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近代中国思想中的政体简化论与古史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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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舒  

   内容提要:受到晚清时局的影响,被引介入中国的西方政体学说很快蜕变为政体简化论,其古史叙事将秦以后的中国古代政制概括为专制政体,这极大简化了传统秩序的复杂性。此后,中国古代与西式现代在政道上更被视作截然对立。然而政治权力公共性是传统中国政道与西方政体理论的共同探求,传统政道注重分析文治政府的分工、制度之外的立意和个人对于秩序的能动作用等。因此,当代政体论需要克服简化倾向,并参照中国传统政道以完成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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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代以降至清代均为君主专制政体,这一论说并非严格的知识判断,而是政体简化论的衍生推论。政体简化论及其指导下的古史叙事是近代中国政治场域和思想场域交互作用而沉积形成的学理论说。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有意识地运用政体学说鼓吹君主立宪,同时也间接将西方政体学说经由日本引介入中国。20世纪初,政体学说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政治家借以表达各自主张的思想工具。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对于中国传统的批评异常激烈,此后政体简化论与古史叙事相互强化。西方政体学说的引入虽然丰富了中国近代政治理论,但是却在知识上形成很多僵化论断,尤其在对于中国古典政治的认知上,政体简化论将秦代以降两千余年的政治经验约简为帝制专制,并将其赋予在整体文明史中的决定地位,这导致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明在根本政治架构上缺乏正向意义。此后简化式的政体学说将传统政道和文化进行二元分割,这阻断了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开放对话。

   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提出,中国古代君主政体由于政权皆属于世袭君主,因此传统君主政制在主权归属上缺失公共性,即仅有治道而无政道。①牟先生的论断影响颇大,其可被视作近现代政体简化思维对现代中国的古史叙事产生消极作用的缩影。近年来,学界对于西方政体论及中国古代专制论的反思性研究逐渐展开。从思想史的知识考古角度,既有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专制论在近代学术思想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中国古代专制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思想家的东方主义偏见②。从一般政体论角度,既有研究梳理了西方古典政体理论,并指出现代政体理论应复归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的多元维度,并且面向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和市场结构进行重述③。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既有研究将政体学说归于西方所特有的政治思维,而中国古代由于共同体规模较大,思想家更注重政治实质即政道层面的探究,而非拘守政体这种政治形式④。本文在此基础上探究西方政体学说在近代中国嬗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简化论和古史叙事,并尝试指出中国古代政论家在对良善政治秩序的思考上,不仅着力“道”的建构,而且注重“体”的探寻。传统政道可以为当代政体理论重述提供古典知识资源。

  

   近代政体简化论的形成过程

  

   西方政体理论被引介入中国之后,即受到晚清时局的强烈影响,蜕变为简化式的政体论。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虽然对于泰西政治有过模糊概括,但是他们关于西方政体论说的引介在当时并未获得广泛传布。真正使西方政体学说在近代中国产生剧烈影响的则是在维新变法时期。众所周知,西方政体理论在近代东亚最早由日本思想家翻译介绍并系统运用以服务其国内政治变革。⑤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这极大激发了中国士大夫的救亡图存意识。1898年4月,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在上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系统概括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变革的各方面制度措施。其中,他将近代西方列强国富兵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体。“近自甲午战败后,讲求渐深,略知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学校,于是言学校者渐多矣。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政官,其一司法官……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夫国之有政体,犹人之有身体也。”⑥而近代日本崛起亦是因为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康有为有意识地借助西方政体论说以表达其维新变法主张。虽然在此之前另一位维新思想家黄遵宪在其撰写的《日本国志》(1887)中已运用政体理论分析日本政治⑦,但是究其时代影响来看,康有为所引介的政体论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伴随维新变法运动中民权思想的传播,中国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的简化论倾向也开始展露。激进思想家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一书中提出著名论断,“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⑧谭嗣同将中国自秦以降的政治简化为君主拥有无限权力的秦代政制,同时将战国之后的学术文化简化为提倡维护绝对君权的荀子之学,而二者又呈现相资利用的关系。维新思想家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原因归于中国传统,而为了推动其变革主张,他们不自觉地将传统作以简化处理。

   进入20世纪,政体学说受到严复所引介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在学理上呈现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分析视野。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一文,在坚持共时性政体类型分析同时,他运用进化论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政体变迁进行历时性政体演进分析。“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⑨其后,他论述了政体演进的各个阶段,即由族制政体、临时酋长政体、神权政体、封建政体到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西方近代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或民主革命政体,则是由君主专制政体经过政治进化而来。在进化论视野下,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体差别,并非是共时性的类型之别,而是变成了历时性的演进阶段之差。其后在1908年的《大同报》上,署名文元的作者发布《中国政体变迁论》,他在文中指出,“夫社会进化之秩序,要不外蛮夷宗法国家三阶级……中国自脱离封建制度后,国家社会亦渐次发生,而宗法社会之残声,终附焉而莫之或去。此二千年国家之演进所不能达于完全也。”⑩中国在近代之所以没有进化成为西方的现代国家,是因为以血亲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传统太强所致。中国传统政治被进一步简化成为进化不完备的宗法社会之国家,这也成为此后思想领域通盘否定传统家族制的思想源起。

   在同时期的政治场域中,立宪派和革命派政治家各自借助政体学说进行思想论战,包括辛亥革命前的立宪与革命之辩和民国初期的国体与政体之争。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虽曾一度倾向于民主革命,但其后他很快转回到君主立宪政治立场。1905-1907年,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掌控的《民报》展开论战。(11)在对于政体的论说上,梁启超以君主立宪作为政治变革的方向,与之针锋相对,革命派则认定民主共和政体更加适宜未来中国。关于双方的论战,民国史学家吕思勉指出,“于是革命,立宪,两派对峙……两派议论虽不同,其主改政体则一也。”(12)换言之,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均将改变清代君主专制政体为方针。而君主专制政体,则被视作中国自秦代以来两千年的政治常态。

   民国初期,关于政体的思想论战再度爆发,这一时期的论战主要由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引起。美国顾问古德诺在《共和与君主论》(1915)中认为,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君主制并且国民智识不高,因而“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13)筹安会代表杨度在《君宪救国论》(1915)中唱和,“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14)显然,古德诺和杨度用政体理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理论支持。面对民初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危机,立宪派和革命派各自从不同角度对帝制论调进行批驳。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文中认为,“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15)立宪派在此策略性地将国体和政体进行区分,在揭露帝制复辟专制实质的同时,巧妙地避开与袁世凯等强权者的正面冲突。革命派则对此表现地更加坚决,章士钊的《评梁任公之国体论》(1915)将帝制派和立宪派同时作为驳斥对象,其立论点为,“举其最浅者言之,君主国体为家天下,民主国体为公天下。”(16)民国初年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围绕国体与政体问题的争论,使得政体理论在此后中国的思想学术领域获得空前的影响力。此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领域将西方政体中的民主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境地,陈独秀呼吁,“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7)民主的光明与传统的黑暗在此被构建成强烈的视觉反差。民主被认定为救世良药,这种高调的政体新意识透射出当时思想领域对于近代西方政体的简单崇拜。

  

   政体简化论与古史叙事的相互强化

  

   20世纪20年代以后,政体简化论与古史叙事在学理上相互强化。在政体简化论指导下,古史叙事着重强调中国传统君主政体的专制特性。然而,政体是对共同体统治结构的事实概括,专制则涉及价值评判。政体是君主制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专制的。但在民国时期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论说中,中国传统政体是君主制,似乎不必多作分析,就可从君主政体推断出其必然是专制的。“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18)对于清代政治,民国时期的很多学人具有切身经历和认知,这往往使他们对清代政治的专制印象推扩到整个自秦代至清代的传统政治论说中,进而形成事实与价值含糊一体的简化论断。与此同时,传统政治中的君主专制被认为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古代中国的专制政体在超长时间段存在着,传统政治仿佛是停滞的,在其中只有君主权力不断膨胀变化着。陈怀在《中国近百年史要》指出,“我国自上古以来皆为君主专制之国,虽有贤圣之君如五帝三王者,施仁政、下膏泽于其民,然其视君与民之阶级,亦莫不判乎若霄壤之不同焉。嬴、刘以下日益加甚。”(19)这毋宁是说,在先秦时代,君主专制即已存在了千年以上,而秦汉以降,专制愈加严重。吕思勉则认为先秦时代中国政体虽有一定的公共精神,但是秦代以降至清代,中国则一直是君主专制政体。“中国后世之政体,虽若一君专制之外,更无他途可出;而推原其始,出治之法,实亦不止一途。”(20)他的《中国政体制度小史》着重论述秦汉两代的政治专制性和晚明黄宗羲的反专制思想,而对于期间如唐宋等各个时代的政治则几乎没有论及,秦汉以后直到清代君主专制政体的连续性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在古史叙事中,政体简化论所着力论述的专制政体被赋予决定一切的地位。萧公权在《论君主政体之实质》中将君权独尊独治作为专制政体的最大特点。“由秦汉到明清二千年间专制政治虽然在效用上好坏不齐。然而本质上却是始终一贯。”(21)在古代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政治经验之中,政体简化论认为可辨析出一个持存且宰制一切的帝制结构。“秦代行极端的专制,不久覆亡。汉以后的君臣往往引为前车之鉴,设法对专制政体加以限制或粉饰。”(22)帝制结构是如此稳定,以至于漫长的古代政治史仅被理解成王朝的治乱循环,后来的王朝仅仅是之前王朝的复制体,而传统政治思想更多的则是被视作帝制架构的遮羞物,这无疑是将传统政治史敉平为均质的时间,其中的历史图景亦变得单调灰暗。不仅如此,在构成文明体的诸多要素中,专制政体的帝制结构具有根本性地位,并决定整体秩序的其他各个层面。“专制健全,天下随之以治。专制衰微,天下随之以乱。君主一身系天下之安危。”(23)独享统治权的君主被认为是决定华夏共同体治乱兴亡的终极因素。古史叙事中的政体论亦和传统时代的社会文化发生关联。20世纪30年代盛行一时的“全盘西化论”,将传统文化和传统专制政体建构起知识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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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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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学海》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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