中的范畴划分问题。作为研究新视角的原型范畴理论视范畴为以原型成员为中心、向周围发散的开放性结构,而将某一非原型成员固定在范畴内的,乃是此成员与原型成员的相似性隐喻联结。因此,隐喻为法学范畴的分类和创造提供了原理及方法论支持,这是隐喻之于法学的重要意义之一。

   【中文关键词】 法学范畴分类;隐喻思维;“公司—股东”关系

  

   范畴分类之于法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律实践中很多重大争议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范畴之争。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应被归属于主体之人还是客体之物?经济法到底是公法、私法,还是公私一体之法?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争执不休,却很少有人将它们上升到范畴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思考。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经济法的定义在法学理论中相当明确,我们只需要将这几个概念各自的界线划定清晰,就能从全貌上作出何者应归属于何范畴之判断。而这些问题之所以到现在还无定论,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界线还未划分清楚,学者们还未一窥其全貌。然而,法律体系中的范畴是否皆有清晰的逻辑边界?为什么会出现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经济法一类的分类疑难?法学范畴分类过程是否包含着某种修辞思维之运用?本文拟以民法学中的“公司—股东”关系理论为分析样本,对以上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一、范畴之争:“公司—股东”关系的四种理论

  

   历史上,民法学者曾先后将“公司—股东”关系划归为四种相互竞争的范畴——双重所有者、债权债务、平等契约和社团社员法律关系范畴。一些学者认为“公司—股东”关系应被归属于双重所有者法律关系。[1]但是,普通意义上所有者对其财产只会拥有占有、收益和处分等财产性权利,而股东的投资行为不仅可以为其取得财产性权利,还可以使其获得公司管理参与权。一些学者认为“公司—股东”关系应被归属于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但在普通民事活动中,债权的产生既可以经由双方合意,也可以经由不法行为(如侵权)。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形式非常有限,仅仅是请求债务人做出某种积极行为。在股东与公司关系中,股东不仅因出资享有了股息红利请求权,还获得了公司参与管理权,后者已跃出了请求权的范围之外,完全背离了债权的典型特征。一些学者认为“公司—股东”关系应被归属于平等契约者法律关系。持这一理论的学者指出,公司与股东之间乃是因为订立契约才形成了之后的法律关系[2]。但是,传统的契约理论对契约的界定非常严格并拘于形式,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契约都必须以双方充分且真实的合意为基础,而这一合意还要以适当的方式展示出来。[3]在现实生活中,股东往往并不会与公司直接打交道,他们通常以中间人为媒介来完成出资。股东与中间人有契约关系,中间人与公司有契约关系,这并不代表公司与股东有契约关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司—股东”关系应被归属于社团社员法律关系。严格意义团体中社员资格的取得并不以出资为要件,社员对社员权的享有完全基于其社员身份。即使在财团法人中,典型的社员权也主要表现为以人的集合为依托的人合性质。而股东不同于公司中的普通社员——公司自主聘请工作人员并为其提供一定报酬,可以仅仅考核此人的文化水平、办事能力,而不关心其本身私人资产是否充足,股东则不然;社团可以自主对违反纪律和秩序的社员进行一定制裁,法律一般不会对社团制裁社员之行为进行横向干涉,而公司解除股东资格之行为却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上述四种划分方法都各有问题,以至于“公司—股东”关系到底应被划归为哪一法律范畴,学界对此迄今仍未形成统一答案。部分学者主张将“公司—股东”关系完全独立出来作单独定性。但是,独立定性也就意味着“公司—股东”关系暂时不能被归类为已有的法律范畴,这将导致法律在“公司—股东”关系的规制和保护上陷于被动。或许有人会认为,虽然“公司—股东”关系现行的范畴划定都存在问题,但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其真正的归属。民法中肯定存在着一项不同于双重所有权、债权债务、平等契约和社团社员的法律关系理想范畴,它可以与“公司—股东”关系达致完全融合。然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坚定不移地相信理想法律关系客观存在的学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判断乃是建立在经典范畴理论的基础之上。

  

   二、从经典到原型:范畴分类的理论转向

  

   当民法学者作出“公司—股东”关系是社团社员法律关系这一判断时,实质上是要将前者归于后者之范畴。社团社员是一组相较于“公司—股东”关系而言更为抽象的法律关系,其下包含了众多关系项:“科学技术协会—成员”“表演艺术界联合会—成员”“拍卖师行业协会—成员”“律师协会—成员”“足球协会—成员”……社团社员关系是“公司—股东”关系的上位概念,若将后者纳入其包含的范围中,它将与社团社员原有关系项形成一组并排,如下图所示(图1):

   (图略)

   图1

   经典范畴理论认为事物的特征是客观的,范畴化必须以其共有特征为充分必要条件[4]。假设a1、a2、a3和a4都包含在上位范畴A之中,那么这四者必定可以抽象出某些共同特征。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认可上位范畴“鸟”可以包含麻雀、乌鸦、大雁和老鹰等成员,它们具有多项共同特征——拥有翅膀、羽毛和爪子;在树上或崖上筑巢且会飞翔;卵生而非胎生,等。这些共同特征组合在一起往往就是抽象概念“鸟”之定义。范畴及其成员的共同特征内容明确且边界清晰,若某新物种的特征与之完全重合,人们会自然地将这一新物种划归到该范畴中。但是,若该新物种的特征与之并不能达致完全重合,人们或许会质疑将该物种划归于此范畴的正当性基础。在经典范畴理论框架中,同一上位范畴下辖的所有成员地位皆相等:既然麻雀和乌鸦都拥有“鸟”这一范畴的所有特征,那么就不能说麻雀比乌鸦更是鸟。

   因此,根据经典范畴理论,在“社团—社员”关系这一上位范畴所下辖的关系项中,也应存在范围有限且边界明确的多项共同特征,它们乃“科技协会—成员”“艺术联合会—成员”“行业协会—成员”“足球协会—成员”等所共有。我们将这些共同特征预设为从Y1到YX的特征集,并依据常识罗列如下:(Y1)其中一方主体必为自然人之集合,而另一方主体则是此集合中的自然人;(Y2)自然人集合的方式必须是自愿而非强制;(Y3)这一集合是民间性集合;(Y4)自然人集合的目的是为实现共同意愿;(Y5)有自己的组织方式和章程制度;(Y6)这一集合可以自主决定成员的去留,并对违反章程制度的成员进行惩处……虽然我们无力将所有的共同特征都罗列出来,但是经典范畴理论却使我们相信此份目录终有尽头:一定存在着某一特征YX,它是上位范畴“社团—社员”及其所属成员共同特征的边界项,由此在Y1到YX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只有满足Y1到YX所有项目的事物才能被纳入社团社员之中。“公司—股东”关系项乍看之下与社团社员这一上位范畴所包含的绝大部分特征相吻合。但是,正如反对将“公司—股东”纳入社团社员之范畴的学者所言,公司并不能自主决定股东的去留,其对违反章程制度的股东的惩处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公司—股东”关系项不符合Y6之特征。再者,公司这一集合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财产的集合而非人的集合,其在Y1这一特征上符合性较弱。“公司—股东”关系所包含的特征虽与社团社员之特征有所交集,却并不能完全地重合,因而不能被纳入社团社员范畴之内。

   不论是主张将“公司—股东”关系纳入社团社员之范畴,还是主张将“公司—股东”关系纳入双重所有者、债权债务和平等契约之范畴,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议都以经典范畴理论为前提。他们在讨论“公司—股东”关系性质之前,已然预设了上位范畴的封闭性特征,并将“公司—股东”关系中的特征与这一封闭特征集作比较,寻找两者的重叠项。而当他们意图批驳敌方的观点时,则将注意力转向对方所持观点中的非重叠项。学者们绞尽脑汁地在两幅图景中寻找相同点和不同点,却忘记了去审视自己的寻找本身——为什么只要找到两者之间特征上的重叠项就可以确定aX是A?为什么只要找到特征上的非重叠项就可以确定aX不是A?难道真的存在一个理想的上位法律范畴,它既是其原有成员共同特征的总集,又能将“公司—股东”关系完全地囊括其中?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最早发现了经典范畴理论的缺陷,并以“游戏”概念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作为一项典型的上位范畴,游戏下辖了众多成员——下棋、打牌、球赛、奥林匹克比赛和掷色子等。在上述游戏成员中,奥林匹克比赛、球赛是为了竞争输赢,下棋、打牌则是为了娱乐;有的游戏只需运气,如掷色子;有的游戏更重技巧,如下棋、球赛和奥林匹克比赛;有的游戏则需技巧与运气兼有,如打牌[5]。我们无法从游戏的众多成员中抽象出一个由所有成员共有的理想特征,正如同一家族的成员在体形、相貌、气质和眼睛颜色等方面部分地重叠、交叉一样,同一上位范畴下辖的成员之间也只存在一种锁链般环环相扣的家族相似性[6]。

   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ach)在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7]。在前文已谈到的范畴“鸟”中,麻雀、乌鸦、大雁和老鹰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特征——可以飞翔,但原型范畴理论认为总能找出成员aX(如鸡、企鹅和鸵鸟)并不符合这一特征,它们却仍然被归属于鸟类。因此,假如将上位范畴“鸟”的共同特征集预设为一个封闭系统,其下辖成员往往并不能完全符合这一封闭系统之全部,而只能是交叉地、部分地符合。同时,我们的上位范畴往往是无意识地以某一成员为原型建立起来的——英美人将知更鸟作为鸟类范畴的原型,中国人则倾向于将麻雀作为鸟类范畴的原型。与原型成员相似之物被人类认知化归为同一范畴,进而围绕原型成员为中心形成了一组辐射状排列,越靠近中心原型的成员具有该范畴的特征越多,越靠近边缘的成员具有该范畴的特征越少,直至难以确定某物到底该属于这一范畴还是那一范畴[8]。经典范畴理论认为一个事物如果已隶属于某一范畴,就不可能再隶属于同级的另一范畴,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界限总是清晰的。原型范畴理论恰恰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形式,范畴成员的辐射分布结构导致某些平级范畴可能在边缘出现交叉和重叠。也就是说,某一事物可能有部分特征与范畴A相重叠,有部分特征与范畴B相重叠,还有部分特征与范畴C相重叠,A、B、C三者为平级范畴。在这种情况下,X到底应被归属于哪一范畴就成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疑难问题,因它置身于多平级范畴边界交叉范围中。再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公司—股东”关系恰好就处于此种尴尬境地。

  

   三、“公司—股东”范畴分类的隐喻相似性联结

  

   由于原型成员被预设为一个范畴集中的唯一项,到底何者是双重所有权、债权债务、平等契约和社团社员法律关系的原型成员,民法学界应有争议。当范畴成员以原型为中心作辐射状分布时,我们可将最靠近原型的成员称为典型成员,并以此为参考来衡量“公司—股东”关系在范畴中的所处位置。典型成员是现行法律理论中已被公认为绝对分属于以上范畴的成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上述四个范畴的典型成员与“公司—股东”关系皆具有强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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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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