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玲:从方法论的视角看罗尔斯的“政治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3:44:35

进入专题: 反思平衡     原初状态     康德式建构主义  

孙小玲  

   内容提要:反思平衡标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开放的伦理研究方法,以经验科学和归纳逻辑为范型,具有尊重却不屈从习俗、强调个体自我反省的特点,体现了罗尔斯思想中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面。与此不同,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则明显受到康德和卢梭的影响,致力于构建一个绝对的、准先验的道德视点(原初状态),以理想共同体中的立法为其旨归。本文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论取向在罗尔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呈示出的复杂张力关系及其微妙变化,表明与罗尔斯“政治转向”相伴随的是他向反思平衡方法的回归,这一回归也界说了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最终采纳的形态。

   关 键 词:反思平衡  原初状态  康德式建构主义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他要阐释的是一种独立于所有完备的(comprehensive)道德和哲学学说的政治正义理论。这通常被称为罗尔斯思想的“政治转向”(political turn)。关于这一转向的必要性,罗尔斯自己提供的解释是因为《正义论》第三编中关于稳定性论证的缺陷,这一论证事实上预设了所有公民都基于同一种道德哲学学说,尤其是康德式的自律观接受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可能性。但是,恰恰在一种自由的制度下,我们不能期望任何一种完备的学说会得到全体公民一致的认可,毋宁说“合乎理性的然而却互不相容的完备学说之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论实践的正常结果”①。鉴于这一多元性事实,罗尔斯认为从某种完备的学说出发要求公民认可一种政治原则不仅不现实,而且违背了公民自由地选择自己可以承诺的道德与哲学信念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做出界分。对于这一区分以及与之相连的政治转向,学者有赞同也有反对,也有对此抱有疑虑者。本文无意介入这一激烈争论,而是试图从罗尔斯的方法论的变化去理解这一转向。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罗尔斯同时启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即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反思平衡法与一种结合了康德与古典契约理论的准先验(quasi-transcendental)的构造与论证原则的方法,并且两者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毋庸置疑,罗尔斯综合两者而发展出其建构主义方法,但在其思想的不同时期,这一综合呈示出不同的形态。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更多地倾向于一种康德式的准先验方法,并试图为他的两个原则提供一种近乎绝对的证明;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在某种意义上返归到他早期更富有开放性的反思平衡法。对后者来说,任何原则建构的起点只能是我们,即一个特定文化中人们共享的信念,所以,也就不存在一个完全超越特定历史文化的先验的视点以及从这一视点出发对道德原则的证明。由于其正义原则建构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中人们多少共享的政治信念,这些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仅限于该政治制度中人们之间的政治性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将原则的建构看作一种特定政治文化中人们对自身持有的信念反思与理解的方式。就此而言,罗尔斯的“政治转向”同时表征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自我限制。这当然不是说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在罗尔斯那里道德原则的探讨与对伦理方法的研究互为影响,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对其方法论经常微妙变化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独特视角把握其道德理论的变化。

   罗尔斯对伦理方法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写于1951年的《伦理决断程序之纲要》。在此文中,罗尔斯探讨了一种公正地裁决冲突的利益的程序原则的可能性。按照他的构想,我们首先需要获得一组关于日常道德问题的深思熟虑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即有正常道德判断能力与其它智力的判断者在较为理想的主客观条件下做出的直觉性判断,这些判断者不仅不受可能扭曲我们判断能力的情绪的影响,也不受自己的私利和偏好的支配,并且对有关事实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对作为其裁断对象的冲突的利益具有同情的知识。基于这些深思熟虑的判断,可以发现一些解释性原则,按照这些原则,任何有正常能力的判断者都可以在无赖于直觉的情形下做出与深思熟虑的判断一致的道德判断。显而易见,罗尔斯在此所言的原则并非实在的(substantive)原则,而是程序(procedural)原则,即规范指导我们道德判断活动的方法。在理想情况下,或许能够获得一个(组)涵盖所有深思熟虑判断的原则,这在罗尔斯看来构成了伦理学的首要目标。但是,在这一探讨性的尝试中,罗尔斯并没有给出任何这样的原则,也没有断言必定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东西是明确的,正如罗尔斯一再强调,对伦理原则的探讨是经验性的,其所采纳的是经验科学中广泛使用的归纳法以概括出“所有深思熟虑的判断中不变的东西”②。深思熟虑的判断不仅构成了原则建构的起点,而且构成了原则的最终证明,在此意义上,这些原则可以被视为对深思熟虑的判断的解释(explication)。

   以一种非常纲要的方式,罗尔斯在此勾勒出一条从深思熟虑的判断到原则而后又返归判断以证明原则的方法论路径。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称此方法为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所谓的反思平衡可以被视为通过反思深思熟虑的判断而获得原则的活动。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强调这一反思的双向性,我们不仅由深思熟虑的判断进到原则而且从原则返归判断,在这双向性的反思进程中不仅可能修正与判断不符合的原则,也可能修正与原则或者其他深思熟虑的判断不相符合的判断。在此,虽然深思熟虑的判断作为反思的出发点而被假设具有一种临时的有效性,但其与原则的关系不再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性的、互为作用和互相修正的关系,这一互相作用在理想状态下达到一种原则与判断之间的和谐一致,可以称此理想状态为反思平衡的状态。

   显然,与《伦理决断程序之纲要》给出的方法有所不同的是,深思熟虑的判断不再具有原先那种基础的意义,作为标准的也不只是判断,而更多地是判断与原则之间的和谐。反思平衡方法在《正义论》中只是作为原初状态及由其获得的原则的一种必要(不一定充分)的证明而被引入。所谓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乃是一种假想的状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在这一平等的初始状态就应用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作出理性的选择。为了保证这一初始状态的公平性,罗尔斯对其设置了诸多限制,包括著名的无知之幕。原初状态中的人们被假设不具有关于自身特殊性的任何知识,这样在选择原则时他们就不可能有所偏私。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原初状态不只是正义原则产生的机制而且还构成了原则的证明,正义的分配原则即是在公平的初始状态获得人们一致同意的原则,这解释了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我们或许可以将基于原初状态对原则的证明称为一种程序论证明,原初状态描述了一种纯粹的程序,按照这一程序获得的无论何种结果都被认为是公平的,因为“公平的程序将其公平性传导给了结果”。③

   罗尔斯认为他的原初状态的构想是基于对洛克、卢梭、康德的契约论的抽象。按照这一构想,正义原则被阐释为一种原初契约的结果,平等的原初状态则相应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这当然不是说罗尔斯认为存在一种前政治或前社会的状态,原初状态在《正义论》中更多地被用作一种获得正义原则的程序或方法。这一程序在罗尔斯看来同样可以被用来选择与证明对于个人的原则,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完善的正当理论,即罗尔斯所言的“作为公平的正当”(rightness as fairness)④。基于这一理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界说道德价值等概念,从而获得一种完整的道德理论。显然,作为一种方法或程序,原初状态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仅如此,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最后一节指出,原初状态代表了看待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种“永恒的观点”⑤,从这一罗尔斯的阿基米德点出发,我们可以建构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

   以原初状态观念为核心的契约论方法,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丹尼尔斯(Normal Daniels)认为前者事实上隶属于反思平衡,换言之,作为产生原则之程序的原初状态自身已经是我们反思深思熟虑的判断的结果。某种意义上,罗尔斯在谈到对原初状态中被选择原则的反思平衡证明时也似乎暗示了这一点,按照罗尔斯的建议,为了获得一种对初始状况的最可取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两端进行,首先看一下原初状态给出的程序是否足以产生与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或者正义信念一致的正义原则,如果不能,我们或者“修改对原初状态的解释,或者修改我们的判断”⑥。除此之外,罗尔斯表明“体现在原初状态中的条件正是我们实际上接受的条件”⑦。但是,即使我们有必要以反思平衡法去检测在原初状态中被选择的原则,也并不表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本身是日常政治信念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正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指出的,“我们通常并不认为只有在原初状态的那种特殊的困境中选择的原则才具有可接受性”⑧。德沃金并不因此否认原初状态的意义,其所否认的只是将原初状态视为反思平衡的一个要素的观点。⑨在他看来,原初状态本身预设了一种深层理论(deep theory)或观念,在这一理论阙如的情况下,不能仅仅通过反思而获得原初状态,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契约论起源的认可事实上表明了这一点。

   对此,丹尼尔斯可能会认为德沃金没有充分重视狭隘(narrow)和广泛的(wide)反思平衡之间的区分。虽然罗尔斯在《正义论》之后才正式明确这一区分,但在《正义论》中,他已经提出两种关于反思平衡的解释。在第一种情况下,反思者仅仅考虑与自己的判断和信念相近的原则,其所获得的原则只是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描述了他自己的道德感,因此,持有不同信念的反思者当然可能通过反思而达致不同的原则,并且我们不可能在这些原则之间作进一步的裁断。与此不同,在第二种情况下,反思者将所有相关原则及其哲学论证都尽可能纳入自己的视野,其反思活动追求的不再只是原则与信念之间的契合,还包含了在不同原则之间可能作出的取舍。

   丹尼尔斯在他对罗尔斯反思平衡法的富有影响的解释中,将广泛的反思进一步阐释为三层级(three-tired)的复杂反思活动,其所涵盖的不只是深思熟虑的判断与原则,还包括相关的背景理论(background theories),诸如道德人的观念、程序正义观以及相关的社会理论等。⑩所以,即使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确实如德沃金所说的那样预设了一种深层理论,这一理论也已经被包容于广泛的反思视野中。原初状态或者说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因而可以被视为广泛的反思平衡方法中的一个组成要素。

   毋庸置疑,任何反思活动总已经预设了反思者置身其中的背景文化的诸多观念,将这些观念纳入反思视域当然增强了反思的深度与广度,但也可能使得反思活动过于复杂而无法成为可操控的方法。正如哈斯雷特(D.W.Haslett)所言,如果深思熟虑的判断已包括各层级的道德判断,并且这些判断已纳入相关事实,那么引入背景文化与观念并无太多意义,也不能增加达到即使是临时的平衡点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深思熟虑的判断因为其可错性不足以支持原则,那么背景文化观念同样不能。(11)

事实上,罗尔斯对广义反思平衡的阐释所注重的并非只是其内容的拓展,更多的是不同个体的反思活动之间达到一致(convergence)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伦理学史上的典范性原则已经充分反映了反思的平衡中的判断者之间可能的分歧,通过纳入这些原则,我们就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判断与原则,而是同时进入与其他反思者的对话之中,反思活动因此具备了一种主体间性的(intersubjective)意义。罗尔斯认为道德哲学所关心的是后一种意义的反思平衡。在《独立的道德理论》中,他进一步要求从事道德理论的哲学家在介入反思时,“区分自己作为道德理论者与持有特定判断与原则的个体的不同的角色”(1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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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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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现代哲学》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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