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圣平 范佳慧: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判断的解释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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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圣平   范佳慧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大多通过界定《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性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来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此一裁判进路有其局限性,一则强制性规定的二元化区分无法涵盖私法上的越权规范;二则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首先应解决的是该行为的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其次才有合同效力判断的讨论空间,两者并非同一问题。从规范目的看,第16条是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来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越权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首先应以《合同法》第50条为基础判断该行为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其法律后果应当类推无权代理的规定予以处理,即对公司而言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

   【中文关键词】 公司担保法定代表人规范性质 法定限制越权代表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实体经济的发展无不端赖于信用授受。[1]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商事主体,[2]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是信用授受过程中常见的增信措施。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之前,对公司的担保行为与正常经营行为并未加以区分,[3]“我国公司企业在过往的活动中极度忽视股东利益,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控股股东通过担保谋求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泛滥,使得公司治理结构丧失制衡功能,特别是上市公司问题更加严重”。[4]在日益严重的公司“滥保”现象之下,不仅公司、中小股东及一般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不受限制的公司担保更是在福建、广东、新疆等地形成了危及整个金融体系和区域金融安全的“担保圈”。[5]区域性担保风险的化解,仰赖于地方财政的“兜底”,但这一经验不合法理,也不可复制,公司“滥保”风险的根治尚需前置化的制度性措施。[6]鉴于实践中规制公司“滥保”行为的迫切需要,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作出了明确限制:“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16条第1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2款)“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3款)[7]但该条并未涉及违反之后的法律效果,属不完全法条,无法独立适用,现行法上哪些条文可与之配合构成完全法条存在疑问。

   “公司法本身承担着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职能,如果过分强调对公司相对人利益的保护,难免导致法律功能及法律解释的错位。”[8]正如魏德士所言,“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在规范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9]如此,在以《公司法》16条作为裁判基础时,应当先就该条的规范意旨进行探析。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但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时,无法从担保权人处取得相应对价,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还要以公司财产为债务人承担代偿责任,由此决定,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质或营利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司的设立本旨和存在目的。[10]但在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采行担保贷款的大背景之下,《公司法》并无意从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的角度否定公司的担保能力,转而基于担保可能危及公司资产安全的事实对公司担保作出特别限制。《公司法》16条的立法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格控制公司担保意思的形成,落实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维护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平衡公司担保债权人和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在公司担保纠纷中,公司及其股东、相对人、其他债权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在以现行法为基础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问题进行解释时,如何均衡考虑各方利益,以免产生利益失衡的负面后果,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进路

  

   司法实践就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效力问题已积累数量可观的裁判案例。基于案例的典型性及节约讨论成本的需要,笔者选取最高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典型案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公报案例为分析样本,梳理法院的不同裁判进路,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本文的讨论。根据对法律规范及彼此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进路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规范性质识别进路。这种裁判进路以《合同法》52条第5项为依据。《合同法》52条第5项为不完全规范,需要参引构成要件,转介到强制性规定,从而补足为完全规范。《公司法》16条即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合同法》52条第5项效力评价之中。规范性质识别进路首先判断《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认定该条(款)属于任意性规定还是强制性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还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而判断《公司法》16条是否属于《合同法》52条第5项的构成要件,从而认定违反该条的担保合同的效力。[11]在第16条的规范性质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多项判决将之认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12]其理由有:“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13]“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14]“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15]“不应将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否则将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及公平”。[16]在认定第16条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后,继而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规定为由,认定涉案担保合同有效。此外,亦有部分判决直接认定第16条为管理性(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并未对此进行说理,裁判结果亦是担保合同有效,公司应对外承担担保责任。[17]

   第二,法定权限限制进路。这种裁判进路是以《合同法》50条为规范基础,将《公司法》16条理解为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未经公司担保决策机构的决议,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构成越权代表,结合具体个案事实判断相对人是否属于《合同法》50条规定的除外情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进而判断违反《公司法》16条的担保合同的效力。[18]“该规定在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上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法定限制,因此在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规定越权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有效时,还应考察该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50条规定的表见代表,相对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是否为善意。”[19]在相对人尽到相应审查义务的前提下,则主观上构成善意,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公司应对相对人承担担保责任;[20]若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则应认定在主观上存在过失,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21]质言之,第16条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且“法律规定具有公示作用,任何第三人均应知悉”,[22]相对人应当就公司担保的决议等文件进行审查,并以此作为判断是否是《合同法》50条中善意相对人的基础。

   在这两种主要的裁判进路之外,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还存在其他的裁判思路:如直接通过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来判断公司的责任有无,认为第16条属于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不能约束交易第三人,并不要求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在“判定公司行为效力时,应严格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公司法侧重调整公司内部关系,但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过程中亦应受合同法和担保法等法律的调整。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不应受该内部程序性规定的约束。对是否存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不应负有审查义务,否则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23]此类裁判中的裁判理由构成上述“规范性质识别进路”中的裁判理由之一,容后一体分析。

   由此可见,在规范性质识别进路之下,法院说理重在对《公司法》16条的性质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的判断。在法定权限限制进路之下,法院说理则重在分析相对人是否负有并善尽审查义务,从而以《合同法》50条为基础进行效力判断。

  

   二、规范性质识别进路的反思

  

   根据《合同法》52条第5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仅只有违反其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从文义上看,《公司法》16条在规定公司担保行为时使用的是“不得”、“必须”这些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词语,该条的规范性质应为强制性规定而非任意性规定。[24]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二分格局下,若认为《公司法》16条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行为无效;反之则有效。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数裁判结果即受此论证逻辑的影响。然而,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从适用领域上来看,规范性质识别进路皆有其局限,并非解决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问题的妥适路径。

   (一)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持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说者认为,《公司法》16条拘束对象不仅包括公司及其内部人员(即法定代表人、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且涵盖相对人(即担保债权人),在性质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此达到遏制公司无序、恶意担保行为发生的政策目标。[25]持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说者认为,《公司法》16条并没有规定违反该条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如认定担保合同有效可能损害的仅仅只是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违反该规定的后果是使相应主体承担其他法律责任,而非担保合同无效。[26)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在裁判实践中拥趸者众多,但有关强制性规范的识别及区分本身即存在问题,在方法论上仍有诸多需要检讨之处,具体如下:

首先,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管理性和效力性并不周延,不能涵盖所有的强制性规定。规范分类是对业已抽象化的规范进行的分类并赋予名称的过程,是一种从抽象到抽象的过程,由于缺乏现实世界的信息支撑,就可能存在缺少与现实世界的应对而不周延的情形。[27]《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大抵源于史尚宽先生的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28]“强行法得为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29]然而,史尚宽先生的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的二分是在排除法律明文规定有其他效力的情形,如效力为可撤销者。[30]在《合同法》52条第5项之下对强制性规定再作区分之时,一项前提工作是将对合同效力已作另一维度之评价的“能为规范”剔除出其适用范围,相应地,“效力性”和“管理性”的二分也就不构成对与任意性规定相对之强制性规定的封闭式分类。[31]私法上调整越权交易的规范,例如无权代理和无权代表的规范,就属于“另有其他效力规定的规范”,《合同法》52条第5项对此无能为力。[32]《公司法》16条规定的是公司担保的法定权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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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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