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扬斯:西方民主的萎靡与“非西方式民主”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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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扬斯  
那些关心民主援助政策的人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中的人们大部分都在忙于让项目进展得更加有效,并忙于制定某种策略来驱逐独裁者。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还不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在民主援助领域,民主概念本身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讨论。

   来自西方的援助者们强调说,他们并没有试图输出一种西方特有的或自由主义的民主类型,并且对非西方民主实践持开放态度。批评者们反驳说,这种说法并不诚实,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上致力于将自己对民主的理解强加给其他社会——无论这种做法是出于所谓的民族优越感和学理上的严谨性,还是因为这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鼓励发展本土特色对国际民主援助事业而言显然是一个挑战。随着甚至出于善意的西方政策也不可避免地阻碍具有本土合法性的体制的兴起,质疑者认为,对民主的真实可靠性的要求会导致民主援助的理念变得十分有问题。

   批评者们告诫西方援助者,不要过分强调选举的作用,同时要谨慎支持在非西方公民社会中几乎难有生存空间的专业倡议型非政府组织。西方的民主援助者们似乎不太愿意支持那些倡导更激进的参与式民主理念的社会运动,然而他们似乎也在避开某些公民组织,这些组织关注的是在与国家体制的合作中形成集体身份认同,它们不同于那些仅聚焦于个体人权的组织。许多西方援助者仍然倾向于把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与支持赞成民主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

   事实上,西方援助者已经开始比一般所认为的要更加关注民主的变化形式。尽管批评者们对西方民主援助的控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道理,但这些控诉时常被过分夸大了。西方国家政府远不是目光短浅地在任何情形下都推动提前选举,它们时常对需要在转型国家推迟大选而感到歉疚,因为这会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在阿富汗、马里、索马里以及南苏丹这样的冲突高发国家,许多援助者以及国际组织与部落首领和传统司法机制共同合作。在巴尔干半岛,美国和欧盟优先考虑的是符合本土条件、获得一致同意以及权力共享的问题解决机制,而这些机制与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原则并不是十分协调一致。援助者目前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通过社会组织而不是专业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公民意识,并且开始与“非传统的”社会组织合作。欧洲国家对在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建立的民粹主义民主形式相对比较同情,并始终关注社会经济权利以及旨在提升经济公正的各种项目。

   的确,传统的民主援助希望通过支持非西方式民主形式来获得合法性的提升,但一些援助者夸大了这种提升的程度。然而,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没有兑现其对民主变化形式作出的承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不十分确定如何去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者们没有在援助者的政策中看到任何对民主变化形式的绝对支持。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官员和专家们仍然时常抱怨,西方的民主援助者们无视部族结构,并破坏了不符合西方权利标准的传统机制。这导致国际援助在利比亚、马里、巴基斯坦和突尼斯这样的充满多样性的国家受到了抵制。

   前面描述的五大变化轴线表明,援助者们应如何采取更多行动来允许、甚至鼓励健康的民主变化形式的发展。民主援助组织应当探索,公民权利如何才能被重新调整为某种增强集体道德认同的手段。他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以一种更加关注宗教价值的方式来构想自由主义的各项权利。对热衷于探索非正统经济模式的社会组织的支持应当比目前更为普遍。面对经济困难,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如今在设计更为有效的民主代议制度方面面临着共同挑战,而民主援助项目则可以对这些挑战进行探究。对于权力共享的、共识性的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形式,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这种社群主义保障了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协商和进行调整。

   民主援助项目应当更加系统地思考如何推动一种正常运转的直接民主,从而努力走在科技潮流的前列。国际社会应当思考如何才能为新的参与形式——例如参与式预算——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而同时不违反标准的代议制程序。援助者应该探寻新社会运动的积极潜能,与此同时也要纠正其负面性。其理念应当是与那些与国家存在更多对抗关系的群体进行合作,同时也应当与那些认为公民社会的功能不只是约束国家、而且也赋予国家以权力的群体进行合作。最后,援助者们应当探索本土社会的传统结构,以增强其在形成更具效率和共识性的司法制度方面的潜能,同时使其不违背核心的人权标准。最重要的是,对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而言,它们都需要对新的路径保持开放态度。

   非西方国家不只是国际政策的接受者,如今也是国际影响力的源泉。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等新兴的非西方民主国家,在推动民主的变化形式方面或许比西方民主国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新兴的民主国家显然有优势,因为它们推动的政治改革类型不能以它们是不合时宜的西方式改革这种理由而被否决。非洲、阿拉伯地区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今正向这些国家寻求建议,借鉴其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学习其国家能力建设的经验。新兴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将对和平建设和社会正义的关注与对政治改革的关切交织在一起。

   然而,依然不清楚的是,新兴民主国家是否有着独特、成功且可复制的民主模式来输送给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它们在民主援助方面的举措主要在策略而非目标层面上与西方国家不同。它们并没有推动一种独特的新型民主。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当涉及援助社会运动和公民行动主义时,它们甚至比西方援助者还要谨慎,并且倾向于某种精英主导的变革(这种偏好并不总能被发展中国家的抗议者们所接受)。考虑到批评者们抱怨西方民主国家太执着于选举,如下事实令人吃惊: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政策恰恰在选举观察领域表现得最为活跃。

   非西方民主国家强烈批评西方民主国家推销其自身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然而新兴民主国家同样倾向于仅基于自身的民主转型经验来看待政治变革。这意味着它们常常意识不到其他国家的境况或许与自己非常不同,因而所需要的外部政策干预不能只局限于传授民主转型的经验。尽管新兴民主国家在推动不同区域的民主变化形式的发展方面有着巨大潜能,但如果想在最大程度上取得成果,那么这一潜能需要得到进一步培育。

   在未来几年,民主的变化形式很可能会增多,甚至可能有助于遏制威权主义的抬头。但是,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构思这种变化形式,否则,将会助长非自由主义的发展。即将形成的新的全球秩序的性质还是个未知数。当新兴国家挑战自由主义的规范时,民主制度必须证明自身有能力适应和吸纳来自西方国家以及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理念。

   “自由主义+”的原则意在说明,需要认真对待那些赋予包容、多元主义和问责等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以更多意涵的非西方观念。沿着前文界定的五大轴线所实现的民主变化形式展现了积极创新的前景。一些变化形式将需要非西方国家作出某些西方国家将不会支持的决策;而另一些变化形式则与那些试图以基本相似的方式提升现有的民主实践的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有关联。支持“民主的变化形式”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要将所谓的“非民主”政权转变为“民主”体制,而是意味着在所有类型的政体中提升民主的质量。

   如果过去那些参与执行民主援助方案的人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援助改革者,那么如今他们有可能也需要花时间来反思一下需要援助什么样的改革。如果国际社会对民主体制创新真的持开放态度的话,那么对于“如何”进行民主援助以及援助“什么”则需要进行系统的批判性反思。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15年第4期(总第26卷)。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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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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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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