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扬斯:西方民主的萎靡与“非西方式民主”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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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扬斯  

   内容提要:非西方式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有关民主之未来的讨论的焦点,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近年来表现糟糕等背景下,人们愈发呼唤非西方式民主的到来,但与此同时,对它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本文认为,对民主变化形式的探求能够且应当建立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之上,最满足人们需要的民主变化形式应当体现为保障政治自由主义核心内涵的“自由主义+”。在此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变化范围沿着如下五大轴线而存在,即个体与集体权利、经济公正、社群主义形式、行动主义与代表制的替代形式以及非西方式司法,所有变化形式都含有提高“包容性”这一内涵。在新形势下,国际民主援助战略同样受到挑战,参与援助的人们在思考“如何”进行援助的同时,也需要重新反思民主援助的内容。

   关 键 词:自由主义民主  非西方式民主  自由主义+  民主的变化形式

  

   一、引言

  

   人们对“非西方式民主”这一概念的支持正变得愈发热烈、普遍且坚定。在许多地方,该概念已成为有关民主之未来的讨论的焦点。对非西方式民主类型的呼唤是后西方世界秩序兴起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若参加一场有关民主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你很可能会听到以下这些激昂的观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已不再可靠,如今,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中,非西方式的政治模式应当得到支持。

   探求不同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规范的民主形式是合乎情理的,且应当被严肃对待。不过,这同样也值得谨慎回应。“非西方式民主”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概念,尽管支持政治形式要因地制宜并且真实可靠的观点是合理的,但是一种独特的非西方式民主类型还需要得到准确的界定。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无疑为民主创新提供了新的理念,而来自西方国家的民主支持者们也应当为推动这些理念付出更多。

   为何对非西方式民主的呼唤与日俱增?若干原因如下所列:这些呼唤既源自国家内部的政治变革,也产生于国家之间全球力量制衡的改变。

   非西方式民主这一概念愈发有吸引力的首要原因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近年来表现糟糕。各项民意测验不断显示,西方国家的公民愈发对自由主义民主感到沮丧,因为其无力应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民众对政治党派、持续腐败、经济不平等的不满日益加深。公民抱怨他们缺少真正有意义的政策替代方案。其结果是,狭隘的民粹主义幽灵如今在许多欧洲国家游荡。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非西方国家的政府与公民不再如10年前那样把西方式民主视为追求的目标。世界各地的公民或许都希冀更加开放的治理形式,但人们正慢慢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目前存在的众多问题正根源于其内在的西方式特质。

   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乃是第二个原因。随着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变得越发强大,它们同样也试图推广其自身关于良好政治的理念。有关非西方式民主的论述如今已经成为关于后西方世界秩序讨论的必要组成部分。新兴国家对西方民主的抵触与其日益增长的国力密切相关,并体现了它们欲彰显其有效主权的决心。

   全球化在两种意义上推动了非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促进新兴国家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另一方面,全球化产生了某种迷茫感,因而使人们更加坚守本土的身份认同。变化中的全球政治模式将迅猛扩张的现代化与传统结合起来。人们愈发想要探索能够将现代化与传统紧密结合起来的新的民主形式。现代化进程本身也正在经历变化。在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与现代经济形态在自由主义出现后很久才发展起来,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自由主义并没有在民主与现代经济生根发芽之前的若干世纪出现。

   在1990年代,摆脱了威权主义的国家似乎都因循旧例走上了一条以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为终极目标的道路。然而,今非昔比,许多、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转型国家都陷入了一个介于独裁统治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些混合型制度并非是对西方模式的短暂偏离,而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政体类型。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政体能够更好地符合因地制宜这一合法性标准,因此决不能将其看作是某种西方制度的劣质复制品而对其置之不理。它们通向民主改革的道路并不需要被动模仿西方,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开拓出自身的路径。

   第三个原因在于,在过去10年里,对冲突所进行的外部干预的失败使很多人认为,西方的民主范式不适合脆弱的国家。近来西方国家在冲突解决过程中的糟糕表现刺激了人们对非西方式民主的兴趣。很多人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提供的诸多教训之一便是需要一种“后自由主义”的和平建设模式。要克服持续的暴力冲突或许需要谨慎设计各方之间的冲突解决机制。有证据表明,在矛盾重重的国家,一种基于种族身份和宗教信仰的群体赋权机制比竞争性自由主义模式更为有效。因此,关于冲突解决方案的国际政策方面的讨论已经扩展为有关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方案的思考。

   与此趋势齐头并进的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司法判决日益广泛地采用习惯法或传统方法。在支持者看来,相比正式的西方法律制度,这样为本地所熟悉并被时间所证明的方法通常能使正义的实现更加迅捷,成本也更低。据称,本土的法律系统提供了充分基于文化传统的矫正措施,这些矫正措施依靠的是信任、调解以及让违规者重新融入地方共同体,而非西方法制中的惩罚措施。对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基础的法治而言,法制多元主义的趋势对其定义进行了拷问。

   第四个原因是,许多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政府似乎对非西方式民主表示出相当程度的兴趣。它们已经意识到人们日益要求具有地方独特性的政治制度,进而声称赞同寻求民主制度的其他形式。它们也明白,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国际民主援助战略并不成功,即使是当地最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也批评这些战略刻板僵化以及追求“一刀切”式的一致性。今天,在参与支持民主和人权的国际项目的人当中,几乎没人会怀疑需要制定符合“本土价值”的特定政策,而非简单地套用西方范式。

   早在2007年,联合国大会就否认存在任何“单一的民主模式”,尽管它也肯定“各民主政体具有一些共同特征”。2011年初,在“阿拉伯之春”发展到高潮之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称:“每个社会都将致力于实现自身的民主价值,并会按照自身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机制,因为我们同样承认文化、历史和经验的独特性。”几个月后,奥巴马总统也谈道:“并非所有国家都会采用我们特有的代议制民主形式。”欧盟外长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评论说:“尽管民主是欧盟的基石,但显然并不存在民主政府的单一模式。”

   随着西方国家领导人表达了他们对不同民主模式的开放态度,非西方式民主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开始考虑,如何将它们对民主的援助作为其日益活跃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当这样做时,它们诉诸非西方式的民主转型,并宣扬不同政治模式的重要性。随着西方国家逐渐失去对国际民主援助战略的垄断权,这种援助的实质同样也渐渐失去了西方色彩。

  

   二、对非西方模式的质疑

  

   人们充满热情地高声呼唤着非西方式民主,却极少准确地阐明非西方模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真正将非西方民主模式与西方民主模式区分开的是什么?一般的理解是,非西方社会想要更少程度的个人主义、更多的传统社会价值、更大的经济平等以及基于更多共识和参与的政治生活。然而,依旧不明朗的是,这些愿望要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的一种独特的非西方版本。

   一些呼吁非西方式民主的人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有着固有的缺陷;而另一些人则并不持如此尖锐的观点,他们试图寻找更加温和的制度差异。第三类看法大体上认可西方式标准,但同时也担心这些标准对其他国家而言太过苛刻以致无法实现。对一些左翼群体而言,发展某种非西方式民主政治是朝着经济公平的令人欢欣鼓舞的转向,也是西方标准的帝国主义的终结。而在一些右翼人士看来,支持非西方式民主理念是对西方国家政府推广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抵抗。

   尽管对非西方式民主的呼吁并非总是威权主义的托词,且不应因此而招到反对,但这些呼吁有时的确带有这种倾向。一般认为,非西方社会更重视达成共识,而非对抗性的政治竞争。这很容易倒向一种观点,即认为单个领导人或政党有权决定一个社会一致同意的一整套价值。那些迫切要求民主形式在当地是真实可靠的人普遍声称,发展中国家需要明智的护卫者来引导人们——然而,这种支持由据称是有智慧的少数人来统治的柏拉图式的政治范式,在其内在根源上显然与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一样,仍然来自西方。

   即使非西方式民主不是某种温和威权主义的托词,它所依赖的关于自由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社会或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断言也是存在问题的。在冷战后的几年时间里,多数人把自由主义民主的扩张看作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不可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当今人们对西方式民主的冷淡。激进的批评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巩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并使其合法化,而后者所滋生的不平等削弱了公民行使其自由权利的能力。紧随而来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左翼民粹主义的民主类型之所以要求限制个体权利,是为了能够实施非正统的经济政策。

   尽管这一批评提出的如下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即需要把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它也有走向简单化的危险。三个世纪以来,政治思想家已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认为要实现经济公正就必须减少民主的自由主义成分的观点有些夸大其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Mill)提出的著名论点指出,自由主义的政治权利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当前,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已建立了强大的再分配型政府。证据显示,在解释社会经济平等的程度方面,政体类型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变量。在有效的国家能力与特定的民主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一致的相关性。最近的情况表明,一些左翼民粹主义政权只是在运用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手段来巩固其自身权力,而非保障更公平的经济政策。

   另一种经常被谈及的批评指出,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必然包含过度宽容的社会价值。这一观点同样十分可疑。宽容的社会规范或许源自西方社会的本质,但它们并非是任何特定民主机制的必然组成部分。在智利、波兰和韩国等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公民恪守着保守主义的社会价值。一个国家在以自由主义社会价值与传统社会价值为两端的连续统中所处的位置与其政体类型之间并没有很强的关联性。

   有关非西方制度的论点时常导向本质主义。它低估了文化价值随着国家历经不同政治发展阶段而发生演变的程度。在发展中地区实行“本土化”民主形式的呼吁,时常遭到非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支持者和民主主义积极分子的反对。这一挑战更加微妙:在城镇化浪潮等的推动下,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家庭形式和乡村团结(village solidarity)的形式已然瓦解,但那种普遍存在于西方先进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团结的现代形式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以填补它们的位置。充满悖论的是,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人们或许会抗拒传统价值,而与此同时,面临诸多问题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却愈发想要保护传统。这再次说明,政治体系与支持传统价值之间并没有一致的关联性。

人们常说,西方民主过于强调对抗性,而其他社会则偏好更具合议性与公共性的制度形式。然而,公共机制有其自身的权力运行方式与既定利益,且服从于自身的操作形式。此外,西方政治的特性并不必然源自自由主义民主本身。西方现代政治也许会导致摩擦且具有对抗性,但这并非是西方民主的本质属性的必然产物。如果它们愿意,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把一种不那么激进的政治争论风格与一套完全开放的民主机制和自由保障措施结合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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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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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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