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嵘均: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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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嵘均  

   内容提要:当前,由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交融而型构的虚拟文化及其内在结构的冲突,既有可能推动现实社会问题及结构性矛盾的解决,也有可能造成现实社会的失序和混乱。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哲学视角审视,其对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迁,既可以产生促进或聚合其发展与变迁的同化作用,也可以起到阻碍或消解其发展与变迁的异化作用。对于其阻碍或消解政治文化健康发展以及政治生态正向变迁的异化影响,应该采取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即采取网络虚拟社会的自我管理、国家或政府对于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与现实社会治理的统一及其相互作用的协同治理策略,以促进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 键 词:网络虚拟社群  政治文化  政治生态  治理

  

   当前,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信息化与网络化浪潮以及由此型构的互联性“网络空间”的出现被尼葛洛庞帝称为是一种“媒体再革命”,而这一范式革命的根本在于:一方面它实现了社会由物理性质的运作方式向虚拟性质运作方式的飞跃,另一方面它形成了具有更大时空尺度的人文社会组织和环境,而网络和信息的流动从根本上打破了工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中心—边缘”运作机制与结构特性,从而也根本改变了人类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并催生出新的社会互动模式——即“网络虚拟社群”,或称为“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这已经成为网络时空与物理时空中社会化媒体最核心的组织方式之一,并且,它以极强的包容性和变革性把特定社会秩序结构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置入自身的背景和机制中。①因此,在此背景和机制中,审视和研究网络虚拟空间中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结构形态的演化以及考察社会领域分化、民族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秩序结构,则具有了网络媒介解构物理时空中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并同时建构网络时空中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双重意义。

  

   一、网络虚拟社群文化的政治哲学诠释及其内在结构冲突

  

   网络技术和IT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普及所带来的变化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网络以及信息的流动正在引发文化变革,从而使人的政治观念、生活观念都脱离了近代所确立起来的基本框架”。②由此,社会群体——作为人类活动基本组织方式之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网络虚拟社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为人们进行互动与沟通的新型空间。

   在网络虚拟社区中,网络虚拟社群依托新兴媒介技术、微电子技术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等而大规模地兴盛起来,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身份的认同和共同体的重建,成为兼具传统社群凝聚力与现代社群自由度的共同体”③,它以身份认同为基础“构建了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趣缘‘圈子’,并形成了‘圈子化’的文化传播机制”。④因此,我们可以说,网络虚拟社群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它是一种基于特定情感的社会性存在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学家库恩以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探究虚拟社群形成的要素,认为虚拟社群是由符号和意义持续建构的产物,或者说是由提供成员认同感之规范性的代号和价值组成的集合物,从而提供了从文化维度来确认和把握对虚拟社群的概念内涵。而安德森不仅从文化视域把握虚拟社群,而且提供了理解虚拟社群的心理机制。他提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这一著名的概念,认为所有的社区都是想象的,是一种“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而这一机制的解释恰与D.安齐厄把虚拟社群的形成是基于一种打破时空界域的无意识心理联系的“幻象”这一精神分析视域相似。正是这种想象的心理机制使得虚拟社群中的个体成员得以打破时空的界域,并且使得在非面对面与匿名情境下的交流与共享成为现实。基于此,有学者把这种“想象”进一步理解为“集体想象”,而正是这种集体想象使得那些并不认识乃至于从未曾谋面的人们能基于鼓励与支持的想象建构共同体并由此产生某种归属感。⑤因此,虚拟社群应是一个经由网络互动性、想象性经验及文化建构出来的虚拟实境,也是一种意义和社会控制的系统。其特点有:经常性的交流与合作、谈话及各种沟通、资源共享、鼓励与支持⑥;然而,这种交流与共享乃至支持是非面对面的、匿名的、虚拟的。

   确认和把握这一概念,应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化蕴涵中确认和把握这一概念。在进入虚拟世界并建构虚拟社群时,我们不仅可以创造出源于无限想象力的纯粹虚拟事物,而且能够进一步洞察我们经验的界限,从而拓展意义世界的疆界,它并非是纯粹技术性的,“而是文化的、经验性的,网络空间或虚拟实境——与其将之视为技术建构的,不如将之视为文化建构的……是经验上的而非技术上的一种组合,而且,我更相信它主要是一种想象性(imaginative)的而非感官性的经验”。⑦二是从其社会存在性角度确认和把握这一概念。虚拟社群作为一种想象的文化建构的共同体或虚拟实境,其“虚拟性”并非是一种纯粹的“虚无”。一般而言,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化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其虚拟性在网络空间中具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表现形态⑧:其一是虚拟想象,即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制造出逼真的三维虚幻世界,并且为了某种目的,通过技术手段将这种境界呈现在群体和个体面前,通过声音和拟像等感官输入的组合使人彻底忘却理性中的时空观念,并被诱导从而相信乃至享受这种幻境或幻象图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吉布森说,人们“能够被‘接入一个预先建造的赛博平台中’,在那里,我们的意识脱离现实,处于一种‘集体幻觉’之中”,而拉尼尔也毫不犹豫地揭示虚拟世界的幻境图景,“即使你仍在原处,你也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到处走动”。⑨其二则是虚拟实在,即在网络空间进行的并以之为中介的各种虚拟的客观现实、社会关系和文化符号形态,是对客观物理或自然存在的现实活动的虚拟对应,因而并非是“虚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虚拟实在并非比自然实在更虚幻:作为交流与沟通的境域,在这里所呈现的是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交织与渗透,形成一种所谓“真实虚拟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正是在这一点上,曼纽尔·卡斯特曾恰如其分地指出,互联网“通达全球、整合所有交流媒介以及具有互动潜能的特点,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而且“目前以一切沟通模式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是诱发出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real virtual)”,“现实本身完全陷入并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在那个假装(make 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仅不限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表象本身便成为经验”。⑩由此可见,在曼纽尔·卡斯特这里,现实总是虚拟的,因而虚拟社群中成员的交往也成了真实与想象的混合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真实虚拟”的交往和生存方式,由此便模糊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从而在虚拟社群成员的心理上形成一种真实感。

   而在这一点上,波德里亚、齐泽克与曼纽尔·卡斯特有着相同的理解。依据波德里亚关于“拟像世界”的理论,拟像世界的状况是一个模仿或虚拟的社会,它不是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景象)社会,也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社会。模仿是再现存在的东西,是对可能的、现实世界的图像表达以及对现实的形象和情境模写;而模拟则是臆造尚不存在的东西,以数字化的虚拟“制作出来的虚幻世界及其构成的网络文化作品,形成对非现实世界的现实仿真,以及对现实世界的非现实幻变,把人们的活动从以往以物质实体和能量载体为基础的平台,转移到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平台上来”。(11)因而,模仿的本质在于对真实的再现,而模拟的本质则在于对虚拟事物进行想象性的创造或者再现;模仿是确证现实原则,因为真假之间的差异很明显,而模拟则相反,它“威胁到真与假、真实与想象物之间的区别”(12),并从根本上消解了哲学本体论命题中的“存在”及其意义。对于什么才是模拟性仿像,波德里亚认为,仿像就是没有原本的可以无限复制的形象,它没有模仿的特定所指,纯然是一个自我的指涉的自足符号世界。“问题不再是真实的虚假再现,而是遮蔽了真实因而不再真实这一事实,所以这是一个挽救现实原则的问题。”(13)由于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所以人们接触世界的方式在主要依靠人为的表征比现实本身更为重要的形象符号,然而这却带来更加严峻的问题,即,其必然会导致形象和形象所表现的真实之间的界限发生断裂。在这一点上,齐泽克与波德里亚的观点是一致的。齐泽克同样认为,虚拟现实的体验应该使人们意识到自己一直打交道的现实总是虚拟化的,“客观现实自身、客观现实及其表现、自我身份三个层面上各自固有的界限已日趋模糊,最终面临外部和内部之间区分界面的缺失”,“内部的外在化导致对我们身体本身的技术殖民”,而“外部的内在化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切断与现实的联系,直接沉浸在虚拟现实中,最后每个人都沦为不同程度的赛博格”。(14)然而,“这种虚拟现实与传统现实并非截然对立,而且就本质而言,从来就不存在直接经验:意义上的现实,现实本身已经包含了最小程度的虚拟化,赛博空间的激进性并不在于对虚拟现实的技术性实现,恰恰相反,它还不够虚拟,而仅仅是延续了现实的逻辑”。(15)齐泽克就此提出了他对于赛博空间的文化本体批判:仅以这种虚拟的现实来呈现或暴露现实本身的虚拟特性,正是网络虚拟文化最具创伤性所在。可见,在虚拟真实的文化系统中,虚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交织与渗透,虚拟取代真实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导因素,人们“线下”的日常生活与“线上”的网络生活正在日益融合;而同时,作为一个意义和社会控制的系统性存在,其运行程序是数码化或信息化的,并使得现实存在能被我们依据需要进行一次次的修改或重新构造。在这种状态下,虚拟社群所蕴涵的文化生成是一种伴随虚拟行为规则生成、虚拟实践有序化的内生过程,而其治理模式则是表现为内部自我管理,并以集体或个体形式在不同运行层次上得以建构。这种在虚拟与真实的交织渗透在两个方面凸显虚拟社群的文化精神特质。

   首先,也是凸显虚拟社群文化精神特质的第一个方面,即:“真实虚拟”的生存方式形塑了新的文化形态特征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行为和社会关系。正如科幻小说家吉布森所指出的那样,日益侵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虚拟现实构成了人类的未来世界,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意识形态。而另一位研究虚拟文化的先驱——法国思想家保罗·魏瑞里奥则从技术进步对时间、空间以及速度产生的后果方面提出:技术进步不仅导致了时间对空间的征服,而且也空前地提高了速度并进而导致了深刻的文化转变。如果说,任何社群文化都既包含着共同的日常实践也蕴含着一整套无形的文化精神及实践准则,那么,基于网络虚拟社群的文化形态又具有着什么样的精神特质呢?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四个精神特质:

第一,其具有突破时空间距的开放共享性与以社会分化为背景基础的感性自由。网络主体的超现实虚拟生存突破了日常生活空间的有限性,使主体从单一性现实中解放出来,并任意地拓展其虚拟生存空间,这种“数字化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开放的行动空间。同时,作为一种虚拟信息化的生存场域,虚拟文化空间的交互性或者说互联互动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征,资源共享与网络空间的非独占性促进成员的“自由个性”生成,为人们摆脱现实束缚、自由行动创造了可能性。而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虚拟生存的网络虚拟社群成员的匿名性、流动性以及活动场所和活动规律等的不确定性,则降低了“他者”对主体的限制性,也减少了来自“他者”包括体制因素对主体的压力,因而主体的言论与行为或虚拟实践表现得更为自由。然而,“空间和时间并不是社会活动空空如也的集装箱,而是既使人类的行为成为可能,同时又对其起着约束作用”(16);由于享乐取向和理性的缺失以及网络的认知格局与理性意识之间的悖谬,容易降低人们处理现实的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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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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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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